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当时以有妇之夫的身分，单恋林徽音，闹得满城风雨。《晨报》主编认为有讽刺桃色新闻之嫌，就从已经排好的清样中把稿子撤下来了。鲁迅开玩笑说：“像我们这样有胡子的老头子，连失恋都不许我失了！”

    孙伏园很梗直，辞职书一扔，气冲冲地离开了报馆。

    他找到了钱玄同。两人各随便挑了一本书，任意翻开一页，然后闭上眼睛，用指头任点一字，凑在一起，就有了“语丝”之名。孙伏园在《语丝》创刊号上，愣是把《我的失恋》排在了醒目位置。

    《语丝》聚集的就是这样一批血气方刚的叛逆青年，敢说敢为，无所顾忌。他们自嘲《语丝》是“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地方”。《语丝》也没有统一的文学宗旨，他们各自说自己要说的话。从平和冲淡到气势凌厉，各种风格都能在《语丝》上找到。

    “随意地说话”和语堂的野性子不谋而合，他找到了一块适合自己的平台。

    他要大展拳脚了。

    从总统竞选、军阀混战到三河县老妈子的吃饭、如厕问题，或是直抒胸臆，或是明褒暗贬，只要心中有话要说，他就痛痛快快大骂一场，没什么情面可讲，颇有“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他仿佛又站在了辩论台上，挺着胸膛，与社会浊流唇枪舌战，只是武器由三寸不烂之舌变成了妙笔生花。

    其间，他还作了一首讽刺性的歌曲《咏名流》，谱上曲子，到处传唱，一派语丝的“无所顾忌”的作风。歌词如下：

    他们是谁？

    三个骑墙的勇士，

    一个投机的好汉；

    他们的主义：

    吃饭！吃饭！

    他们的精神：

    不干！不干！

    他们骑的什么墙？

    一面对青年泣告，

    一面对执政联欢；

    他们的主张：

    骑墙！骑墙！

    他们的口号：

    不忙！不忙！

    他们的态度镇静，

    他们的主张和平，

    拿他来榨油也榨不出

    什么热血冷汗；

    他们的目标：

    消闲！消闲！

    他们的前提：

    了然！了然！

    他们的胡须向上，

    他们的仪容乐观，

    南山的寿木也装不下

    那么肥厚嘴脸；

    他们的党纲：

    饭碗！饭碗！

    他们的方略：

    不管！不管！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故去，留下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全国上下一片哀恸，北京民众自发地聚在了一起，哭着目送孙先生的灵柩下葬。林语堂也站在人群中，瞻仰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还看见宋庆龄身穿孝服，一脸坚毅地跟在灵车的后面，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然而北洋政府连死人都不放过，在报纸上大放厥词，说什么孙先生“蹂躏人民自由十倍于军阀”等等。林语堂“啪”地一拍桌子，一连写了《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一点浩然气》等文，他要为孙先生讨回道义，让亡者入土为安。

    进而，他和钱玄同、刘半农一起，展开了一场批判复古逆流的大讨论。林语堂语不惊人死不休，说“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只有“欧化”才是救国的惟一捷径。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老前辈了，“骂”起人来显然技高一筹，干脆说要做“卖国贼”，卖给“遗老遗少”。

    现代评论派看不惯《语丝》叛逆的做派，说他们是一群学匪。林语堂作为《语丝》的“骂人”新秀，干脆写了一篇《祝土匪》，以草莽英雄自居。他扬扬自得：“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

    1928年，林语堂出版了散文集子《剪拂集》，因为文风犀利劲捷，有人评价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

    林语堂一家三口住在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还有一个很大的金鱼缸。当然，照料金鱼是翠凤的工作，林语堂只是负责闲下来的时候观赏罢了。凤如很乖巧，语堂喜欢逗她玩，给她洗澡。看着凤如蹬着小胳膊小腿在水盆里嬉戏，他很满足。

    每逢星期六的下午，林语堂就去参加《语丝》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聚会。来今雨轩是北京著名的茶楼，化自杜甫的名句“旧雨来今雨不来”，取“故交新知欢聚一堂”之意。

    《语丝》初办时，销量并不好。可激进开放的观念、自由的风格在当时也找不出第二家，《语丝》慢慢地在北大等高校打响了名头，每出一期，总被学生抢购一空。

    在浓密的松荫下，《语丝》的干将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孙伏园等，叫上一碟瓜子，一壶茶，坐在了一起。他们磕着瓜子，随意地聊着，话题变化很快。国家时政是必定要聊的，生活艺术、女子心理也屡有涉及，有时候甚至也会串到节育理论上。有人来得匆忙，肚子饿，就叫上一碗面，或是包子，但东西还没下咽，就急着发言，说到一半停下来，嚼几口，接着又说。

    林语堂刚加入《语丝》不久，是后生晚辈，聚会时，他说话少听得多，虔诚地看着文学前辈们，一点也不像杂志上“漫骂主义”的愤怒青年。

    周作人最常出席，但话不多。他声音低缓，和他的文风很像，走的是平和冲淡的那一路。就算激动地争执，他也不会提高嗓音，依然慢条斯理。林语堂在一旁，干着急。

    鲁迅可不同于弟弟周作人，要活跃得多。他反应很快，诙谐百出，是聚会的中心。每当讲到敌人的丑态，或是新发明一个讽刺的妙语，他会得意地大笑，爽朗极了。鲁迅永远一件玄色长衫，不修边幅，中等身材，两腮瘦得凹下去了，可他的小说，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犀利得很，往往一个字，就可以陷人于绝境，致人于死地。

    鲁迅讲一口带着绍兴方言的兰青官话，听起来很费劲，但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他都能入木三分，在别的地方很难听到这种高论，所以林语堂听得格外认真。

    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作怪，兄弟俩闹得很僵，同时在场的机会很少。林语堂认为这是别人的私事，从来不乱打听。

    黑框眼镜是钱玄同的标志。他笑嘻嘻的，是个可爱的人物，常常涨红了脸，大喝一声：“把线装书都扔到厕所坑里去。”要是说到“孽种”和“文妓”，那是在骂旧派文人。有人告诉他，俄国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比曹雪芹要伟大，他深信不疑，每次发言，一定会举出此例来证明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化。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笑话：改信天主教后，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钱玄同很怕女人和狗，见着其中任何一样，跑得比谁都快。

    刘半农早前是“鸳鸯蝴蝶派”，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唱红大江南北。因为没有学历，被系里的陈源说“也算是北大的教授”，他一气之下，远走欧洲，考了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后来，他穿着中国蓝绵袍子去女校上课，学生们很失望，说，原本以为是个风雅的文人，怎么知道是个土老头？他听说了，又写了一首词：

    教我如何不想他，

    请来共饮一杯茶。

    原来如此一老叟，

    教我如何再想他？

    郁达夫一来，聚会就达到了**。

    郁达夫是放浪形骸的狂放文人，以《沉沦》的大胆描写声名鹊起。他放着发妻在老家，常去逛八大胡同，上等妓院和下等窑子，都来者不拒。林语堂不太赞同这种生活态度，但却喜欢和郁达夫亲近，说他是真名士自风流。

    烫上一壶绍兴老酒，再点几个下酒的小菜，大家的谈兴更浓了。林语堂喝了酒就要睡觉，所以滴酒不沾，却从不提前走。他要欣赏酒后文人图。

    郁达夫生性豁达，喝了点酒，情绪就上来了。他躺在低矮的藤椅上，摩挲着新剪了平头的脑门子，大讲异国他乡的趣事。讲到可恨的事，就痛骂不止。鲁迅的酒量很好，喝过酒反而更沉着，妙论不断。

    无拘无束的《语丝》茶会让旁观的林语堂受益匪浅。

    一颗文坛新星从这里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