是旧家具，但色彩搭配得极其协调，处处留着女主人煞费心机，辛苦而饶有兴趣建设的痕迹。寇恩夫人背后的墙角，摞起一摞皮箱，上面盖了一块白色台布，摆了一个小座钟。他们一家住在难民大宿舍时，皮箱和其他难民的行李堆放在露天，上面不过盖了一层油毛毡，取出来时，箱子里外都是绿霉。

    趁寇恩先生又问了我一句话：你父亲的肺病是几期？我把脸转向他，目光把他虚掉，去看他背后的酒杯橱，上面摆着彼得弟弟的照片。大卫死前没照相片，这张放大的照片是他十五岁骑术队证件上的。彼得告诉过我，大卫留在奥地利的太多了，他的马、狗、鸽子……

    我眼皮一垂，看见酒橱的一只“老虎脚爪”残废了，垫了一块木头，漆得颜色尽量和酒橱原体靠近。这只酒橱大概是从一个英国人家买的。许多英国人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把家当三文不值二文地搁在马路上拍卖。现在这只酒橱残了一只脚站在这屋里，也是君临天下。我估计它的脚是从阳台上往下吊时碰断的，因为又窄又曲折的楼梯根本不容它上来。

    我把寇恩先生的提问全回答了，但是我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话太多，因为我思想不集中的时候往往是有用没用的话都说。我脑子里的画面是寇恩夫人指挥着由寇恩父子组成的人体吊车，把逃亡的英国人的旧家具和这个酒橱摇摇欲坠地吊上三楼，而我嘴里汇报着我父亲如何在他朋友的介绍下到了云南，在西南联大谋了一份职，又是如何跟其他五个教授合住一个破庙，染上了其中一个人的肺病。我谈到国民党如何不是东西，派人监视教授和学生们的言论，像我父亲这样言论过多的人被校方多次警告。国民党的贪污、**令我父亲作呕。他每天配给的两餐粗米饭常常被他省给同事，他自己常常打猎、捉鱼，所以还没有像其他教授那样处于饥饿边缘。我大概从我父亲又扯到了他信中谈及的货币贬值，多少次国民党的金融措施遭到我父亲的挖苦，强制控制粮、油、棉价格使民众信心一垮再垮，而奸商钻空子的机会越来越大，因此囤粮和囤油的无耻之徒从中国腹背又插一刀，说到这里，我突然没话了。

    你一定常常经历这种时刻，一个人在夸夸其谈中已经丢掉了所有听众，他一闭嘴就发现死寂的大门立刻紧闭，把他关在门外，他似乎再也无指望去敲开这门扉。我和彼得父母，以及彼得，就处在这样的时刻。谁都想打破死寂，可一时间谁也无法打破。

    这时我听见彼得的妹妹在和一个中国人说话。两个人都将就着对方的语言，说着马桶不通的事。

    然后寇恩小姐进来，对母亲说了句德语。不用懂她的德语，你也明白她在抱怨那个中国人。你更懂她对中国人的不屑和厌烦。寇恩夫人用德语回答了一句什么，寇恩小姐不情愿地走到酒橱边，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几枚零钱，我慢慢理解寇恩夫人的话是：那么就给他点钱好了！

    事情大概是这样：房东按照合同来修马桶，发现扳手被扳断，便说这是损坏器械，应该由房客付买配件的钱。彼得的妹妹在外面力争了一阵，争执不下，求援于母亲。寇恩夫人便轻轻一翘下巴颏：拿钱给他，不就是两个钱吗？她心力交瘁，淡泊地笑着，瞧不起对方也瞧不起自己，这场争执谁也不怪，只怪贫贱。

    寇恩先生还在和彼得交谈。他们是那种绝不在不懂德语的人面前讲德语的人。他们不能容忍那样没教养的行为。他们的教养提醒了寇恩夫人，她对我笑了一下，请我务必原谅她说了德语。寇恩先生问彼得到了美国没有工作怎么办。彼得说可以先用带去的钱生活一阶段，然后从最低的工作做起，他做好了心理准备去工厂上工，听说美国的工人挣得不错。

    寇恩先生转过头来问我：May，他说的可行吗？

    我心想，彼得把美国调查得比我还清楚。但我表面上装得跟他一样胸有成竹，有板有眼：可行的，美国工人有工会保障收入。

    寇恩先生说：以后彼得还要靠你多关照，May。

    我说当然会关照彼得。

    他们以为我是谁？人口走私贩吗？彼得在我出现在他家之前，到底把我说成了谁？假如我没有一再提出要见他的父母和妹妹，我对于这个家庭是什么？是千千万万帮助了犹太难民的中国人？就像从中国员工那里抠出口粮工钱，聘用犹太难民的菲利浦？

    后来彼得告诉我，他们的家规很严，属于最保守的犹太家庭，不主张儿女和外国人通婚。我顶了他一句：“尤其是中国人。”当然是在脑子里顶他的，但我敢说，假如我真说出口他会默认。即便他们在踏上中国国土之前对中国人没概念，住了两年也不一样了。中国人的苦难之深重让他们胆战心惊，这不是一世一代的贫穷苦难，这贫穷苦难一看就知道是几千年的累积。而我就是他们之一，是那个往墙根一蹲就吃东西，或打盹，或解手，或死去的庞大人口的一分子。

    彼得的妹妹再次走进来。这次她用英语说：该是去某某家做萨巴士的时候了。

    彼得立刻跟我说：我们一块儿去吧？

    我说不行，我晚上有约会。

    彼得叫我把那约会取消。他说假如我不想和他父母一同去他们的朋友家参加萨巴士，他可以在晚祈祷后和我去溜冰。

    他是够敏感的，明白自己得尽快补救这次不太成功的会见。不成功谁都怪不着，每人都尽力而为了。或许除了敏感的彼得，其他寇恩家成员都会认为成功极了，不是偶然还有哈哈大笑吗？前银行家寇恩先生的哈哈大笑特别讨人喜欢。

    我说好吧，那就去溜冰。

    他们家里的人要梳妆更衣，我知道他们在急切地等着我回避。但我的长统丝袜马上会把我窘死。西装裙刚过膝盖，只要我从椅子上站起，长统袜立刻会让我成为他们记忆中最狼狈的中国人。

    我急匆匆地用上海话告诉彼得，我正面临的危机。

    彼得礼貌而温雅，请我再说一遍。

    我指指大腿，又说一遍，一脸气急败坏。

    指大腿的动作和气急败坏的表情都十分不雅。彼得脸涨得通红，问我需要不需要他妹妹来解决我的麻烦。他不想让他父母看出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亲近到了可以讲女性的麻烦。我没办法，只好用一只手拎着又紧又窄的裙子里面的袜筒，希望自己能保持个完整的形象从椅子走到门口。

    寇恩先生和夫人都站起来，我知道他们在想：怎么？连握手告别的礼节也免了？

    彼得也觉得我不给他争气，那么潦草就告了别。

    这时我已走到了门口，一手提着长筒袜（在别人看是毫无必要地提着裙子），给寇恩夫妇和寇恩小姐深深鞠了一躬。

    看看他们的表情，我知道自己的行为被归结为“她是中国人嘛”！

    我和彼得在去大世界的路上没提这次会见的任何细节。

    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可是个玩主。什么东西都爱玩，玩玩就会，一会就扔。溜冰也是。我喜欢的不是溜冰这项运动，而是穿着短裙、紧身裤，戴小帽子，踩着庸俗不堪的音乐瞎晃悠。彼得溜冰也溜得相当好，我说过这人干什么都不把自己当龙套。

    溜冰场在大世界里面，夜里十点多了，还是喝彩、口哨、欢呼、尖叫……谁也听不见自己说话，但每个人还在不停地说。上海就这么可怕，什么时候都有人歇斯底里地享乐，没有明天似的。空虚无聊的人不得不享乐，他们一步一晃地在冰上走，一撞一跌，都是刺激。发了财心情好的必须在这里飞旋，破了产要跳楼的更需要在此横冲直撞。像彼得这样满心向往的人，一步一驰都离大洋彼岸更近似的。我和他手牵手，热风擦着面颊而过。我原来心里的窝囊和疑问都不再烦扰我。享乐是恶性传染病，溜冰场上有不少犹太人，已经被传染得忘乎所以，要把末日前的每一分乐子都得赚到手。

    我跟彼得热得一头一鼻子汗，红脸蛋对红脸蛋，在溜冰场边上喝苏打水，狂喜的脸如同面具一样罩在我们脸上。面具后面，繁忙的思路全停滞了。在进入溜冰场之前，那些思路传导着一个贼亮的念头：如何把杰克布的护照弄到手，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往澳门，再设法登上运糖的、运干海产的、运布匹丝绸草编、运南洋木器、运藤器竹器的船只，向葡萄牙远航。彼得像这冰场上的其他犹太难民一样，让速度把躯体带到前面，而把思维拉在后面，脑子于是成了真空，不再去想逝去的每一分钟都是朝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进发的一步。还有一周就是犹太新年，“终极解决方案”正在完善。而这些都不影响那个穿苹果绿裙装的犹太少女，她开心得那么彻底，笑容那么耀眼，仰脸大笑时把槽牙都露出来了。日本人一旦彻底出卖上海的犹太难民，对于整个犹太种族，集中营和屠宰场便跨越国界跨越大洋，连成了一片。而那个穿红衬衣的犹太小伙子在这一刻玩忘了，跟那个中国舞女摔成一堆，笑成一摊……

    我和彼得玩到凌晨三点，浑身玩散了架，也玩空了彼得的皮夹子才回家，彼得要赶回去睡两小时觉，起来还要去船运公司的办公室去上班。

    每次疯玩之后我的心情会很差，自暴自弃后的自我厌恶，自己恶心自己。这就是我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那天凌晨的感觉。彼得不能送我回家，还是照例往我手里塞几张钞票。货币贬值，我也贬值，同样几张钞票一个月前和一个月后买到的食品从斤两到滋味都次了很多。我不想马上乘车，便独自沿着马路往前走。婆娑的树影浓黑，莫测得很。我这样一个蓄谋害别人的怕谁害？

    我的心情越来越坏。自我厌恶到了极点。我真是无救。尤其跟彼得这样的人在一起，他跟我玩完了把钱往我手里一塞，毫不愧悔地又去开始他一天十四小时的辛勤工作，而让我有漫长的一整天来自我厌恶。他每天活得井井有条，每个行为完成一任务，每个任务离预达的目的地更进一步。可我玩完了什么都完了。他把几张钞票塞在我手里，我跟那个红衬衣犹太小伙子的中国舞女有什么不同？

    我终于叫了一辆黄包车是因为我想省鞋。皮鞋成了那时最昂贵的东西。因为只有鞋很难去将就穿旧货。我走路为了省车钱，坐车又为了省皮鞋，就这样一个寒酸女人玩起来也是不要命的。

    到了家快五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