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尽！”

    “那您觉得，美国人对汪伪政府怎么看？”在座的记者相互点点头，显然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汪精卫是什么东西？”林语堂愤怒地站起来，语调严厉，“有学问见识的美国人都晓得他不过是日本枪尖上的傀儡！最近本人曾和《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家聚餐，原来打算揭露一些汪精卫伪政府的情况，使国际舆论了解真相，谁知道，坐下来一聊，发现我的计划完全多余，因为这位评论家对汪精卫的了解，比我更加清楚。”

    幽默大师果真名不虚传，记者们会心地哈哈大笑。

    林家住在离重庆40里的北碚，第三天就赶上了日军的大规模空袭。林语堂和普通老百姓一起，跑警报，躲防空洞，也看到了中国空军的勇敢无畏。凤如她们和衣而睡，以便随时逃跑。不久，一家人迁到了缙云山的一座寺庙里。而北碚的房子中了“头奖”，被炸成了两半。

    自从回国，不叫一日闲过的林语堂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竟然一直没有动笔。他想，提着脑袋跑警报能有什么用，还不如出国为抗日宣传，起的作用更大。

    他写信给宋美龄，征求她的意见。标榜不左不右的林语堂明确表明了“亲蒋”的立场。

    宋美龄完全同意。

    林语堂接受了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头衔。有传闻说，林语堂是拿了当局的钱，拿人手短，才替蒋介石说好话的。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严词反驳说，接受“顾问”身份，只为了拿“官员签证”，可以免去6个月回国重新申请签证的苦，没有拿政府一分钱。

    历史的真实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今天无从而知。但是，林语堂返美后，对中国民众团结一心抗日的宣传还是正面而积极的。

    离开重庆之前，林语堂把北碚的私宅捐给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年的《论语》小青年，今日的“文协”总务部主任老舍就在这幢半塌多鼠的房子里，创作了被他戏称为“对抗战文学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的《四世同堂》。

    惊鸿一瞥的回国经历遭到了众多的责骂。舆论界议论纷纷，回国时有人说：“林语堂镀金回来了！”“林语堂赚够洋财了！”赴美的时候他们又说：“林语堂拗不过跑警报，又回美国去啦！”

    连大女儿林凤如都不理解父亲，在香港机场哭得死去活来，她说，身为林语堂的女儿，时时受到优待，她宁愿像个普通青年，穿草鞋，吃糙米，在医院里帮忙，抗战到底。

    郁达夫实在看不过眼，说了公道话：“林语堂氏究竟发了几十万洋财，我也不知道，至于镀金云云，我真不晓得，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林氏是靠去上外国一趟，回中国来骗饭吃的么？抑或是林氏在想谋得中国的什么差使？文人相轻，或者就是文人自负的一个反面真理，但相轻也要轻得有理才对。至少，也要拿一点真凭实据出来。如林氏在国外宣传的成功，我们则不能说已经收到了多少的实效；但至少他总也算是为我国尽了一份抗战的力，这若说是镀金的话，我也没有话说。总而言之，著作家是要靠著作来证明身份的，同资本家要以财产来定地位一样。跖犬吠尧，穷人忌富，这些于尧的本身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损失，但可惜的却是这些精力的白费。”

    林语堂没有辜负郁达夫的信任。

    《纽约时报》整版刊登了《林语堂认为日本处于绝境》一文。他还以读者名义，投书《纽约时报》，直接指责英美帝国主义的两面派手法。他说，美国口口声声说同情中国人，背地里却大卖石油、武器、军用物资给日本，支持侵略者的屠杀，迟早会自食其果。这篇专访发表的期间，日军连续疲劳轰炸重庆达7天，导致大隧道防空洞窒息事件，有两万人丧生。

    《新民国》、《大西洋》、《美国人》、《国家》等杂志都刊发了林语堂的专稿，分别谈论“中国对西方的挑战”、“中国枪口直对日本”、“地方对亚洲需有政治策略”等问题。他在东西海岸之间飞来飞去，马不停蹄地四处演讲，争取美人的实质性帮助。

    1941年底，林语堂参加时代、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的家庭聚会。用甜点时，鲁斯夫人突然用汤匙敲敲玻璃杯，一字一顿地说：“各位拥护孤立主义者和拥护姑息主义者请注意：日本轰炸了珍珠港。”

    美国客人慌乱无比，急忙打电话，开广播。林语堂继续吃甜点，不紧不慢地解释到：“这无非在所逆料。”

    罗斯福终于承认对华援助是“太少，太晚”。美国对日宣战。中国作为同盟国四强之一，扬眉吐气。在美的华侨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林语堂创作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风声鹤唳》，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述了中华儿女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下获得新生的故事。

    1943年，《啼笑皆非》出版。内容包括“白人的负担”、“美国孤立主义”、“英国帝国主义”、“亚洲的前途”、“现今时代主要问题的关键”等。

    同年秋天，林语堂携着亲自翻译的《啼笑皆非》，再度回国作了6个月的旅行。在重庆中央大学，他发表了《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的演讲。在战后重建和国共对峙的紧要关头，林语堂大讲东西文化的融合，显然是不和时宜。郭沫若、田汉、秦牧等左派作家群起而攻之。

    他6次被蒋介石夫妇接见，政治倾向越发的明朗化。

    在西安，林语堂遇见了旧同僚沈兼士。沈兼士告诉他，周作人在北京做了日本御用的教育部长，每天晚上听见中国青年被日军毒打虐待的哭嚎，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熟视无睹。林语堂说：“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作人太冷，所以干作汉奸。……冷尤可怕，这又是放逸文士之所不为。可怕，可怕。”

    回到美国后，林语堂成了重庆当局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昨是而今非，蒋介石政府已经不是抗日初期的正面力量，贪污**的传闻甚嚣尘上，美国民众对此无甚好感。他的新书《枕戈待旦》因为明显的“亲蒋”立场，而被“自由主义”的美国人冷落了。更有莫名其妙的流言传出，说林语堂是收了何应钦的两万美元，见财起意，才为当局这么卖力。在纽约市政厅的集会上，史沫特莱当众提了这事，林语堂气得拂袖而起，“什么两万美元，我们当众说清楚！”

    林语堂也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援，“那时……我是惟一为蒋中正先生效力的。当时，我把喉咙都喊哑了。”

    逆历史潮流而动，终归会失败。王国维、辜鸿铭就是明证。林语堂为腐朽的蒋家王朝摇旗呐喊，终究无可奈何地湮灭了。

    然而，他毕竟是中国人，有血气，遇上事关民族的大是大非，他站得稳脚跟。1959年，美国参议院荒唐地提出“两个中国”的谬论。华人世界为之震动，林语堂牵头，带动有影响力的旅美华人当即签署了《康隆报告的分析：亚洲人所见的谬妄和矛盾》，反对美人分裂中国的险恶祸心。

    他义愤填膺地说，美国两个中国观念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东方，更不了解中国人！美国人迫人太甚，必须有“他妈的”和“去他妈”的劲儿，才能打战！

    记者出身的学者作家陈纪滢记下了林语堂说这话时的情形：

    他说这段话时，是站着说的，浑身用力，双拳并举，两眼要迸出火星似的。我真没想到林氏是这样快人快语。可惜那一刹那没留下镜头，否则必是一副动人的身影。虽然如此，我至今还记得这一幕景象。

    “梦想无论多么模糊，总会潜藏起来，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变成现实的事情，像种子在地下萌芽，一定会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梦想是很真实的东西。”

    —— 《生活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