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和我老婆是靠分居维系婚姻的。你该懂事了，不能胡思乱想。宋峻不错嘛，大不了多回父母家过过。他的手绕过我的脖子，在我另一侧肩上轻轻拍哄。他说，你知道贺叔叔只能做你的贺叔叔。

    我说：那个乡下女孩呢？

    他哑了一会，说：你都知道了——我不是泥做的，不是木刻的。

    我落起泪来。现在我回想，不知那泪是什么意思。我呛着满嗓子的泪间：就不能爱我？

    他一直拍哄他心目中的女孩儿。见仍是止不住泪，便移到她对面，在她膝前跪下来。第一次，他和她相互恋想的二十多年中，他第一次叫女孩儿乖乖。或许我听错了；仅仅是希望他那样叫，一声比一声乡土气：乖乖、乖乖。

    竭力地不碰我。竭力避免再犯火车卧厢那夜的过失。

    那过失。我从十一岁就知道这样一个无懈可击的人也会犯过失。从此以后我对这个可能犯过失的英雄着迷更甚。似乎在引诱他，以那份带崇拜的爱，以带谋图的天真无邪。

    他感动。听我讲一个小丫头爱一个成年男人的无道理的故事。他看着这讲故事的嘴唇。动作着的嘴唇：那些字句从这儿吐露时那器官的快感和满足，如同一道美味被这器官咀嚼时的快感与满足一样。律师们和医生们，在那些禁忌的词句，那些私处和羞处的名词从此器官经过，发射出去，理所当然地享用他们的特权把那些秽词当最寻常词汇吐露于公众，那器官所经历的快感与满足，与此刻我所感受的相仿。不光是咀嚼美味，不光是吻，能够给予这器官满足。它必须发射某些字眼。它不仅仅是口齿、嘴唇。

    贺一骑——近六十岁的男人看着少妇面孔上的这个器官。在发射禁忌的词语，在咀嚼胶姆糖那洋咀嚼“爱你”。

    他希望她别说了。他希望她说下去。直至嘴唇彻底不再是嘴唇，是纯粹的生理器官。

    没有。他绝不来吻它。不吻她。他等她发泄完。

    怎么可能有人能替代他呢？太全面了：是你的父辈，是你的偶像，是你的冤家，是你的征服者又是被征服者。

    他强悍，却虚弱得如此；一次次不毁我：他毁了我父亲一生，而这一生又始终被纳入他的保护、他的拯救、他的宽容。

    不是敌人，我爸爸还不够做他的敌人，没有势均力敌的平等。

    而是我的敌人。我对他的爱和崇拜中，包括敌意。他甚至能感到这点。

    现在他白发苍苍跪在我面前，拍哄我，求我再放过他一次，祈求我和他再一次错过彼此。少妇要比女孩易毁得多。

    他渐渐离开我，起身，要去开灯。我不准他去。让局面僵持在暖昧的昏暗中。这时有人敲门，一听便知道是我爸爸。刚捺亮的灯又被他神经质地捺熄。门外门内都静等、困惑。不能再开灯了，更不能开门。大家都僵持着，停了呼吸和心跳。我爸爸在门外喊：老贺，老贺！怎么回事，刚才灯还亮！……我站起来，紧紧浴袍。

    我爸爸在门外等。我、贺叔叔、我爸爸，暗中站成一个等边三角。如同贺叔叔、我、舒茨眼下站成的三角，以及与宋峻和其他我连名字也记不全的男子们。冥冥中总是一个三角，贺叔叔永固在那个位置上。一切都是冥冥中，谁都不应负其责任。

    我和他等着门外的父亲走开。似乎一切只待他走开就会发生。他感觉到我爸爸是我和他关系和辈分的坐标。

    一定觉出什么蹊跷，我爸爸走走又回来，还在想那灯自燃自灭是怎么了。他绝不会想到贺一骑也会金屋藏娇。

    贺一骑一生没被人捉住实实的把柄，对那个乡村女子他从来不给你比捕风捉影更多的线索。我爸爸脑子里闪过一万个念头也不会闪过如此场景：一个头发披散、套着他的浴袍的女人和贺一骑单独锁在房里。他眼睁睁看着灯熄去。

    他断断不会想到贺一骑浴袍里的女人是他女儿。

    倘若这时门突然被打开，我爸爸会失去他女儿，却再不需负疚。那一耳光打对了，只不过旱打了十多年。所有发生的都有逻辑和来由，只不过顺序有些颠倒。

    谁来打开这门？

    当然不能是我。那就成了我和我父亲合谋下的套。

    也不可能是贺叔叔。其实他可以完全如以往那样阔步走过去，“哗”地将门敞开说：这丫头在我这儿洗了个澡。

    他完全能这祥混过去，完全不惊动这个父亲的疑心，假如他没有那刹那的惊慌把灯熄掉。是什么导致了他这个熄灯的动作？

    多么奥妙。

    对于我的保护和爱惜。对他自己的保护和爱惜。多年来的那个企图盘桓在他高尚的灵肉深处。我看着我多年来倾慕的这个男子，无意间进出一个熄灯的小动作，一贯的高尚中迸出这一星点卑琐和虚伪。再也动不了了。

    我爸爸再次敲敲门。

    贺叔叔打了个狠狠的手势，让我和他进一步潜伏。

    这是旅馆服务员送开水的时间。把空了的暖瓶取走，换上两只盛着鲜开水的暖瓶。向来不先敲门，当你听见哗啦啦一大串钥匙声响，人与暖瓶已在你房中。

    我期待着。

    三个人还是这样站成个三角。暗中。我期待服务员突至，门被突然撞开，让一切都呈在我爸爸眼前一切都不可解释。

    我在这当口忆起了一个村姑。是在贺叔叔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她同三个年轻女人一块，另外两个背着半岁的孩子。他们三人一同用那样的眼睛着着我。就是女区委书记问我“你是谁”的那样的眼睛。两个背孩子的先收了眼睛，只有她迟迟不放过我。我觉得那就是她。究竟是不是这个女子并不重要，她可以代表，象征那个女子。圆滚滚的肩膀，无拘束的**和腰身，总是微张的嘴，滚烫的脸色。她一定是这样子，这形状和色彩。

    我爸爸走了。服务员也怠工。剩下的男女还不敢动。

    灯也不敢亮。他慢慢走过来。

    乡村女子敞开胸怀，反正灯熄了。他把她推搡到床上，发现她很娴熟。年轻的女乞丐接受了他的四十斤粮票，现在他接受她的偿还。

    什么不是行乞呢？我不也用五百封信去行乞？我不是仅仅要乞得一份薪水。它包括一日三餐，房租和车，医疗保险。每一个在电话中向你兜售某种彩票的男男女女，每一个捺你门铃来向你推行某种信仰或每一个在大马路上发给你免费健康食品或要你行行好试用一下新型洗发露或者上来拦住你向你陪尽笑脸让你救救远在非洲的孩子。谁和谁不是乞与施的关系呢。贺叔叔觉得我在行乞，也觉得我在施舍。这乞丐的骄子，最是通晓其中的人情。

    他并不是向我走来。他走过我，关上窗，小声说他怕我着凉。太危险了，白浴衣里面就是那个女乞丐。

    这一时间，我爱他爱得只想死去了。爱从恨中腾空而起，带着恨的力量。我愿拿一切来换他的一个真切的拥抱和亲吻。一切都不抵他那只残手的抚摸。我爱这个早就能毁我却不愿毁的男人。所有的意愿和意志，都在这“不毁中。

    在那之后的半年，我和宋峻停止了**。不久，我们恬淡地谈起离婚。

    激情不知去了哪里，怎样也搜寻不出来。但我知道它肯定秘密藏在我身体的哪个角落。

    我仍是不时去贺叔叔那儿找我爸爸。他搬家了。住了半层小楼。是待遇。又有了卧车。又有了大小名流的客人，在他家谈风云或风月。我渐渐也是重要谈客之一，在有人对金斯伯格或德库宁起劲的时候，我会不男不女地指手画脚、同人辩论，我会玩世不恭地笑。却在某一刻，回首或抬头，我发现贺叔叔在看我。

    根本看不见我的指手画脚和玩世不恭，他只挑他熟识之极的看。他只看见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最迟是瓜棚中的十八岁。只看见清气逼人和不知何来的一点儿野蛮。他也就纯情和年轻了。隔着许许多多失之交臂，他眼睛温温地照耀在我已死去的那部分。只能是这样的表达没有，我爸爸病了一年，医生勒令他停笔。

    再拿起笔的时候，所有人似乎都对这部巨著无精打采了。出版社主编，杂态和报纸。包括我爸爸和贺叔叔，像是错过了时令。

    那是每天都有一个年轻作家爆冷门的时代。都像当年贺一骑出版《紫槐》时那样年轻。英气勃发，不可一世，出版社全去忙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