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次偷偷见了我爸爸一面。不是那个“偷偷”，是不惊动他，偷偷从杂志摊的书报架后面，半猫着腰去瞅他。完全是少女自己娱乐自已的躲猫猫。她撅着已松坠因而大而失形的臀部，眼从杂志砌成的墙缝瞄准着我爸爸和新夫人。

    她辛酸而甜蜜地说：他怎么一下子老那么多，才一年不见！她眸子晶晶的。他肯定还在为贺一骑卖命。冤家！

    唉、她叹口热恋者的气，说，分不开的，都是冤家。

    我打着饱幅，替我爸爸吃的那份梗到了胸口，令我昏头胀脑才同意她的“冤家”之说。告诉她：别瞎操心了，让你那几个媒人勤快些，多弄几张照片来我先帮你打个分你再去跟他见面。现在公园级晚上有老年人舞会了，没看那些飞蛾乱扑的路灯下老男老女跳“伦巴”跳得尘土飞扬。她腼腆地说：同一位教授去过一次，鞋吃不消，新高跟鞋进去就成旧的了。

    我满意话题总算离开了我爸爸。

    她却说，知道为什么我答应同他去跳舞么？因为他读过你爸爸那本短篇小说，我问过很多人，没一个人知道你爸爸写过“自己的”书。你四岁那年出的，后来运动来了。“反右倾”来了：贺一骑来了。你爸爸，唉……

    我赶紧岔开她，问教授是否秃头。我说不秃就好。却是再岔不开她的心思。不知从哪里打听的，她知道我爸爸和贺叔叔之间所有近况。基本真实。她逼我再讲一遍。我无滋味透了，乐呵呵说：书的确快出版，去美国的作家访问团中，也可能有我爸爸的名字。然后我说还要和宋峻继续离婚长谈，非走不可。

    一个人了。我可以漫漫无际地走、想。可以买串搪葫芦，啃，东张西望。五颗山碴果里三个有蛀虫。我想到贺叔叔刚进城的年代，女学生们用口琴吹苏联歌曲的年代。

    然后，手风琴奏阿尔巴尼亚的“万岁地拉那”和朝鲜的“万井台之歌”。都那样，你唱我的歌，我唱你的歌，朋友一场，真诚地相依为命一场。

    我不知道自己散漫无聊的样子被人瞅了去，我走在碎砖块上。存心让无目的的散步添了些险峻。似乎城市到处有在拆或在盖的房子，大楼。大车小车都走得慢许多、到处有我这样乱走的人。知青们自作主张地从农村和边疆撤回城里。游魂一样的步履、老大不小的年纪，自己也嫌自己多余。只有等，等着任何事发生：车撞着一个人也好。

    我不知望着我的那以眼睛从“丰田”卧车的茶色玻璃后而来。我不知贺叔叔那样感慨万般地看着啃糖葫芦的我。车到我跟前了我才发现是他。他在平开的窗后对我笑笑。我手里还剩一个完整的冰糖山碴果，鲜红剔透，不知心眼是否蛀虫，他叫司机停车，叫我上来。

    我嬉皮笑脸把剩的那颗红果子往他嘴边一杵：吃不吃，贺叔叔？

    你不知他看着我的眼睛。就是“此生是没办法了”的那种眼睛，那种笑意。皱纹、白发，那么好看，就是“但愿有来世”的那种笑容。我拿着最后一个红果子，它在弹性的竹签子上颤颤悠悠；我让他看到这是最大最红却是最后的一个。当然我们谈的是某某最新的一篇评论。说的是我在学校的他在省人大常委交椅上的所见所闻。

    车到我爸爸住的那幢楼前，停了。他为我开车门。我颠着戒尺一样的竹签子，上面是最后的红色果实。我搀扶他的右臂，半倚半偎地来到我爸爸门前。别忘了：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素来的辈分，依偎，搀扶，触碰。

    我的继母把我们引进去：她鼻侧有条浅浅墨痕，显然在替我爸爸校对稿子。我爸爸倚在铺着狗皮的藤躺倚上，身上架块板，上面搁着纸墨.，从他胃被切掉四分之二后，改为这种写作姿态了。贺叔叔喘着叫他别动，躺他的。两人都在我眼前老下去。

    继母端来了茶和一盘削好的苹果。苹果斑剥锈迹。他们的钱只够这水平的生活。贺叔叔说：李胖子说三个月以后保证出版。

    李胖子是出版社长。

    我爸爸说：妈的他事最多！中央来个文件他就要我改这改那，掏两块钱买瓶麻油来，叫我把第九章全拿了！

    贺叔叔叫我爸爸放心，第九章一根毫毛不用动，出了政治差错有他贺一骑。

    一抹儿冷笑从我脸上“嗖”地过去。贺叔叔也给冷了一下，朝我看看。

    贺叔叔说：你老兄想出国访问，直接跟我提嘛。……

    我知道这是个待遇问题，跟分房子差不多。不过你去跟文化部写信请求……

    我爸爸糊涂了，瞪大眼说：什么信？

    贺叔叔从衣袋里慢慢抽出一张信笺。他说；他们寄回省里来了。

    我爸爸看着那三行与他毕肖的严体小楷。脸红得像雄鸡冠子，眉毛头发全竖起来：我怎么可能写这种信？清求出国？我稀罕？！我父亲的三个妹妹都在美国，我稀罕？！

    ……他又看一遍信，发现第一遍漏看的一行字“鉴于本人文学创作的资历，（与贺一骑合著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

    他太阳穴丘凸出一道霹雳形状的紫青血管。他从狗皮躺椅子弹起，说；我怎么可能去讨赏？！

    贺叔叔说：你老兄激动个啥！知道你清高，不来求我，一辈子不肯求任何人。我了解你；还有比我贺一骑更了解你为人的吗？不了解你我能帮你？没我帮你你去年离婚能那么利索？我气你在哪里——有话你该先跟我说，写这种信！又让我措手不及！

    就在我爸爸给贺一骑的第二个耳光在他身心内即将成形时，我及时中断了它。

    我插到他俩之间。我说，是我写的。我面带那种表情：这世上原没有任何大事，起码在我们这代人眼里再也没有了。我说：有什么了不得，不就是作家集合起来去美国赶一回集？跟去淝西赶集有什么两样？！

    我爸爸愣住了。贺叔叔想把它看成一次“胡闹”，再次笑笑，却没笑出来。他隐隐约约感到我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局外。

    我爸爸语不成句：你怎么可似……伪造我的……？

    我笑嘻嘻地说，你伪造了我啊。

    我对贺叔叔说：我爸爸投奔苏北解放区的时候，口袋里有张去美国的船票。误了那班船。四年前他的小姑给他写信，说要送他一张机票。他说那张机票不能再作废，给我女儿吧。他不想去美国，我想他去。我想要他把这里的事都停了：写作也好，生病也好。

    非常家常的语气，贺叔叔仍是听出了意思：该是还清的时候了。你也好，他也好。该是给他些公道待遇的时候了。该是安慰他，平等地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了。接纳他入访美代表团，仅仅让他感觉他没有白白误掉三十多年前那班船；三十多年，不是一笔笔从日历上白白勾销了。他该得到一个起码的名分：一个中国作家，尽管默默无闻。

    我想贺叔叔从我嘻嘻哈哈的抱歉中断出找的真话。

    你看，我们共和国的中国人经过三十多年，早已习惯去听那些没被嘴唇和舌头印制出的词句；那些真实言辞唇齿是无法亦无力铸造的，它们的锋利形状，精准意义全在你的听觉的接受力之外。

    后来的事就全是“据说”了。

    据说一天贺叔叔在他那副省氏待遇的小楼里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推荐的一位访美作家代表是否在文革中有“打、砸、抢”行为。贺叔叔说，文革嘛，不打不砸叫什么文革，哈哈哈。电话追问：听说他在批判斗争大会上跳上台，当众打了一位著名作家；听说他和那个著名作家一直关系密切。贺叔叔说：有这事？电话说：听说被打的著名作家就是你。

    贺叔叔沉默一阵，咽下很重一口气和唾沫，一字一句说：没有的事。

    电话坚持追查：你文革中没挨过打？不是打断你、一根手指。

    贺叔叔说：打我的人不少。哪里记得清呢？

    电话不依不饶：不是说你挨了你那朋友一耳光之后，差点儿自杀，就是裤带不够结实？

    贺叔叔咬牙切齿，说：没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