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出长条桌，上面陈列出冷餐。门厅的一头，搭起一个酒吧。上海的各国美肴这里都有。欧洲一片战火，可是它的葡萄酒、香槟照样整船运来。一九四○年的六月，上海的犹太难民正抱怨天亮之前走路常常被尸体绊倒，抱怨只生孩子而不喂孩子的中国父母，把孩子的小尸首到处乱扔。这些抱怨者该到这里来换换眼界。藏污纳垢、苍蝇如云的上海包藏着这样一个精致高雅的上海，这两个上海似乎从来不碰头。

    学生家长里有一个美国医生，他在百老汇大厦附近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正好在我前面取冷餐，大声地谈论上海当地供应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不够干净。美国人嫌恶黑人和中国人嗓门大，而这位美国医生的嗓门又让他周围的几个英国人皱眉撇嘴。

    我笑着问他，能否把他手里的公用银夹子放回去，因为我需要用它取两片弗吉尼亚火腿。

    他的大红脸蛋更加红了，对我诚心诚意道了一声抱歉，我说没什么，我去过您的诊所呢。

    噢？

    是的。我去那里申请过口录打字员的职位（我打字飞快，比弹钢琴出错还少）。

    真的？

    我的打字考分第一。您当时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是什么时候？

    去年秋天（那时候我正在为离家出走做准备）。

    后来呢？我为什么没有录取你？

    我耸了耸肩。我心里明白，被录取的是第三名。只因为她是半个美国姑娘。她那亚洲的一半不明显，稍一伪装可以成个很乱真的纯白人。

    我知道了！医生说，红而亮的大脸蛋上升到颧骨上。你太漂亮了，我不敢雇用你！他借着恭维吃我豆腐，也赖掉了种族歧视的嫌疑。

    其实没什么，我们唐人街长大的孩子，在这样的事上看不开，就不要活了。

    我把彼得叫到医生面前。给他们介绍：这位是唐纳德医生，这位呢，医学院优等生彼得·寇恩。彼得那只钢琴师的细长手指被唐纳德医生粉红色、又宽又厚的手包住。粉红色大胖手看起来就温暖、可靠。彼得说他把医学院的成绩单带到中国来了。

    唐纳德问彼得是否介意到他的诊所去涂涂红药水紫药水——他非常抱歉，只能让优等生屈才干这个。周末会需要他做夜间值班的医生，给为妓女争风吃醋、打得皮开肉绽的水兵缝缝针之类。唐纳德医生心里想得很美，这个谁也不要的医学院优等生到他这里，出卖的是廉价体力加脑力。

    我还想把彼得再推销得好些，他已经满口答应了唐纳德。他在唐纳德身后向我飞了个吻。虽然事情进行得十分迅速，彼得已经把那份即将得到的医助工资加减乘除了一遍；它比他教四个钢琴学生要挣得多。多十块钱。这样他就可以租一套带浴室的小公寓，一间给父母住，弟、妹和他在客厅兼饭厅打地铺。他微笑着听唐纳德医生讲解着上下班制度，以及如何对待偶然求医的日本伤兵，但他巨大的黑眼睛看到的根本不是唐纳德医生，而是从零开始的好生活。

    从唐纳德医生身边走开，彼得到酒吧取了两杯柠檬苏打。一杯递给我。两杯淡青冒泡的饮料里冰块叮当作响，他的杯子碰在我的杯子上。彼得太缺乏恶习，连白喝的酒也不碰。

    怎样谢你才好？他高兴得神魂颠倒。

    别谢我，爱我。我说。

    当然。他喝了一大口苏打。

    我心里突然乱糟糟的：他突如其来的好运气似乎减轻了一点我的重要性。没错，从那个排泄都避不开人的大宿舍搬出来也是我巴不得的，但他的新生活会不会让他从我身上分心？他是个敏感细致的人，马上就低下头来看我的神色。

    他问我是不是哪里不好。

    我说好得不能再好了。这是实情，只要他好，我还能不好？

    他说那就好。但他没有完全信服。

    其实你该谢的人还有世海。我指指远处：世海跟几个同龄人正严肃地讨论着什么。温先生、温太太的票子显然被他们的儿子自作主张赠给了我们。世海有一次对我说，他的父母既不懂音乐也不爱音乐，就是死逼他弹琴，死逼他比赛拿第一、第二，拿了第三回家就要吃“生活”。只有父母吵架的时候母亲才说实话：“叫阿海个小死人不要敲棺材钉了好啦？天天敲得我脑子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