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彭和丹妮走出饭店才几秒钟，就听到敌机来空袭的警报。正月里汉口挨炸了三四回，武昌也被炸过一次。至今为止敌机仍以机场和铁工厂为目标。由于没有防空洞，大家都照常留在家中，谁也没有去处可避难。少数人躲到乡间，但是炸弹既会落在街上，当然也会落在那儿。

    “我们该继续走，还是回头？”丹妮问。

    “照你的意思。”

    “我们得发出这份电报。”

    “那就快一点。我们可不想困在河中央。”

    他们走了十分钟才到渡口，只费了十分钟过江。一大堆人在街上匆忙挤来挤去，找地方安身。很多人站在甬道和凉台上看天空。父母们赶忙叫街上玩耍的孩童回家去。每一个人面色都很紧张。汉口人与大多数难民对空中来的谋杀都不陌生。

    这一种空中公敌似乎突然将这座城市变成了前线，使大家对于下游数百里外的战争感觉很接近。

    老彭和丹妮坐着黄包车，赶抵堤防后街的电报局，这时候天空尽是嗡嗡声，像远处一大堆卡车正待发动似的。他们走进去，嗡嗡声加大了，连续不断，如饥饿的野兽面对眼前的猎物，愈飞愈近，声势逐渐增强。有人说一共有四五十架大飞机，分成两批。飞机离城市尚有几里的当儿，在等待炸弹爆炸声。除了飞机声，还有高射炮的射击声，几乎把机声淹没了。随后炸弹一个接一个爆炸，地在脚下摇摇晃晃的。“很近！”有人大叫说。另一群飞机又来了。远处有更多炸弹的回声。然后声音渐远渐弱。丹妮觉得心中减去了一块重担。

    大家都冲出来仰看天空，痛骂日本人，仿佛骂一个在逃的小偷似的。

    电报局里的职员慢慢地从地下室走回来。丹妮等着发电报，听到救火车当当响，连忙冲出去看个究竟。有人说跑马场挨了炸弹，一部分房屋被炸毁了。

    电报是用老彭的名义发出的，说信已收到，丹妮平安，两个人问他好。不久警报解除了，大家都来到街上。

    “你要看蒋夫人吗？她也许会在爆炸现场出现。”老彭说。

    丹妮立刻同意了。他们把信寄走，又到附近一家店铺去修表，然后叫车到跑马场。那个方向火焰冲天，救护车在街上穿梭。他们站在一大群人聚集处，有二三十间贫民房子着火了。穿着制服的小队正与吞噬房屋的火焰搏斗。日本人投了不少炸弹，但是大部分落在跑马场和田地间。救难队、护士和另外穿着帅气制服的女孩子正在帮忙维持秩序，照顾伤患。大家自倒塌的房屋内拖出受难者，有些人遭烧伤，有些人已经死了。

    附近有几个贫妇在号啕大哭，坐在地上，死者就躺在她们身边，毫无知觉，一动也不动，不再痛苦亦不再悲伤了。丹妮不禁陪老彭走向伤患的灾民上卡车的地方，到处乱哄哄的。有些妇女要人抬着走，有些人坚持要带她们抢救下来的东西。家园未成废墟者四处挖寻他们的家具，从废墟中拖出皮箱和抽屉来。

    “那就是蒋夫人。”老彭低声说。

    由人潮的隙缝中，丹妮看到了蒋介石夫人。她穿一件蓝色短毛衣和一件黑旗袍。毛衣袖子卷得很高，正忙着同穿制服的女孩子说话，用手势指挥她们工作。她看看受灾现场，眉毛不禁往下垂。好奇的群众特地来看火灾，也来看第一夫人。

    丹妮站着看女孩子们工作。单是看看蒋夫人，看看大家彼此互助，仿佛灾民的悲剧就是自己的一般似的，她就觉得好感动。在全国大难中，个人的界限完全消失了。灾难中自有美感，就连大屠杀的现场也有一些启发丹妮灵性的东西。她想找一位女孩子来谈，但是她们都很忙，她想说的又只是一些傻话，于是她静静地在旁看她们招呼孤儿和灾民，把她们送上卡车。

    “想想蒋主席夫人居然亲自照顾我们这些平民，”一个农夫带着怀疑的笑容说，“嗬！有这样的政府，谁不愿打下去？”

    “现代妇女还不错。”另一个路人笑笑说。

    丹妮为中国现代妇女而骄傲，她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呢。这些穿制服忙于救助伤者，被群众仰慕的女孩正代表她前所不知的现代中国妇女的另一面。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来，我就错过这一幕了。”大家看着蒋夫人的汽车离去，丹妮说。

    他们回到武昌，听说那儿也挨了炸弹，有一条街被炸毁，灾情比汉口还惨，他们一小时以前吃午饭的餐馆全炸毁了，许多吃午饭的客人都被炸死。丹妮打了一个冷颤，知道他们躲得好险。如果他们来晚些，或者坐在饭店里多谈半小时的佛教，他们说不定也如眼前诸人的命运。

    眼前是最丑陋的死亡面目。两颗炸弹击中这条街，一颗落在戏院后方，弹片摧毁了对面四五家店铺的前半部。火势已经遇阻，幸存者可以回去默默检视家园的残骸，尽量抢救东西。救难队还很忙，在瓦砾中走来走去，挖掘埋在废墟里的灾民。两三个护土正在帮忙，由男童军搬送伤患。

    丹妮看到前面有一大堆死寂的人体。女人的身子奇形怪状，暴露在大家眼前，死者了无知觉，伤者毫不在乎。地上偶尔也会出现缺身的头或腿。附近一棵树上挂着模糊恐怖的碎肉，在阳光下还滴着乌血。死尸堆在戏院里，戏院后的墙已经被炸掉了。尸体愈堆愈多，她发现那些尸体就像屠场的死猪一般晃荡。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哭，旁边有一条缺身的婴儿手臂，手指圆胖，显得很美。另外一间房子里有一个女人屁股被炸掉了半边。榴散弹扯裂了她的裤子，白白的大腿露了出来。她静卧在悲剧的尊严里，根本毫无羞耻可言，只有破衣服使她露出穷相。如今她和任何母生胎养的人物平等了。一股激动的感觉浸入丹妮的意识中。这个女人是谁，竟遭未谋面的人如此作为？

    老彭触摸那女子，她叫出声来。她还活着！

    她的声音如此普通，如此似一般人，深深震撼了丹妮。

    老彭急忙去找护士。一个女孩子来了，满手满身都是血迹。

    “我们必须等一下，”她说，“男童军马上会带担架回来。那些该死的日本鬼子！”

    这位护士头发修得短短的，后面齐平，手上戴了一个戒指。她面容开朗，有些瘦削，牙齿稍稍露出两唇间。瘦长的脸上沾着汗珠。她皱着眉头，似乎对这种大屠杀很熟悉，但每次看到时仍感沮丧。

    “你是不是这个女人的亲戚？”她问老彭。

    “不是。不过有必要我们愿意帮忙。”

    “你是护士吗？”她没有制服，丹妮问她。

    她点点头。

    “我们在洪山有一个小地方，”丹妮说，“我们那边收容了几个难民。我们不是医生，不能带伤者去。不过若有无家的灾民，我们可以供应食物和住所。”

    她们互道姓名。那个女孩子名叫秋蝴，她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是随组织自南京来的。她说话又低又快，有四川口音，不过不难听。尤其她露出的笑容，舒展眉毛的时候更可爱。她身材苗条纤秀，颧骨和嘴巴却显出力量和耐力来。丹妮很好奇，想认识几个同一代受过教育的女子，所以表现得特别诚恳。秋蝴对丹妮也很有兴趣，她忍不住被她又深又黑、长睫毛的利眼，以及她不说话时歪歪唇的动作所吸引。

    那个女人被带走以后，丹妮问她，“你现在有时间吗？能不能上去看看我们的地方？”

    秋蝴欣然笑笑，在这种战争时期大家都不太讲究传统的礼节。“不该我当班，我是爆炸后自愿出来帮忙的。”她说。

    他们带秋蝴回家，女人和孩子都跑出来迎接他们，问他们大轰炸的时候人在什么地方。月娥的母亲王大娘说：

    “飞机来得很近。很多人冲到斜坡上去看武昌的大火。我的月娥吓死了，她躺在床上。”

    丹妮发现苹苹不在，每次她由城里回来，苹苹总是第一个出来迎接她。“苹苹怎么啦？”她问道。

    “她随大家跑到树林里去了。不过你还是先去看看玉梅，她一直哭，要找你。”

    老彭，丹妮和秋蝴连忙进去看玉梅。她痛得翻来覆去，大声叫嚷。她抓紧丹妮的双手，脸上一直出汗。“时候到了。”她说。

    丹妮看看秋蝴，她立刻明白了。

    “你能帮忙吗？”

    “可以。我在北平学过接生课。”

    “那真幸运。”丹妮说。

    但是玉梅眼中充满恐惧。

    “如果是鬼子的小孩，把他杀掉。”她一面呻吟一面说。

    “别说傻话。”丹妮说。“我说过这是你丈夫的孩子。”

    老彭走出房间，知道是轰炸的刺激使她产期提前了。丹妮叫秋蝴坐下，同时把玉梅的遭遇说给她听。秋蝴摇摇头：“这种例子很多。”她说。她低声告诉丹妮，有一个尼姑曾经到她的医院，叫医生给她堕胎呢。

    “你们照办啦？”

    “是的。她说我们若不肯，她就去自杀。我们女人受害最深。我们难道不明白体内有一个鬼子的胎儿是什么味道？”

    秋蝴希望玉梅像一般农妇能顺利生产，她要人准备澡盆、毛巾、肥皂和剪刀，还在屋角放了一张大桌子。她写便条请医院提供一套接生设备，丹妮叫金福送去，吩咐他尽快把设备带回来。

    玉梅阵痛暂时缓和了一会儿，丹妮就走到老彭的房间。

    “如果是日本娃娃，彭大叔？”她说。

    “婴儿是看不出来的。除非婴儿某一点特别像她丈夫，才有征兆可找。否则谁分得出来呢？但是人不可能杀生。我们必须加以阻挡。”

    “怎么阻止？”

    “告诉她不可能是日本小孩。”

    “我告诉过她，她也相信了，但是现在她又担心了。”

    “撒个谎吧。总比谋杀好。”

    “撒什么谎？”

    老彭想了一会说：“说日本婴儿全身都是毛，或者任何不会有的现象。”

    丹妮说：“我们还是告诉她，日本婴儿出生时有尾巴，她会相信一切。”

    “或者有十二根手指头。”

    “不，还是说尾巴好。不过如果真是日本婴儿呢？”

    “我们以后再说，现在她心里必须完全静下来。有时候日本婴儿和中国人根本分不出来。只要她相信是中国人，又有什么关系？”

    “你是说你不介意一个日本小孩？”丹妮困惑地说。

    “我不在乎。”老彭说。“她不能杀那个孩子。毕竟是她自己的骨肉。”

    这时候苹苹的弟弟进来说，他姐姐正在问丹妮为什么不去看她。

    于是丹妮去了，还叫秋蝴一起去。玉梅的阵痛缓和些，金福的母亲暂时在屋里陪她。

    他们叫秋蝴帮忙减轻玉梅的恐惧，秋蝴说：

    “怪事也会发生。当然可能性很小，不过万一她的小孩真长了尾巴呢？我还是说我在北平接过日本娃娃，看见他们生来就长了胸毛，那才不会太吓人。”

    于是丹妮带她去看苹苹。小病人盖着破棉被躺在床上，她父亲站起来迎接她们。

    “观音姐姐，我一整天都没有看见你。”这个十岁的孩子说。　　“我很忙。我们到汉口去了，回来又忙着照顾玉梅姐姐。你知不知道她要生小孩了？”

    苹苹的眼睛一亮。

    “这是秋蝴姐姐。她是护士，特地来看你。”丹妮说。

    这孩子面色发红，两颊消瘦，使眼睛显得更黑更大了，秋蝴看见痰盂里面有血丝，房间的光线和空气都不理想。窗台上有一个小玻璃瓶，里面插着小女孩亲自摘来的野花。房里只有两张床，秋蝴发现苹苹和她弟弟共睡一张床，一个人睡一端，就说，“你得叫他们分开。小弟弟要和他父亲睡，或者另睡一张床。”

    “观音姐姐，”苹苹笑着说，“炸弹落下来的时候，你怕吗？”

    丹妮把一切告诉她，还说她见到了蒋夫人。苹苹很高兴，想知道蒋夫人穿什么衣裳，做什么事情。

    她们要走了，苹苹谢谢她们来看她，她父亲跟到外面来。

    “我女儿怎么样？”他问护土说。

    “她得了肺病。需要细心的照顾，充分的休息和营养。我会带些药再来看她。”

    做父亲的向她道谢，泪眼模糊，景况很可怜。

    她们回来后，玉梅又开始痛了，但是秋蝴用专家的口吻说，时候还早呢。

    丹妮告诉秋蝴，苹苹的父亲只能替四口之家买三张船票，不得不把她大哥放在原地。

    “惨啊！”秋蝴说。“我们离开南京的时候，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在红十字会工作，随伤兵一起来的。我们是最后离开的一批，当时日本人离市区只有十二里了。红十字会为伤兵订了一艘船。但是医院里有一千多人，那艘船只容得下四五百人。我们必须决定谁走谁留。我们只能把伤势较轻的带走，让重伤的人听天由命。留下来的人哭得像小孩似的，一直求我们带他们走。他们像小孩般大哭：‘用枪打死我们！给我们毒药！杀掉我们再走，因为日本人一定会杀我们的。’护士都流下泪来了，有些医生也热泪满眶。谁能无动于衷呢？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由床上滚下来，直拉着我，不让我走。‘好姐姐，救救我，救我一命！’他腹部重伤，我知道他连码头都到不了，我知道他绝对活不成，就说我会回来找他。我回来的时候，他快要死了，还躺在地板上，满口鲜血。他张开眼睛，陌生地看看我就断气了。四处都是稻草。我们临走前，医院像猪栏似的，留下来的伤员哭声震天。简直像谋杀那些伤兵嘛，我又不是铁石心肠。我们整天整夜抬伤者上船。只有两辆车，我们得亲自用担架抬他们。医院到码头坐车要半个多钟头，走路却要大半天，我们四个人一次只抬一个，有些人真的很重。”

    “你们女护士抬担架？”

    “是的，不过也有男人，大家都得互相帮忙。简直难以说明，难以想象。街上的人惊慌失措。都怕空中的轰炸机。但是我们若想到码头，就根本不能停下来。我鞋跟断了，店铺都不开门，买不到新鞋。连一杯茶都买不到，因为饭店也关了。我真不敢回想那段日子。”

    “你们救了多少？”

    “五百人左右。罗伯林姆医生是最后上船的人之一。他亲自开救护车。嗬，航程才糟呢。没有地方坐，也没有地方躺。我们护士、医生只好在甲板上站了四天，直到芜湖才找到吃的。有几个人带了面包，分给我们吃。连水都没有喝。我们有些人用绳子绑着烟罐，由河里掏水给伤兵喝。很多人中途死掉，尸体就扔到河里。到了汉口，我的腿又软又僵，一步也拖不动……那些事最好不要谈，不要想，简直像一场噩梦。”

    秋蝴的语气很平静，很理智；她一面抽烟，一面用又低又快的口音述说往事，不带任何英雄色彩。这一切对丹妮都很新鲜，她和受过教育的摩登女性还很少接触哩。

    “不过，”秋蝴下结论说，“我们毕竟还活着，留下的人一个也没有留住性命。凡是手上有茧，能走能动的男人都被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