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荒的傍晚。

    一九四二年。

    默默跟随行军队伍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看去在五十五到六十岁之间，因为瘦和衰弱。女人跟着一个十四岁的小八路。老妇人对小兵说：小兄弟你饿吧？小兵回头看她一眼，赶紧跑两步跟上队伍。老妇人也跑几步，嘴唇都喘白了，又说：小兄弟你看这一路上槐花都没了，叫人都吃光了。小兵说：都吃光了狈，你跟着队伍干啥？！队伍有行动哩！小兵前头有个老兵，这时对大娘嚷起来：这是要打日本去呢，你跟着干啥？急着给鬼子送信去呐？！

    大娘只得跟他作作揖，说：我有个孩儿也参加咱们队伍了；我那孩儿跟这位小兄弟一般大。她还是一步不松地跟着队伍。队伍上坡。队伍下坡。浩浩荡荡。队伍越走越快，大娘自己跟上了，一身烂絮，一双烂鞋都给落在了后边跟不上她了。小兵不时回头看看这位枯骨一架的大娘，仿佛是鼓舞她跟上来，也仿佛求她别再跟了。几个兵都恼了，对大娘说：没见过讨饭讨到部队来的！再狗撵人咬着不放，我们可要开枪了！大娘说：八路军不打俺乡亲。老兵说：八路军不打好乡亲！有人这时把枪栓拉上了，刺刀也上上了。大娘这才眼巴巴看着那细瘦的小兵跟着细瘦的队伍从山梁上走没了。

    天黑时，西北来风。队伍歇下来。把每条粮袋抖净了，熬出半锅小米粥，每人半瓢倒在各自的洋铁罐子、搪瓷缸子里。多半从日木兵那里来的。还没来得及吃，有人说，哎呀不好了，槐树林那边站着的不就是方才的讨饭大娘？大娘却是不过来，有一两个兵叫她，她也不过来，她靠着一棵树一直坐到每个战士把粥都喝完厂，才又走到那小兵身边。小兵眼圈红起来。抿紧嘴唇不去看大娘的脸；大娘手从怀襟里掏出一把蔫了的槐花，对小兵说：小兄弟，拿着吧，都给你留着呢。小兵眼泪流到了脖子上。大娘说：俺家有个小子，也十四，也跟队伍走啦。大娘说着也不看小兵的脸，泪流到脖子上。

    几天以后，队伍打仗回来，看见那个大娘已经歪在土包上饿死了。小兵抱起她来，有的人听他哭声中有“娘……娘……”的呻唤。

    对，是这本书中的一个故事。以它命名了全书《紫槐》。

    没错，是贺叔叔的身世。

    一篇写得好极了的小说。我得承认，我爸爸永远写不出如此不露声色的残酷；那美丽，古老而含蓄。

    现在来看一看完然不同的一种背景。我爸爸生在上海租界，曾有个留洋回国的父亲。有个芝兰性格却很少相夫教子的母亲。父亲是不笑的，从两个圆圆的厚镜片后面嫌恶地看着世界。他留给我们子孙所有的相片都是不笑的，仅是两侧鼻翼向外掀起而形成笑的影子。那神色让你觉得你实在够他忍受的；他所以能够穿着三件套西装一天天活下去是因为他对你的忍受。他在回国的第八年死去了，这样一个人你都不必去问他的死因。所有功能都支架在一个忍受上，放弃了忍受，一切就都放弃。他死得清秀俊逸，远比他活的时候可亲。他的遗孀的性格非常适合做寡妇，美丽、冷漠，一向很懂得和寂寞打交道而把空空荡荡变作一种饱满。她和一个女佣把惟一的几子养大，家庭的必需像伙食费一样一天天减少。佣人说：太太，没檀香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点了吧。佣人说：太太，少爷的袍子没有浆怎么就穿去学堂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浆了吧。她柔慢的回头，抬眼皮、咧嘴微笑，缓慢却持续不断地落齿落发。到我见到她时，她口中只有上下八颗牙齿，为了美丽的原因坚绝不再落了。我看见她总是一个人在推牌九，膝上一只做梦的猫。她管咂一口白开水叫“吃茶”，茶碗也处处打了缺口，只剩她端茶的手势还精巧，还能让人看到那往昔的精巧。我爸爸离开家去上大学时，他的家境已被她母亲削减到最基本点。这个基本点和贫穷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祖母死后我们发现她垛存的成匹呢料和丝绒，整套的金银器。

    我爸爸是他父母惟一的孩子。在我看来，他的父母不是不具备生养的人力和财力，是不具备生养的兴致。

    我爸爸从小进人基督教小学和中学。

    我爸爸，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不会有任何困难向你讲起他。

    这样把我爸爸和这个叫贺一骑的人并置，他们以各自的异端，天悬地殊来填补彼此内心那不可言喻的需要。

    人们告诉贺叔叔的，有关我爸爸的，他都不去信。他从来不信他是个狂妄的人，花花公子，从来不停地恋爱和背叛。贺叔叔恰恰认为我爸爸自有他情有独钟之处。他一开始在人群中找到了那个喧哗大笑的源头。他朝我爸爸走过来。我爸爸意识到这个刚上任的上司正是在朝他迫近。

    现在有印象了吧。

    这个有不雅笑声的人，是我爸爸。从家庭和教会学校的沉闷中，不知怎样，他精神和**中爆发出那样的笑。

    他笑得那么突兀，以至笑声的发启完全是哑在身体深部的一股强大震动。痉挛，可以说。笑声从一个痛苦的层次穿越过来；在痛苦的挤压下和摩擦中，它穿越过来一然后这笑成了一股爆破的力量，挣脱了痛苦而上升，形成一个彻底的盛开。他的嘴和五官都在那一瞬舒展到极致。不仅仅面孔，他的四肢和身躯都是这狂欢的一部分，都必须推波助澜地把笑给播送出去、最后，他笑出了一点尖啸。他可怕起来了。欢乐在刚刚接触到愤怒的边界时哗地退回，整个笑的键盘是那么长一段！从低到高，音阶的跨度成了那么宽广的一串排列！它不是由欢乐发启，亦不由欢乐来完成，却纵跨一个由疆界到疆界的欢乐全程。

    贺叔叔当时想，此人竟会这样笑。他认为此人最可爱之处是他丝毫不邀请别人同他一起笑，因此他没有那种被谢绝的张惶失措。没有丑角的挫伤感。我们都会做刹那间的丑角，都拿观众太当一回事；观众是否会产生共鸣我们不得而知。我们那一瞬间的丑角生涯成了僵局。我爸爸的成功在于他台下没有观众，或者，他忘掉了观众。那一刻他只管他自己，如伸懒腰、打嚼、打哈欠，纯属个体的活动。

    我爸爸比任何人都需要观众，只是：他能够在那一刻把观众忽略掉，忘乎所以，如痴人那样脑中空空。我爸爸，他必须有人旁观才能进入无人之境。

    贺叔叔和我爸爸，带着他们不寻常的友情，进入了六十年代。一些时尚和口号，在悄悄地死，悄悄地生。

    记得贺叔叔的“小灶”吧？那个绿色碗橱纱的屏风。

    人们在食堂读着黑板上的菜谱，一面看我爸爸被厨房杂工叫进屏风内。食堂内吵闹得像火车站。贺叔叔同我爸爸的交谈一点声息也没有。一只食堂喂的猪在买饭的队伍里撞来撞去。人们常看见我爸爸张大嘴笑，兴奋得坐也坐不住，椅子在他屁股下前伏后仰，往往只有两条椅子腿支着地。有时他干脆不坐，绕着圆桌，绕着一块块往嘴里填馒头的贺叔叔踱步。有时他手里有一摞稿纸，人们猜那便是爸爸在帮贺叔叔润色的一部长篇小说。事实上，我爸爸是从头到尾在替贺叔叔写这部近百万字的作品。

    根据贺叔叔一叠笔记。

    注意另一个事实：没有贺叔叔救助，我爸爸此刻正在同其他右派们结伴挑粪上，填装炸药炸筑水坝的石头。好一点，或许正在土坯教室里教七岁到十六岁的一年级生。

    最强，是去个边城做文化馆干事，办小城中大户人家的红白喜事。

    我爸爸之所以还在这个凹字形红砖办公楼里领工资和粮票，还能在这个省城报刊上持一个令人耳熟的名声，你知道，是归功贺叔叔的。一天，贺叔叔说起想请个人帮他整理份小说初稿，我爸爸立刻就说：我来吧。在此话脱口时，我爸爸非常差窘，两个耳朵边沿充了血红得晶莹，是生怕他报德的急切让贺叔叔看破，再看小。

    此后，常在绿纱屏风后面，贺叔叔听我爸爸向他讲述小说的进展。

    我知道。从八岁到十一岁，我已知道我们家所有的事。我知道我爸爸在两个大书架建造的“书房”里，集中精力完成贺叔叔那部近百万字的著作。集中精力于护住我们拥有的这两间只需五元租金的房子。护住年幼早熟的我和他那书架搭起的自治区。一进人那里，就听见他裤带上金属环扣的击碰声，那是他在脱下外裤，只穿长内裤或短内裤坐在三尺长一尺宽的书案前。

    我十岁了。

    大饥荒。

    不，我不记得。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来形容饥饿。

    这个词在我们社会的进行时态中是不存在的，被涂抹了。

    饥饿的生理感觉被否认掉了。如同所有**的需求，对于其存在不给予认同和理会。我们的生活情景被预定，其中充满阳光和希望，充满非生理的幸福。因此。生理的痛苦，诸如饥饿便是没有名分的感受；它存在，我们却无法将它命名。同其他建立在相同理想的国家一样，饥饿的痛苦是正常现象，是必然，却又是每个人该去悄默承受的。

    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伴同着饥饿。

    三年的大饥荒是用别的字眼来取代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

    因此饥饿在我记忆中是别的一些概念，比如：朗读会。

    不知为什么，那么多诗人从饥饿中产生。那样的朗读会在大饥荒的三年中特别盛行。

    注意到了。但美国作家和诗人们的朗读会是同志式的沟通，战友式的相互支持。

    并不普遍。中国作家很少当众朗读他们未完成的作品。抑或完成的。

    也许他们认为作家更应该作为文字和语言活着。

    很多！让你不得不暗暗捉摸：诗歌和饥饿之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

    那些朗读会总伴有餐会。一张粉红色菲薄的餐券，凭它去领一份米饭，上面覆盖着黄豆肉丁。肉丁常常是豆腐干丁，据说营养是一样的。那是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妈妈从下午就进入了朗读会(餐会)的氛围。她打开箱子，拨开一层层樟脑球，拿出裙子和旗袍。我们家没有能让她看见全身的镜子，她就站到凳子上，拿一件件衣服到脖子上对比颜色。

    爸爸从书房伸出头说：别穿紫红的，花鼓灯似的！

    我妈跳下凳子，换一件秋香色，又飞快站上凳子。

    我发现这天爸爸特别在意妈妈的打扮。连她往脸上扑粉，他都疑惑地瞪着眼。妈妈说，怎么这样婆婆妈妈呀，又不是你上台。我爸爸不吱声，看她手腕子一抖一抖，黄面色渐渐消失了。妈妈眼睛紧闭，微皱眉头，给粉呛得直要咳嗽，他看妈妈拿出铅笔，在舌尖上蘸了蘸，去勾画扑进粉里的眉毛。妈妈使劲睁开眼。使劲瞪着镜子，爸爸也帮她瞪着。我妈从镜子里看我爸一眼，说，你给老贺把生字标出来了吗？爸爸嗯一声。

    妈妈最后打开口红盖子。口红也是祖母留下的。我常常背着妈妈打开它。一旋开那子弹壳似的铜帽儿，一股油哈味就冒出来。红颜色也不新鲜，看去也哈了。陈旧的唇膏使妈妈微翘起嘴，喘息短促微弱了，像祖母。

    我们准备出门时.贺叔叔一迈腿从栅栏上跨进来，他目光躲开娟秀而古怪的妈妈，看着我说，这么漂亮啊！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在说我妈妈。爸爸旱有准备，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叠稿纸，递给贺叔叔说，先看一遍，字要是不熟，多念两遍。贺叔叔笑笑说：我的故事我还念不出来？

    爸爸说，有些字我怕你不认得，给你注了同音字。贺叔叔大声说，我那么笨？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走吧？

    两人撇下妈妈和我，先走了，又一块停下脚，哈哈地笑。爸爸再次停下，独自笑，良久不往前走。

    男人和女人；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气味；酱油气味，人人捧着一个大搪瓷盘子，持一柄搪瓷勺子，吃着酱色浓重的饭莱。

    近处是我妈妈。她一边细细地吃一边机警地四处望，想找个地方把她盘子里的东西倒进随身带来的饭盒里，带回去添加些蔬菜，又变成三人的一顿晚餐。

    远处是贺叔叔和爸爸，站在楼梯**淡。爸爸手里端一大盘食料，不曾动过几口；贺叔叔却空着手。他吃“小灶”，肉丁是真的肉，不是滚上一层酱的发酸的豆腐干。

    一些人上来向贺叔叔躬躬身，握手。又一些人上来。

    我不断为人让道、我眼睛却一直朝爸爸和贺叔叔那里望。我爸爸这天的样子与平常有些出人。我的爸爸，我从小就意识到他与众人的出人。他一身上下，很少有规整的服饰，总是七长八短披披挂挂。猎装式的米色风衣从不系钮子，腰带拧成一根绳儿；颈上搭一根深咖啡色丝绸围巾，面积宽裕，肥大的两端垂荡在风衣襟前，不时被他谈笑时的手势惊动起来。那根围巾只不过是一截旧绸料，也是从祖母遗物中发掘的，对光看看，上面不知多少蛀眼，微力之下它就会碎在你手中，是它那将腐将化的质地，使爸爸比在场的任何人都缺乏一点实体感。爸爸秘密修饰了自己，我突然明白了。我爸爸的修饰和别人相反：把本来就缺规矩的全身弄得更乱，头发尽其本性向各个方向曲卷。我不懂得的那股趣味把我吸引了。现在回想，他的颓唐和感伤，使当时的我内心极被牵动。

    我爸爸在笑，拍着一些人的肩，也被一些人拍着肩。

    是贺叔叔主持那天的朗读会。人们在大厅里找好一把深蓝丝绒的椅子，安顿下来。被糙劣食物破坏的矜持恢复了。深蓝丝绒的幕帘上缀有金流苏，打蜡地板和水晶吊灯，这毕竟是个矜持的所在。由于多日对这一餐饭的期望终于得到答复，所有眼睛安宁了，神情是美味的丰足的。

    节目中有七八个人朗读自己的作品。大多是诗歌。贺叔叔的《紫槐》是朗读会的开场或压轴。这天来了一群少年宫话剧团的男孩女孩，将《紫傀》配了乐，诵到高昂处，都成了一副歌喉。

    观众的呼吸声变得不均，变得潮湿：饥饿竟可以是美丽的。

    我揩着泪，无意中，我发现贺叔叔在看着我。我把拳头停在嘴唇上，惊讶和羞怯。他是那样的看着这个十岁的女孩子。他全看见了，看着泪水怎样越聚越厚，在她两个眼珠上危险地摇曳；终于积得太沉重，眼睛再也盛不住，剥离了出来，形成一颗圆熟完整的泪珠。红桑叶上的春雨，一颗水珠子从细到大，地心引力把朝下的那端变得圆腴硕大，形成了珠宝的锥形。他看见了我由于流泪而鼻子不通，肺叶伸展和收缩。他坐在距我六步左右的地方。坐在供主持人休息的沙发上。它是大厅里惟一的沙发。他看见了一个十岁小女孩沁出情感和爱慕的过程。一个秘密的过程。

    我还不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会开始得那样早，能越过种种巨大的不可能。

    谁不爱慕他呢？我们必须爱慕英雄和偶像。饥饿于是产生了诗歌和美丽。

    我把手停在嘴边，连鼓掌也不能够了。他那样长久地看着我是怎么了？两束温情的目光从那带支配性的身躯上投向我。不仅温情，他还觉得有点好玩。一个小女孩为了他那件遥远得失去真假的身世伤心，他有些被逗乐了，又有一点愧意。人们把故事团来团去，一层层渲染使它增生。他心疼这小女孩竟对它那样信以为真。

    有一刹那。他像是要起身，朝我而来。要来抱起小女孩，给她一番哄慰。告诉她，许许多多的事都不是真的。

    十八岁时，贺叔叔说他在朗读会上确有那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