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被放下来，扶好，站在院子里的泥地上，她的小脚肥肥白白的，站不稳。她大概才一岁吧，我已经四岁了！

    妈妈把菜刀拿出来，对准妹妹两脚中间那块泥，认真而且用力的砍下去。

    "做什么？"我大声问。

    "小孩子不懂事！"妈妈很神秘地收好刀，"外婆说的，这样小孩子才学得会走路，你小时候我也给你砍过。"

    "为什么要砍？"

    "小孩生出来，脚上都有脚镣锁着，所以不会走路，砍断了才走得成路。"

    "我没有看见，"我不服气地说，"脚镣在哪里。"

    "脚镣是有的，外婆说的，你看不见就是了。"

    "现在断了没有？"

    "断了，现在砍断了，妹妹就要会走路了。"

    妹妹后来当然是会走路了，而且，我渐渐长大，终于也知道妹妹会走路跟砍脚镣没有什么关系，但不知为什么，那遥远的画面竟那样清楚兀立，使我感动。

    也许脚镣手铐是真有的，做人总是冲，总是顿破什么，反正不是我们壮硕自己去撑破镣铐，就是让那残忍的钢圈箍入我们的皮肉！

    是暮春还是初夏也记不请了，我到文星出版社的楼上去，萧先生把一份契约书给我。

    "很好，"他说，他看来高大、精细、能干，"读你的东西，让我想到小时候念的冰心和泰戈尔。"

    我惊讶得快要跳起来，冰心和泰戈尔？这是我熟得要命，爱得要命的呀！他怎么会知道？我简直觉得是一份知遇之恩，《地毯的那一端》就这样卖断了，扣掉税我只拿到二千多元，但也不觉得吃了亏。

    我兴匆匆地去找朋友调色样，我要了紫色，那时候我新婚，家里的布置全是紫色，窗帘是紫的，床罩是紫的，窗棂上爬藤花是紫的，那紫色漫溢到书页上，一段似梦的岁月，那是个漂亮的阳光日，我送色样到出版社去，路上碰到三毛，她也是去送色样，她是为朋友的书调色，调的草绿色，出书真是件兴奋的事，我们愉快地将生命中的一抹色彩交给了那即将问世的小册子。

    "我们那时候一齐出书，"有一次康芸微说，"文星宣传得好大呀，放大照都挂出来了。"

    那事我倒忘了，经她一提，想想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奇怪的是我不怎么记得照片的事，我记得的是我常常下了班，巴巴地跑到出版社楼上，请他们给我看新书发售的情形。

    "谁的书比较好卖？"其实书已卖断，销路如何跟我已经没有关系。

    "你的跟叶珊的。"店员翻册子给我看。

    我拿过册子仔细看，想知道到底是叶珊卖得多，还是我--我说不上那是痴还是幼稚，那时候成天都为莫名其妙的事发急发愁，年轻大概就是那样。

    那年十月，幼狮文艺的未桥寄了一张庆典观礼券给我，我台湾去了。丈夫也有一张票，我们的座位不同区，相约散会的时候在体育场门口见面。

    我穿了一身洋红套装，那天的阳光辉丽，天空一片艳蓝，我的位置很好，运动会的表演很精彩，想看的又近在咫尺，而丈夫，在场中的某个位子上，我们会后会相约而归，一切正完美晶莹，饱满无憾。

    但是，忽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想起了南京……

    不是地理上的南京，是诗里的，词里的，魂梦里的，母亲的乡音里的南京（母亲不是南京人，但在南京读中学）依稀记得那名字，玄武湖、明孝陵、鸡鸣寺、夫子庙、秦淮河……

    不，不要想那些名字，那不公平，中年人都不乡愁了，你才这么年轻，乡愁不该交给你来愁，你看表演吧，你是被邀请来看表演的，看吧！很好的位子呢！不要流泪，你没看见大家都好好的吗！你为什么流泪呢？你真的还太年轻，你身上穿的仍是做新娘子的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