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最精心安排的计划往往也需要变更。前一天晚上，“游击队之母”裘奶奶手下的人员突击北平城墙外的一所监狱，放走五百名犯人。有些爱国志士包括一些东北大学的学生，被傀儡警察抓住了，于是裘奶奶安排了这次的援救。傍晚时分有十几个人进入监狱，其中几个扮做日本军官，制服了狱中的守卫，拿到钥匙。犯人获得了自由，游击队问他们愿不愿参加。全体异口同声说要加入，还包括一些中国卫兵，他们跟首领回到山区，带了几十支手枪、一些自动步枪和弹药。

    游击队最近的行动都靠近北平市，人数也骤然增加。更重要的是，这让日本人丢脸，使游击队增加威望，使人有敌人并没征服这座城市的印象。

    今天的炮火只是示威，而非真正的战斗。游击队行踪飘忽，无法有战斗。飞机是出去侦察，只是给山区斗士留下一点印象罢了。他们在一座庙宇附近投下一颗炸弹，空中白转一个钟头圈。就在无助的情况下，日本人察觉到必须采取某些行动，就加强搜索出城的平民，警察并挨户搜查游击队。

    第四天早上，四个中国警察来到博雅家，由一个日本小军官领头，还有一个满洲通译员。约十一点，冯舅公不在家，冯老太太吓慌了，躲在自个儿房里不敢出来。警察被领到博雅的庭院，要他填表格，写下所有居民和仆人的名字、年龄、姓别、职位和商业关系。日本人似乎很困惑，就问他：

    “为什么挂美国国旗？”

    “屋主是一个美国女士。”

    “她叫什么名字？”

    “唐娜芙小姐。”

    “她在哪里？”

    “她在青岛。”

    博雅奉命答复有关她年龄和职业的问题，同时他把房屋租约拿给他们看，日本军官皱皱眉头，检查了很久，直到博雅向他提起美国大使馆。

    军官是一个矮胖的家伙，穿戴军帽、军服和高统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欣赏屋内的古董、名画和家具，显然对庭院的规模和数目十分惊讶。他手插在裤袋里，一直东张西望，人很机警，下巴向前伸，头向上仰，仿佛一切对他来说都太高了，他每走一步头就动一下，习惯抬高步伐，尽量使自己高一点。高个的满洲译员随着他，地方警察则在后面懒洋洋地走着。

    当他们来到罗娜庭院的时候，日本人仿佛找到了大乐园似的，测览房间像观光客一般，而不像一名正在值勤的军官。院里的人早就得到警告，罗娜、她丈夫和冯旦都坐在客厅里。军官大肆欣赏墙上的名画和古董架。他用脚试试地毯的厚度，自顾笑着，又感觉到有人看他，就在军官的尊严和藏不住的赞赏间力求保持平衡。然后他跨入罗娜的卧室，盯着她的香水瓶和红拖鞋。回到客厅后，他在桌上拿起一根香烟，满洲人连忙替他点火，他仍然意趣盎然地踩着厚地毯，自满洲人手中接过火柴，眼睛眯成一条缝，香烟叼在嘴里。

    他指指还没核对的梅玲的名字。

    “还有一个崔梅玲。”满洲人说。

    “她在里面。”博雅指指对面的房间。

    梅玲躺在床上，扁桃腺正发炎发肿。日本军官冒失地闯进去，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女坐在床上，倚着枕头，就对身后的博雅说：

    “她怎么啦？”

    梅玲小声地说，她的嗓子不舒服。

    “她和你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博雅回答说。

    “她在这做什么？”

    “没什么。”

    不知道心里有没有什么念头，日本人摆出思考的姿态，牙缝间吱吱响，叫满洲人再问下去。

    “一个人住在别人家里，又不是亲戚，怎么又没有什么事情呢？”这是日本人想不通的地方。

    “她是我舅妈的客人。”博雅指指门口的罗娜说，罗娜对满洲人点点头证实，他正在记录。这样似乎还不够。

    “她出生在哪里？”

    梅玲现在真的吓死了。博雅要她回答，她只好说：“上海。”

    “那她为什么来这里？”这是更想不通的奥秘。

    “她来拜访朋友。”博雅有点不耐烦地说。

    “她以前读什么学校？”

    梅玲怯生生回答说：“我没上过学校。”

    日本人摇摇头，仿佛确定有些不对劲。这似乎是一次不必要的长审。

    “她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父亲。”她说。

    “她母亲叫什么名字？”

    梅玲似乎不愿意回答，满洲人告诉她，这是例行公事。“东洋人问话，你一定要回答。说什么都无所谓。”

    “最近十年你住在哪里？”他又问道。

    “在上海和天津。”

    “你结婚没有？”

    “没有。”梅玲直率而略带刻薄地说。

    翻译员记下她的回话，日本军官则盯着梅玲，用多事而困惑的表情打量她。她白白的手臂戴着翠玉的镯子，正搁在软棉被上，加上羞红的面孔和乌黑的卷发，构成一幅可爱的画面。她的头斜向一旁，用自卫、惊恐的眼神看着军官，就像博雅书斋那一幅画中的小鸟望着大蛇一样——不是正望，而是用眼角偷窥，不是观察他或接受一种印象，而是由眼中露出明显的恨意、恐惧和迷惑。问完了话，军官对满洲人眨眼说：“她很漂亮。”然后转向她，和善地用蹩脚的英语说：“你应该找日本医生看病，日本医生像德国医生一样好。”

    梅玲沉默不语，军官又笑笑说：“你喜欢日本人吧？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做朋友。哈！”

    他发出日本人表示欣赏一个笑话时特有的尴尬、不自然、做作的笑声，低头拧了梅玲的面颊。梅玲缩头尖叫，眼睛里有厌恶的怒火。日本人挺了挺身子，恢复军官的仪态，对满洲人吼了一声，就走出房间。

    搜查继续在前院进行。冯老太太没有出来，由博雅带日本人检查房间。走到一个十寸高的方形白玉壶前面，军官停下来，那是这栋房子的前一位屋主——满洲亲王——的珍藏。他转身问道：“乾隆？”博雅点点头。

    他们才走完住宅的一半，就向西北弯，来到“漩水台”的地方，俯视红栏木桥和对面的果园。搜查变成敷衍，日本军官似乎有别的心事。

    “走到那一边要多久？”

    “半个钟头。”

    “我们掉回头。”

    不知道是满洲人看出军官的心事，还是军官曾私下对他说了什么，译员走近博雅低声说，他最好把军官看中的白玉壶送给他，以争取他的好感。于是博雅在“自省厅”传话给佣人，到了门口，另一个佣人便交给他一个包装精细的纸盒，博雅递给翻译员，后者对军官说了几句话，军官笑笑，只“噢”了一声。他对博雅伸出手，显然充满敬意地说：“屋子好大！”就走了。

    冯舅公中午回家吃饭，听到这件事，很不开心。大家都聚在他的院子里，热烈讨论这一次的搜查。

    “他们为什么要搜我们的屋子？”

    “一定是为了游击队。”博雅说，“但愿我送白玉壶没送错。”

    “当然。”老人说，“但是我们根本不该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财宝。他们看到年轻妇女了吗？”

    “他们一定要对着名单看。”

    “糟了，”老人说，“我原指望有那面美国国旗，可以不让他们进来查看，现在他们看到了。他们能来一次，就能来第二次，他们搬不走屋子，但是晚上常有女人被绑去。竟有如此的时代！我们的古董也不安全了，露财诲盗。”他引古谚说，“我们必须把古董收好藏好。没有这些麻烦，日子已经难过了。”

    老人坐着抽水烟，看来忧心忡忡的，仿佛屋子已被人闯进来似的。

    “一切都完了，”冯老爷说着叹了一口气，“博雅，你祖父买了这座园子，我一直想好好管理它，但是外甥、甥女都走了，现在这儿变成了一个荒寂的地方，我要留下来。我这种年纪不想再搬，我们必须守住这个园子。姚家的神牌还在这儿，等战争过去，这里将是还乡者的中心……生意愈来愈差了，不过我要尽量撑下去。至于你们年轻人，我该考虑考虑。”他吹吹烟斗，把它放在大桌上。实质上他的身体似乎还很强壮。

    博雅回到梅玲的房间，发现她脸色苍白，又害怕。

    “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她面带激动地说，“我怕，博雅。没有别的地方能让我过夜吗？”

    “别傻了，”他说，“你以为他们会不惜麻烦，把你送到日本医院？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呀。”

    “多久？”

    “再过五天，或者四天。”

    “我们不能现在就走吗？不然我先走？”

    “单独走？真不敢想象。你急什么嘛？”

    “但是他们知道我的名字了。”

    “那又何妨呢？”

    “博雅，你不知道，你不该告诉他们我的真名字。噢，博雅，今天晚上带我到别的地方去。”

    “你到底怕什么？你以为他们今晚会绑架你吗？他说日本医院，只是开玩笑。”

    梅玲沉默了一会才说：“我不喜欢他的眼神。他特别盘问我，我今晚上不能睡在这儿，我真的不能。我能否到你朋友家去？”

    “到老彭家？”

    “是的。我可以在那边住上几天，一直到你准备妥当。他是什么样的人？”

    “噢，他是单身汉，一个人住。你用不着怕，他是道道地地的君子。不过你的身体能出门吗？”

    “噢，那不算什么。”

    “你的东西呢？”

    “我一分钟就可以弄好。”

    “好吧！如果你坚持，就这么办。等到傍晚，我会带你去老彭家。事实上，我很希望你认识他。”

    受了好奇心的驱使，那天下午博雅就过来坚持要梅玲告诉他过去的生涯。

    “我从哪里说起呢？”

    “从童年起，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们在路上有很多时间嘛。”

    “但是现在告诉我吧，我会觉得和你亲近些。”

    于是梅玲和他单独在一起，开始述说她的身世。她母亲是邻近上海产丝区湖州人。她离开丈夫后，就带着四岁的梅玲去上海。她在闸北区一所学校教书，每月薪水五十元。母亲带她上学，后来她转到一间男生中学去教书，只好把女儿留在家里。因此梅玲很小就学会了理家，让母亲安心上课，等她中午回家，午餐就弄好了。母亲对女儿期望很高，就在晚上教她。

    梅玲是一个倔强的孩子，原先她跟母亲上学，和其他小孩子一起读书，大家都叫她“老师的孩子”。她常和同学热烈争吵，护卫母亲的湖州口音。当时各地已规定老师要用国语上课，但是梅玲的母亲和大多数的南方人一样，总是改不了家乡的口音，她老是漏掉“ㄣ”的尾音，所以“盘”字之类的声音总是念不准。她老说“牌”，而自以为说了“盘”字。梅玲知道母亲念错了，因为她自己念“盘”字就一点困难都没有，但是她总是坚持说她母亲念的是“盘”字，她发出一种介于“牌”和“盘”之间的声音，“ㄣ”音若隐若现，然后始终维护她的母亲。但是在家里她却告诉母亲念错了，想教她发出正确的“盘”音。母亲慈爱地说：“孩子，我的舌头又僵又笨。我知道那个读音，但是我读不出来，我一辈子都是这么说的。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得教书维生哪。”第二天母亲听到梅玲故意在班上念出含有“ㄣ”音的“牌”字，以维护母亲，她很感动。

    当梅玲逐渐长大，不再上学，晚上就在她们唯一的客、餐、卧兼用的房间里书桌上，不仅埋头做功课，有时还翻阅母亲批改的学生笔记和作文。她观看上面批改的部分，藉以从母亲那儿学到超过学校学生的东西。她也自己查字典，寻找可疑音符的同音字。她看见母亲改到好文章时，脸上不觉一亮，两个人便一起欣赏其中的佳构。梅玲不久就有了丰富的文学知识，有一天她看到作文堆积在桌上，趁母亲不在时用毛笔批改了一部分，打上分数，还在末尾学母亲的字迹，加上批评的字眼。母亲回家，意外地发现作文批好了，因女儿的大胆而震怒。后来她检阅评语，不觉点头微笑。梅玲写得还不坏，只是不十分成熟而已。

    “这个评语还不坏，你怎么做的？”

    “噢，妈，”女儿回答，“很简单嘛。你常用的评语不会超过二十个字，只是常加以变化——譬如‘文笔流畅’啰，‘漫无条理’啰，‘虎头蛇尾’啰——我通通都知道。”

    有一次母亲很累，特准梅玲替她改作文，但警告她不要删太多。梅玲对这任务非常自豪，非常尽力地做。母亲躺在床上看她工作。她看出梅玲很有兴趣，兴致勃勃为好句子画线或勾圈，有一次还在两篇杰出作品上打上三角记号。母亲览阅她批阅的成果，在需要的地方略微修改一番，学生都不知作文是一个和他们同年龄的女孩批改的，有些人注意到字体的不自然，母亲解释说她人不舒服，是在床上改的。

    白天梅玲待在家，负责洗衣、煮饭、清洁工作。她们的房间在一条巷子里，是著名的“陋巷”，巷里挤满红砖房，谁都可看见十尺外对面房子的动静。她们的窗子正好面对一家棺材店。两端翘起，大框架的棺材在小孩子眼中是很丑的东西，不过就连这种东西看熟了也会产生轻蔑感。

    不过她仍不能忍受看到小孩子的棺材，或者看见贫贱的妇人为孩子买棺材。“你知道，”她对博雅说，“连死都有贫富之分。丧亲的穷人比较哀痛得深。有时我看见有钱的弟兄穿着丝绸，来为母亲或父亲买贵重的棺材，和店东讨价还价，仿佛买家具似的。”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梅玲自然惯于独来独往，上市场或店铺买东西，如此很早就学会管理她的钱财。闸北区的太太小姐们大都是来自小店主或小工厂工人的家庭，不像富家千金故作娴静。她们刷洗、聊天、敞开胸脯喂孩子、大声吵架，夏天夜晚就坐在竹凳上乘凉——一切都展现在街上行人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有钱，人们很自然民主。工厂做工的太太小姐们自己每天有两三角的收入，可以不向人伸手，自己花钱打扮或散心。就在这样拥挤、吵闹、自由而民主的中下层社会中度过了少年时代，也因此培养了贫家女子的独立精神。巷子里的噪音很可怕，女人、孩子一吵闹，所有的人都听得到，巷子里一天也不沉闷。对一个过惯这般闹街生活的人而言，完全看不见邻居的僻静住所，似乎单调得难以忍受。

    周末母亲没课时，梅玲常到国际住宅区的中心看表演，或者到北京路去看电影。在“大世界”，只要花两毛钱的入场费，就能消磨一天，看古装或时装的中国剧、杂耍、听人说书或者看一场民俗表演，常常一起去看。这是单口朗诵的节目，配着小鼓的韵律，运用高度优美而动人的语言，以固定的调子说出来，动人的段落则像一首歌曲。在专家手中，这种单口艺术可以用不同的节拍、腔调、手势和表情从头到尾把握住观众，既使故事已听过了一百回。这些简短旅途代表她们的假日，她们常常在小饭馆喝半斤水酒才回家，十分满意同时也很精疲力尽。

    梅玲如果喜欢一样东西，就会全心全意。“我简直为大鼓疯狂了，尤其是刘宝全。”她承认说，“最后几年，我母亲健康不好，她不能再看表演，我就一个人去，我母亲不大赞成。但刘宝全表演，我硬是非去不可。”她说，听刘宝全这位最好的鼓手说书，完美的字句和音调似乎抚慰了她的感官，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