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子在成年之后对自己曾挨过的那两脚记得很清。踢她的那只脚穿棕色高跟鞋，肉色丝袜。

    穗子果真在母亲盛破烂的柳条筐里见到了这些物证。从此穗子就相信自己在半周岁时就有记忆了。她当时被搁在一个藤条摇篮里，外婆叫它“摇窝”。她半周岁时比别的婴儿稍微小一点，也不如人家硬扎。这是外婆坚持把她紧紧捆在襁褓中的原因。穗子那天是个讨厌的婴儿，怎么也不吃哄，张开嘴直着嗓门哭喊，母亲一眼看得见她两块嫩红的扁桃腺。母亲哄不好穗子就不能脱身，她哄得自己也哭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二十二岁的母亲委屈地“咚”的一脚向摇窝踢去，摇窝成了个不倒翁，几次摇得要倾翻。踢痛了脚的母亲简直委屈冲天，外婆拉也拉不住，但脚头气力毕竟被消耗了不少，因此母亲抡出去的第二只脚只把摇窝踢远了，“砰”地撞在墙根。束手待毙的穗子浑身捆在襁褓内，自然感到一种毁灭性危险。她一下子收住哭声，开始她人生第一次的见风使舵。以后的日子，穗子就有了几分寒心，自己的母亲怎么做出了这样失体统的举动？给她的老辈和小辈都落下了话柄。穗子长大以后对母亲表面总是带点巴结，内心却充满怜悯。怜悯可不是什么好的感情，被怜悯的人必须接受怜悯中略带嫌弃的敷衍。

    外婆为此跟自己女儿不共戴天。她觉得穗子母亲太低能太失败了。她踢穗子的那两脚就是对自己不配为人母的彻底招供。外婆只要活一天，穗子就该得到一天的安全。穗子妈和穗子爸一旦暗示要接穗子走，外婆就说：“不要脸，小穗子这是第二条命。”

    穗子的外公也说：“穗子不会跟他们的，穗子多识数啊。”

    外公是个老兵，有残废津贴和特殊食品供应，而且不必排队就买到肉和粮食。外公的残疾非常古怪，据说是头颈神经坏了，他的头不时会转动，假如你在他左前方跟他说话，他就向右后方拧下巴颏，因此外公总是在反对谁，绝不苟同于任何人。不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很倔、很不友好的老头。

    穗子妈见了外公只稍微点一下头，跟外婆提到外公时说：“老头儿没偷偷给穗子买零嘴吧？老头儿没出去跟人打架吧？”

    在穗子印象里，外公从来不跟人家打架。外公那么蛮横一个老人，用着跟谁打架呢？他那双眉毛出奇的浓，并是雪白的，眉毛往下一压，谁都得老实。何况外公有一大堆功勋章，他跟谁过不去时，就把它们全别在外衣上。据说外公在打仗时冻掉了三个足趾，因此他走路是深深浅浅的。一别了满胸的勋章，外公走得急或来势汹汹时身上就发出细微的金属声。

    外公说：“你晓得我是谁吗？”

    这就够了，对方也不敢晓得他是谁了。碰到愚钝的大胆之徒，外公就添一句：“你问问去，当年我腿上挂花时，省上哪个首长给我递过夜壶。”

    外婆跟外公并不恩爱，他们只有通过宠爱穗子才能恩爱。外公耳朵不好，跟人说到他曾经给某位首长当副官时，外婆就小声揭露一句：“什么副官？就是马绠。”穗子大起来才发现，外公对历史的是非完全糊涂，远不如当时还是儿童的穗子。穗子看电影时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好人还是坏人？”而外公却不知道自己在战争中做的是好人还是坏人。直到有人仔细来看他那些军功章时，才发现了这个重大疑问。

    这样我们就有了外公的大致形象：一个个子不高但身材精干的六十岁老头，迈着微瘸的雄赳赳步伐，头不断地摇，信不过你或干脆否定你。他背上背着两岁半的穗子，胸口上别了十多枚功勋章。穗子的上衣兜里装满了炒米花，她乘骑着外公边走边吃。托儿所的阿姨们看到这样的一对祖孙走近来，都愣了一刹那。然后便窃窃私语起来：“这是哪儿来的老怪物和小怪物？”等穗子报上名之后，阿姨们就改变了对外公的最初印象，她们崇拜起这位战功赫赫的老英雄来了，所有军功章把老头儿的衣服坠垮了，两片前襟左面比右面稍长些。那些军功章大多色泽乌晦，难以辨识，阿姨们读懂的有：“淮海战役”、“渡江胜利”、“抗美援朝”等等。

    以后外公天天在下午三点出现在托儿所门口。天下雨的话，老头手里一把雨伞，天晴便是一把阳伞。暑天老头端一个茶缸，里面装着冰绿豆沙，寒天他在见到放了学的穗子时，从棉袄下拿出一个袖珍热水袋。老头儿没什么话，有话就是咆哮出来的。他只是在穗子受了气才咆哮。穗子告状是有名有姓的，谁揪了她辫子，谁躲在拐角吓了她，谁在滑梯上推了她一把，她都会把男孩们的姓名告诉外公。但外公到托儿所闹事，为外孙女做主时却非常笼统，从来不指名道姓。外公在此时嗓音并不洪亮，但有一种独特的杀气；那是战场上拼光了，只剩几条命要拼出去迎接一场白刃战时出来的嗓音。总之穗子就记得老兵此刻有一种垂死的勇敢，骂街不再是骂街，而是壮烈、嘶哑的最后呐喊。

    外公隔三差五的呐喊终于镇压了所有孩子。包括省委首长的儿子们。外公喊着要“下了你的大胯，掏了你的眼！……死你一个我够本，死你两个我赚一个！……”

    开始穗子不懂外公的话，后来懂了便非常难为情。她觉得外公跟她的生活有些文不对题，外公的架势、口吻、装束放在托儿所的和平环境中，非常怪诞。外公在自己制造的闹剧中过瘾地表演，给大家好么娱乐了一回。过后她不跟外公讲话，一讲就朝他白眼：“我不要你做我外公！我不要你讲话！我不要你管我！不要你做我家长！”

    其他话外公都当作没听见，就那句“不要你做我家长”让老人蔫了，背着穗子的脊梁也塌下去。这是外公最心虚之处。后来外公去世了，成年的穗子最不堪回首的，就是她对老人经常讲的这句话。那时她才意识到，孩子多么残酷，多么懂得利用他人的痛楚。那时穗子已读过一篇文章，有关驯化大象：人将象的耳朵灼出一个洞眼，并在伤患上抹药，使它永远溃烂不愈，一旦大象出现造反征兆，人就用树枝去捅这个伤痛的洞眼。穗子不明白当年的自己怎么觉察出外公的不愈伤患，或许外婆跟外公怄气时话里带出来的，亦或是母亲给了她某种暗示：外公只是叫叫而已，并非血亲的外公。

    大概是在九岁那年，穗子终于明白外公是一个外人。早在五十年代，政府出面撮合了一些老兵的婚配，把守寡多年的外婆配给了外公。被穗子称为外公的老头，血缘上同她毫无关系。不过那是后话，现在穗子还小，还天真蒙昧，外公对于她，是靠山，是胆子。是一匹老座骑，是一个暖水袋。冬天穗子的被窝里，总有个滚热的暖水袋，但有次水漏出来，烫了穗子的腿，外公便自己给穗子焐被窝。一直到穗子上小学，她的被窝都是外公给她焐的。外公在被窝里坐着，戴着耳机听半导体，一小时后被窝热了，穗子才睡进去。

    外婆去世不久，外面发生大事了。人们一夜之间翻了脸，清早就闯到穗子父母的家里，把穗子爸拖走了。之后穗子妈每天用她的皮包装来一些东西，到外公的后院去烧。烧的是照片、纸、书。有一些她实在下不去手烧的，就搁在一边。穗子知道，那是父亲的一些书稿或剧本稿子，还都是未完成的。穗子妈把穗子父亲的稿子放在一个盛破烂的大竹筐里，就是这个时候，穗子确信了筐里的棕色皮鞋和肉色长丝袜是罪证：母亲当年正是穿着它们，踢了婴儿穗子两脚。穗子认为母亲当时想踢死她，但后来回心转意，也怕起自己对婴儿突发的怨毒来，便从此不穿那双高跟鞋。

    穗子妈把筐交给外公。外公说：“你放心，哪个敢抄我的家？”

    这天一早，外公去买过冬的煤，抄家的人来了。穗子让他们先抄着，自己小跑去煤站叫外公。外公赶回来就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绿色毡子，毡子上别满他的功勋章。他把毡子往桌子上掼，对抄家的人说：“小杂种，抄家抄到哪儿来了？”

    抄家的人都不到二十岁，外地人占多数，因而不知道穗子外公是不能惹的；穗子外公早年打仗就不要命了，他现在的命是丢了多少次捡回的，因此是白白赚的。

    抄家的人动作停了一下。他们在遇到外公前是所向披靡的。有人说：“老家伙好像有点来头哩。”

    但两个撬锁的人正撬得来劲，一时不想收手。他们撬的是那间煤棚的锁。煤在这一年成了金贵东西，给煤上锁的人家并不少见。当两个撬锁人欲罢不能时，外公用一根木棍在桌面上重重敲一下。他说：“大白天做土匪，撬我的锁，看我不打断他的爪子！”

    抄家的人这时真有点怕了。这年头他们难碰到一个敢用这口气跟他们讲话的。一个头头和气地对外公说：“老革命要支持小革命嘛，抄家不彻底，革命怎么彻底……”

    外公说：“日你奶奶！”

    头头在手下人面前给外公这样一骂，有点负气了，若就此打住，他日后还有什么威风？他手做了个很帅的小动作，说：“继续搜查，出事我负责。”

    外公说：“你们动一个试试。”

    两个撬锁的人看看外公，看看头头。穗子眼睛盯着那把老古锁，门别子已松动了。

    头头说：“撬。”

    外公沉默了。他挨着个把勋章别在衣服左前襟上，然后一解裤带，长裤落到脚腕。他穿着宽大的裤衩，将腿往椅子上一蹬，那腿绝不同于一般老人，它丑怪而壮实，两块枪伤曲扭了所有肌肉和筋络，在表皮上留下核桃大的坑。外公腿上的毛也比他的胡子、眉毛、头发年轻得多，又黑又浓密。阴森森的腿上，两块不毛的枪伤瞪着人们。

    外公说：“没见过吧？我这条腿本来是要锯掉的。我把手榴弹掏出来，拉了栓，对医生护士说：‘敢锯我腿，炸死你们！’”

    人们看见老头在说“炸死”的时候，猛一呲牙，眼珠也红了。静寂一刻，一个十六七岁的女抄家者说：“后来呢？”她这一问，不自觉地成了老兵的崇拜者，另外两个女孩也附合上来，问道：“他们锯没锯你的腿？”

    外公说：“谁敢呐？敢靠近我的都没有。两个子弹在这里头开了花。”外公拍拍枪伤。“我用一把刀自己挖，把大大小小的弹片挖出来了。”

    女孩们说：“原来是位老英雄呐，用刀在自己肉里剜连麻药都不打。”她们上来挨个跟外公握手，说哎呀多幸福，第一回跟一个活的英雄握手。她们一边握手，人就小小地蹦跳着，红了鼻头和眼圈。

    撬锁的人灰溜溜的，上来和外公握手时，笑也灰溜溜的。

    外公却说：“你们撬锁手艺太差劲，榔头、起子有屁用，我当年撬的锁多了，一根棍子，这样一杠。”他把榔头柄插进去，手突然一阵痉挛：“看看，看这手艺。”

    锁果然掉下来。煤棚的门开了。外公指指里面，问那头头：“看看吧？”

    头头双手摇着：“不看了不看了。”

    外公说：“看看好，看看放心。”

    大家都说：“不看了不看了。”

    外公说：“哪能不看？起个大早，来都来了，好歹看看吧。门都撬开了，还客气什么？那时候我撬了门，进去有粮装粮，有牲口牵牲口，财主要不是恶霸，也就不惊动他了。你们真不看？”大家说：“不看了。”这回他们答得整齐、有力。

    人们撤离时，穗子注意到一个偷窃者。他伙同这群人进来时看见床下有两条肥皂，就抓了揣进裤袋。偷窃者最后一个出门，出门前以同样的魔术手法把肥皂扔下了。

    许多年后，穗子想到外公的破绽一定是那天败露的。假如外公不把勋章别在衣襟上，或压根不亮出勋章来，他便是个无懈可击的老英雄。主要怪外公无知，否则他会明白一些勋章经不起细究，尤其两枚德国纳粹的纪念章，是外公在东北打仗时从破烂市场买来的，它们原来的主人是一个苏联红军。

    那位头头是个狡黠人物。几个月里，无论他怎样忙碌、操心，却始终想着外公的那些勋章。他本来就是个疑心很重的人，生而逢时，遇上了一个疑心的大时代。事实证明他的正确，这世道上所有人都存在疑点。他对那些勋章的怀疑让他深夜会无端觉醒，白天骑自行车会突然迷路。一次他骑车把席子编的大字报墙撞个窟窿。爬起来，他便蹬车向穗子外公家去了。他给外公行了个军礼，说他想再接受一次革命战争教育；再一次挨外公这样战功赫赫的老兵臭骂。他很快哄外公拿出了那块绿毡子，指着一枚带洋字母的勋章问外公：“这是哪一场战役？”

    外公说他不记得了。反正是一场大仗。

    头头问穗子要了纸和铅笔。穗子看见深深的得意使他年轻的脸上骤添一些皱纹，一些阴影。他将纸蒙在勋章上，以铅笔来回涂，把上面浮雕般的图案、字迹拓了下来。外公纳闷地看他手拿铅笔，飞快地左右划拉，问他在搞什么名堂。他把拓下来的一枚枚勋章小心对折，说：“做个纪念——立不了战功，得不到真勋章，这样也算沾一点英雄的光。”

    他告辞时，外公说：“不喝茶啦？”

    他说：“不喝了不喝了。”

    外公又说：“炉子上坐了水，一会就开。”

    他说他忙着呢。外公问他撬门的本事长进没有，多撬撬手就没那么笨了。头头说：“那是那是。”外公手比画说：“就这样，抵住，一杠，保你开。”他指指外孙女：“小穗子都学得会。”

    头头离去后，穗子有些不祥的感觉。一个月过去了，没发生任何事。外公照样给她在粥里煮一只鸡蛋，在炉灰里烘七八颗板栗。外公把每天两次发放零嘴改成一次，因为食品的匮乏在这一冬恶化了。外公的“残废军人证”也只能让穗子一月多吃二两白糖、半斤菜油、一斤肉。有次外公见水果店门口排了长队，一打听，店里来了橘子。他立刻掏出钱和“残废军人证”，高高举过头顶。排队的人破口大骂：“这死老头也算残废？有胳膊有腿的！”外公给人拉下来，往队伍里一看，才发现所有人的肢体都不齐全，残废等级都比他高。

    穗子这一冬便有橘子吃了。外公把小而青的橘子吊在天花板上，每天取一个出来，发给穗子，这样穗子每天的幸福时光就是酸得她打哆嗦的橘子。

    吃到橘子干了，皮硬得像茧，穗子妈从乡下回来，说穗子爸急需那些手稿。穗子爸的处境没什么好转，只是坏处境稳定了，他能在稳定的坏处境里吃喝、睡觉、上工了。穗子爸眼下在一个水坝上挑石头，所有人都跟他一样有严重政治缺陷。穗子爸渐渐快乐起来，因为有缺陷的人共处，谁也不嫌谁，就有了平等和自在。他心中一些**复生了，如读书、写作、打扑克、打乐祭、谈古诗、谈女人等等**。“劳动改造”对穗子爸这类人，已失去了最初的尖锐意义，不再残伤他们的自尊。就在这年入冬之际，穗子爸第一次产生过小日子的兴趣。他第一次感到，幸福就是“甘心”，甘心低人一等，就幸福了。他把这样神性的心得告诉了穗子妈。穗子妈似懂非懂，却认为应该替丈夫把这难得的想法落实下来。穗子爸活一把岁数，产生居家过日子的想法还是第一次。

    穗子妈把她和丈夫的打算瞒得很紧。她知道外公的脾气，同他实话实说，把穗子从此领走，完全行不通。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外婆尸骨未寒，就要夺走穗子，让外公彻底成一个孤老人。穗子妈住下来，她首先要去除穗子对她的客气、过分的礼貌。她心酸地想，穗子要是跟自己也能耍耍性子、撒撒娇多好。穗子跟外公在一块时，从来不乖巧，但谁都能看出一老一少的亲密无间，是一对真正的祖孙。

    穗子妈将盛破烂的大筐从煤棚拖出来，一页一页地整理穗子爸的手稿。稿子已枯干发黄，却都是未完成的。她忽听身后有响动，一回头，见穗子正返身进屋。显然是穗子原打算到后院来，见母亲在那里便仓皇逃走。穗子妈一阵黯然神伤，喊道：“穗子！”

    穗子听这声喊得极冲，竟吓得不敢应了。

    “穗子！……”母亲再次喊道。

    穗子装着刚听见，跑到后院，在母亲身边站得板板正正。母亲让她看看，破烂筐里有没有她喜欢的东西，没有的话，就把收破烂的挑子叫进来，连筐收走。穗子往筐里看一眼，摇摇头。母亲说：“这双皮鞋还好好的，你再大一点，把鞋跟拔了，可以穿的。”母亲替穗子当家，把那双棕色高跟鞋拎到筐子外面。“这些丝袜，都是真丝的，”母亲一双双理着纠结成一团的肉色长统袜，“都不太破，妈以后给你补补，都能穿的。你说呢，穗子？”

    穗子点点头。她看母亲一双贫苦的手，翻到了筐底。好好的太阳光里，充满破烂特有的刺鼻气味。经过这样一双贫苦的手，破烂便不再是破烂。母亲惊喜地笑了：“哎呀，都是好东西呀！差点当破烂卖了！”

    于是母亲只将父亲的几大摞手稿搁入她的方头巾中，再将头巾扎成一个包袱。其余的破烂已变成了好东西，因此就又回到筐里。穗子一想到那些脱了丝的长统袜和棕色高跟鞋都在筐里等着她长大，心里便对“长大”这桩事充满矛盾。

    妈说：“这个包袱，你来挎。上长途汽车，小孩子挎的东西，没人会注意。”

    穗子问：“上长途汽车去哪里？”

    “去看爸爸呀。”

    “什么时候去看爸爸？”

    “什么时候都行。”

    “……外公去吗？”

    母亲停顿一下。穗子见母亲那双清澈见底的眼珠后面，脑筋在飞转。母亲笑笑，说：“外公这次不去。你就去看看爸爸，外公去干什么？爸爸那里粮也不够吃，外公去吃什么？”

    母亲说话时，有一种交头接耳的模样，让穗子想到了世界上一切交头接耳的人们。人们交头接耳，就挑出穗子爸的种种不是来。穗子认为那位抄家头头此刻一定在某处和谁交头接耳，嘁嘁喳喳得非常热闹。然后他们就会朝外公来了。穗子当时并不懂他们朝外公来的凭据，但她肯定那些人正为外公的事交头接耳。

    那时穗子还不懂“阴谋”的意义，她只懂得阴谋的形象。形象就是交头接耳。

    正同她交头接耳的母亲突然做了个奇怪的眼色，嘴唇撮住，“嘘”了一声。然后穗子看到外公到后院来了，从煤棚里取了一块煤。穗子顿时在心里质问母亲：你在骗我们吧？！既然仅仅是去看一趟父亲，为什么要对外公隐瞒实情？！

    第二天穗子还在上最后一节课，母亲就来了。跟老师短短地交头接耳一阵，老师就提前放了穗子的学。穗子跟在母亲后面来到长途汽车站，看一眼候车室大钟。这时外公刚刚到达学校门口。他会站在隆冬里一个一个地看着从校门走出来的孩子。他会一直站在那里，心很笃定地等下课的孩子回家吃完午饭，又成群结队地上学去。外公会等的，会等到天暗了，放晚学的孩子们再次涌出校门。

    她忽然对母亲说：“我的东西没带。”

    母亲说：“我都替你拿了。喏，这是你的所有衣服，这是你的书、玩具。”

    穗子本来没什么家当，值得带的，母亲都替她拿了。穗子想，母亲贼似的偷了穗子所有的东西；在外公眼皮下，她连东西带人把穗子偷走了。

    穗子说：“我还有十多个橘子呢。”

    母亲笑了，说：“算了吧，那也叫橘子？那叫橘子化石！”

    穗子心想：说得轻巧，你去给我买点橘子化石来。但她从来不跟母亲顶嘴；她从来没跟母亲熟到顶嘴的地步。她不吱声了。冬天无孔不入，钻透她的棉袄棉裤，最后钻到她脚心，凝聚在她十个脚趾头里。积淀了整个冬天的脚趾开始咬食穗子，穗子的知觉给咬得血迹斑驳。

    母亲说：“车要来了，你去上个厕所吧。”她佝下身，替穗子挽起棉裤腿，又塞给穗子两张揉得很软的废稿纸。

    穗子朝厕所走去。她在厕所门口停下来，回过头。母亲此时正以后脑勺对着她，在读墙上的时刻表。

    穗子一直跑到一条巷子里，才明白自己干出什么样的事来了。她干出野孩子的事来了。她跟闯了大祸的野孩子那样撒开腿、仰着脸飞跑。跑着跑着，她发现自己满脸汗水。跑得她真想上厕所，却绝不敢上，手心的两张废稿纸给团得更软和，跟她在多年后用的棉制手纸一模一样的软和。一路上遇见的所有厕所，穗子都一咬牙一别脸跑了过去。她跑到外公家门口时，一泡滚烫的尿灌入棉裤。于是外公看见傍晚中的穗子，热腾腾地冒气。

    穗子妈一个冬天都没给穗子写信。女儿让她心碎。她同女儿赌气：看你没有妈活不活得下去。穗子妈这种时候成了穗子的小女伴，平起平坐地跟穗子比赛，看谁先孬下来；谁先投降。穗子爸还是一礼拜给穗子写一封信，说冬天水结了冰，用炸药一炸可以炸许多鱼；下兔夹子能逮住许多野兔和刺猬；锯下一棵柳树，鸟巢里有几十个蛋，那些蛋煎成一个个袖珍荷包蛋，香得命也没有了。穗子的回信从来不对父亲的描述作任何应答。她觉得父亲对世界的态度变了，作为也变了；就知道去祸害，去消灭。之后，世界对于父亲，就剩下个吃。穗子当然不知道冬天对父亲的那群人，确实只剩个吃，因为整个空白的严冬，就是个巨大的胃口，填什么进去都无法缩小它的空间，都填不掉那大漠般的饥饿。

    穗子给父亲的信越来越短。她的常规生活没什么可说，而她的“地下生活”，跟他们说也白说。天下父母怎么可能懂他们的孩子呢？

    竹林开始发春笋的时候，穗子揪了一冬天的心，慢慢放开。没人来麻烦外公，父母也没有来麻烦穗子。穗子自由自在穿着帮成底、底成帮的棉鞋到处忙，踩某家的煤球，偷某家的萝卜干、堵某家的下水道。人们还在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一个革命推翻另一个革命，大字报小字报，写多了大家也就写出字体来了，错别字也得到了公认。正是这个白纸黑字的世界让穗子和她的伙伴们向往无字，向往字盲。

    她们便常常去郊区的竹林。大片的竹林是大片的无字。穗子见最年长的女孩弯腰拔下一根竹笋；她双手握住露在地面上的笋尖，整个屁股悬空向后坐去，竹叶响起来，竹林跟着哆嗦了好一阵，笋子才给拔起来。大家很快效仿年长女孩，拔掉了所有露出地面的竹笋。近午饭时间，每个书包都装满了笋。年长的女孩把一张报纸铺在地上，又把所有的竹笋放上去。然后她指定一个女孩叫唤，像卖冰棍卖茶叶蛋的贩子那样叫，叫得悠扬抒情，充满旋律。很快就卖掉了所有竹笋，女孩们狂喜地分了赃，约定第二天再干同一桩勾当。

    穗子这才明白，竹笋是世界上最难减除的东西之一，头天拔净了，来日又生一片。女孩们的生意越做越旺，心越来越狠：开始太幼小的笋她们是不忍心去拔的，但一周下来，她们摊上最小的笋只有手指粗，仅比手指长一点。这天她们进了竹林，正对那些初冒尖的笋下手，一个汉子突然笋子一样冒出来。他一把揪住年长的女孩，说：“你还偷上瘾了哩！”年长的女孩梳两只羊角，给他揪住一只。他对另一个女孩说：“来，过来，把你的小辫子给我。”他将几个女孩子的辫子束成一束，以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解下自己的皮带，悠着。他说：“不老实我抽死她。”

    他就这样牵着一大把辫子往竹林深处走，也不管有的女孩是给他反着牵的，那样她只能脊梁当前胸，倒退着前进。谁倒着走踩了谁的脚，就出来哭腔的埋怨，汉子便说：“谁在吭气？”说着他狠狠往一根竹子上抽一皮带。竹冠连着竹冠，整个竹林都跟着疼，一齐挣扎扭摆。汉子牵不了所有女孩，岁数太小的，他就边吆喝边赶着走，放鸭似的。

    年长女孩就在这时对穗子使了个眼色。

    穗子和四个个头小的女孩给汉子赶得很好，乖乖朝竹林深处的小屋走去。她是看懂了年长女孩的眼色，却装着不懂。她觉得跟集体在一块死也认了。穗子跟全人类一样，都有同一种作为人的特点，那就是争取不孤立，争取跟大多数人同步，受罪享福，热热闹闹就好。她从爸爸最近开始的幸福日子里得到启示：甜头是所有人均分的苦头，幸运就是绝大多数人相加的不幸。

    另一个女孩趁汉子不备，隐进竹林，逃了。汉子抬头看看竹林的梢部，女孩逃跑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