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了。他气愤愤地瞪着我：“这么黑的天，外边下着大雨，你为什么把她一个人留在门洞里？”我委屈地说：“怕你不收留她。”科长说了声：“你呀！你真是个傻瓜蛋。”眼圈就红了。

    从此，小荣就跟我们一起住下来。赵科长说她是烈士子女，年龄又小，要好好照顾她，有机会送她到太行山根据地去念书。

    我每天还是照常送信，送文件，送来来往往的同志。小荣可不干了，小嘴撅得可以拴住一头小毛驴儿。她因为自己不做工作，显得很不高兴。赵科长整天跟她讲，等她大了再工作，她就说：“等什么，小王现在干的工作，我都能干，不信你试试看。”

    有一次，赵科长又叫我到三十里路外的一个村去送信。走到半路，我无意中发现小荣跟在后面。我又气又喜，叫她回去，她不听。只得一块去。天还不黑，我们回到了家，小荣把收条往桌上一放，一句话也不说，大眼睛挑战似的看着赵科长。从此，她就被批准跟我一块出去工作了。

    小荣的爹娘被捕以后，我们在离她家三里外的冯村，又建立起新的交通站，我和小荣的主要任务就是跑这个站。从地委会到这个村，七十多里，中间经过数不完的鬼子炮楼、封锁沟、汽车路。在这条艰苦的道路上，我有了一个伙伴。沿路每一个村庄的名字，这蓝天底下的每一棵树都深深刻在我们心上。我忘了的，她记得，她忘了的，我记得，不管夜再黑，风再大，我们永远不会迷失方向了。我这样想：等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俩的四只脚，就把这条路磨成水晶的了。如果鸟儿飞在天上，或者人们走在这条路上，都能照出一个好看的影子来。

    小荣比在家的时候还活泼呢，话也多了一点，还给我编了一套快板说：“我有个大哥叫小王，能吃饭，能喝汤，别看他手里没武器，说起话来可是一挺歪把机关枪。”

    我可不是好慧的，也给她编了一套：“我家有个撅尾巴后辫的小姑娘，眼睛大得像月亮，别看她闭嘴不说话，千万个心眼儿肚里藏。”每次她走起路来，总要走在我前边，她的独根小后辫子，挺神气地左右摇摆着。

    就是有一次，我把她惹哭了。我娘在妇救会工作，抽空给我做了个书包，当中用金黄线绣着八个字：“努力学习，革命到底。”把我高兴得又是唱又是跳，叫这个看看，叫那个瞧瞧。赵科长向我走来，低声说：“小王！跟我来。”他把我领到村西头，用手指着一棵枣树下：“你看，那是谁？她怎么啦？”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小荣，她低着头，好像在哭，我觉得奇怪：“这是为什么？”科长说：“你为她想一想，当你拿着母亲做的书包高兴的时候，她心里是什么味道？”噢！这一下我明白了：“那么，我把书包送给她吧？”科长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管。”我二话没说，撒脚跑到她跟前，毫不犹豫地拿出书包：“我送给你。”她坚决地把我的手推回来：“不是，我不要……”我抓住她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赵科长慢慢的，一步步的走到我们身边，一只手拉着小荣，一只手拉着我，穿过一排排的杨柳树，默默地往回家的路上走着。

    这时候，太阳落西山了，成群的乌鸦飞回窝来，小乌鸦啊啊地张着大嘴，等妈妈带回吃食来。

    我为这件事，给娘写了一封信。从此，娘每次给我捎东西，都有小荣的一份，给我做一双黑鞋，就给小荣做一双花鞋。那个书包，我们俩共同用，由她保管着。她比我干净，每天把里边收拾得整整齐齐，我们的国语、政治、地理课本，都在里边好好地放着，再也不乱扔得到处都是啦，如果我要念书，她给我拿出来，怕我拉乱了。

    小荣和房东大嫂子住在北屋，我和赵科长住在西屋。有一次，已经半夜多啦，我睡醒来睁眼一看，灯亮着，小荣正坐在灯下缝着什么，干得挺费劲。我仔细一看，原来是缝我的破袜子。我觉得奇怪：“你这是为什么？白天不能缝吗？”她说：“白天大嫂子看见，就抢过去她缝啦。”“那就叫她缝呗！”她停止了缝，说：“你娘给我做了那么多东西，我，我什么也没有……”我一把把袜子夺过来：“如果你是为了这个给我缝袜子，我情愿把袜子烧了，我的脚磨烂了，永远再也不穿袜子。”小荣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疑问地看着我，我接着说：“我对你好不是为了叫你替我缝袜子。”小荣急忙说：“我是真心。”我摇着头：“不对，是真心就不会说给了你‘那么多东西’的话啦！”她慢慢地说：“这不是在自己的家呀……”

    听到这里，赵科长从被窝里忽的坐起来，看样子他早就醒了。他披上外衣，把小荣拉在自己身边，低声慢慢地说：“好孩子，这是你的家，也是我和小王的家，这个大家庭里有千千万万的同志，不管哪个同志有了困难，大家都应该真心诚意地帮助他，那些坏人们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这一夜，他讲了很多很多，讲列宁和斯大林斗争和友谊的故事，讲二万五千里长征，讲打日本鬼子。……

    夜，静静的，连树叶都不再沙沙响了，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在听赵科长讲。他的声音粗粗的，洪亮的，都说得很清楚。这声音我永远忘不了，以后，在许多个这样的夜里，我常常想起它。

    五　家

    谁不想自己的家？我的家住在运河边上，有人会说那是一条平平常常的河，可是我就觉着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河。我喜欢听日落时候的蝉叫，那是因为运河边上的蝉就是这样叫的。我跟着爹娘从家里跑出来的前两天，把一包杜梨儿放到村西麦秸垛里了，把它放熟了的时候，它是软软的，青色变成黑色，又酸又甜。不用说别的，就为了这一包杜梨儿，我就常想回家去看看，看看它还在不在？没事了的时候，我最喜欢到村外，或者到房顶上，面朝着东南，半天半天的看着，就是因为在东南，在许多许多的村庄那一边，有我的家，我家的大门口是朝西开着的，出门就是运河。

    小荣也跟我一样。我们每次远远的看见她的村庄，她就总是想站在那里多看一会。我记得，去年八月十五的晚上，我和李大爹、李大娘。小荣，坐在院里的一张席上，仰脸看着月亮，听李大娘讲故事，她的声音那么亲切，好听：“看见了吗？月亮宫里有一棵挺粗的松树，树底下坐着一个老太太，她身边放着的是纺花车。她整日整夜地纺啊纺啊，纺出来的线又细又白。”小荣打断了李大娘的话问：“从我刚记事的那一年，你就说纺啊纺啊，到今天，她该纺出多少线了呢？”

    大娘继续说：“从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我的娘也这么说：纺啊纺啊。她纺出来的线哪，堆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山，人们用的银子，就是从这些山里开采出来的……”

    这一天，又是八月节了，我们完成了任务，小荣一定要回村里去看看，我也想去，我们就悄悄的回来了。

    这一天的夜，连一丝云彩都没有，天空蓝得透明透亮。月亮像一个新娶来的媳妇，刚刚从东天边升上来，就又羞答答的钻进树叶子里藏起来。那些稠密的白杨树叶子，像是一条流水，日日夜夜沙沙沙，沙沙沙，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平静又响亮地流着。我想，天上银河里的水，也许就是这样流的。

    月光下，远远就看见了小荣家那所小院子，它仍旧骄傲地站在高土坡上。老槐树迎着风，呜呜呜伤心地在哭似的。大门、房门，连窗棂子都被坏人们挖走了。房子，还站在那里，像一个骷髅。房梁上住满了麻雀，它们拍打着翅膀味棱棱，扑棱棱的叫。地下到处是孩子们扔进来的树枝子、砖头瓦块。房顶上塌了四五个大窟窿，月亮透过蜘蛛网照进来，好像在告诉我们：“看看吧，这就是你们的家。”我和小荣默默地站着，站着，一句话也说不出。

    院子里的石榴树，往年，已经长满了大红石榴，把树枝坠得弯弯的。今年，恐怕它的花刚开，就被淘气的孩子们摘跑了，只剩下满树的叶子。下边的土，干的都裂了。

    小荣对我说过，她娘到了四十岁才生了她这么一个女儿，就在生她的那二年春天，爹栽下了这一棵石榴树。这树长得和小荣一样壮，开的大红花一层又一层。现在，这个家就剩下她们姐妹俩了，小荣参加了八路军，它没人管了。

    小黄巴儿狗从一堆烂柴里钻出来，汪汪地咬了两声，走近了一看，认出了小荣，它的两只前腿急忙搭在小荣身上。小荣把它抱起来，哭了，狗儿也像哭一样地唔唔叫个不停。

    我们回到地委会，一整天都吃不下饭去，小荣的眼睛老是直直的看着一个地方。这情形被科长看出来了，到晚上他干完了工作，把我们俩叫到身边说：“是昨天夜里的工作太辛苦了吧？”我说：“不是。”小荣只无声地摇了摇头。科长又问：“你们俩打架了吗？”我说：“从来没有过。”“那么，你们自己说说吧！”我把昨夜看见小荣家的情形说了一遍，最后说：“唉！家呀，不成样子了，叫谁不心疼。大娘大爹，永远回不了家了……”

    科长抓住小荣的手，紧紧地握着，沉思了半天才慢言慢语地问：“自从日本鬼子打进中国以后，是不是就小荣一家遭到了这样的不幸？”“还有的是。”以下他问的话，都是我自己答的，小荣一声也不响，泪汪汪的眼睛死盯着墙上挂的、留作谷种用的谷穗穗。

    赵科长继续说：“鬼子‘扫荡’的时候，有的同志被捕了，有的被害啦，妇女被糟蹋，孩子被劈死。这些，亲眼看见过没有？”“看见过。”“恨不恨敌人？”“恨！”“好，说的对。”他停了一会又说：“就是这样，许多许多的母亲、妻子、儿女，都要为自己的亲人们报仇。如果人人都光想着自己的仇恨，不管别人，那谁的仇也报不了。只有大家伙一个心眼儿，把每个人能作的工作百分之百的干好，都懂得努力学习，使我们的部队更有力量，把敌人全部消灭了，每一个人的仇就都报啦……”他的这些话，在我心眼儿里来回地捉摸了很久。

    赵科长忽然想起了什么，走到柜子跟前，拿出两个红纸包包说：“昨天八月十五日，你们不在家，这是同志们留给你们的礼物。”

    我们每人接过来自己的一份，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自造月饼，这一定是房东大嫂子做的。还有一个鸭梨，一个红皮的本子。

    这本子是科长亲手订的，第二页上写着这么几个字：“现在是一个坚强、勇敢、努力上进的好孩子，将来才能是一个优秀的**员。”我们把这两句话看了很久，才拿起梨，毫不客气地吃起来。那梨又甜又香。咬一口，脆生生，甜水顺着下巴直流。我看看小荣，小荣看看我。赵科长说：“小王，小心一点吃，别囫囵咽下去，那会在你肚子上长出一棵梨树来，乌鸦会飞到上边去吃梨。你就永远不能张嘴啦，一张嘴，乌鸦就很不客气的拉你一嘴屎。”

    我和小荣一起笑开了，笑得流出了泪。

    六　又见到了他

    每逢接受了一个紧急的任务，我心眼里又高兴又紧张。赵科长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重要的情报，如果我们把这个情报在晚十点钟以前传送给尧山县大队，就能在夜十二点左右捉住一个大汉奸。这情报要在天刚黑的时候，到那个秘密地方去接受。”这时候天还不亮，必须马上出发才能赶完这七十里路。赵科长严肃地说：“就是因为你们是孩子，白天好行动，才叫你们去的。能不能捉住大鱼，完全在撒网人，你们就是这撒网人，听清楚了吗？”想了半天他又说：“这件事可能与小荣她爹娘的死有关系。”一听这话，我的全身更紧张了。小荣的脸立刻变得刷白。

    我们出发了，恨不得十步并成一步走。平常，为了减轻疲劳，我们总是互相讲着故事。小荣会讲很多很多，又是布谷鸟为什么叫姑姑，蝙蝠为什么不敢白天见世界……今天，她一句话也没有了，像跑一样的迈着步子。也怪，这一次没有休息过一分钟，倒还没有觉得累，就来到了。

    太阳，跟我们赛跑了一天，这时候也来到了西天边。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这一片松树林子，里边连个人影也没有。我们就坐在矮树枝上喘气，吃饼子，一面吃，一面不错眼珠地往西边城里的方向看，心急的等着要来的人。晚霞故意引诱着我们，把小荣的脸映照得又红又亮。白云变成了金黄的，粉红的，酱紫的。有一句俗语说：“七月八月看巧云”，这正是八月，真的，那些云彩有的像一片树林子，有的像一个长胡子老汉，又有的像一只老虎。它们还会变幻，一会，树林子变成了高楼，老汉变成了大公鸡，真好玩啊，我从刚刚记事的时候就喜欢半天半天地看这些云彩的变化。本来在白天，这里看不见西边的大山，只有黄昏西沉的太阳，才能把大山映衬出来，并且，给那些山镶上了金黄色的边边。因为在西北，在很多很多的山的后边，住着我们亲爱的**，所以我和小荣喜欢长久地看着这些山。

    忽然，西风送来日本鬼子野狼似的喊叫声，接着，一个妇女和孩子拼命地哭喊起来……小荣紧紧的抱住了我的肩膀，心，冻住了似的难以呼吸，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天黑了，远远地传来一个咳嗽的声音，小荣高兴地想往树下跳。我拉住她说：“别慌，万一要不是送信人呢。”我们听着动静，眼看着一个黑影子来近了，他不慌不忙地坐在土坡上，点着旱烟袋，巴答巴答嘴品着旱烟的香味。自言自语地面对县城说：“这可是老子的天下了，我愿意说就说，愿意骂就骂，小日本鬼子！”他竟用烟袋打着拍子唱开了：

    天上有个北斗星，

    陕甘宁有个**，

    八路军有个刘师长，

    咳咳

    还有我这个老百姓。

    日本小鬼你别逞凶，

    鱼鳖虾蟹成不了精，

    你眼馋中国的地方好吗？

    哈哈

    保险不叫你回东京。

    这一下我可听出来了，这不是别人，正是我的活神仙到了。赵科长已经告诉了我，说他也属我们地委会联络科领导。他是这一带最有办法的老联络员，他什么样的情报都能弄到。因为他能干，年纪又老，所以同志们送给他个外号叫“老天爷”，他秘密地住在城里的一个什么地方。这些日子不见他，我可想他啦。

    我拉着小荣一下子从树上跳下来，跑到他身边，他也忽一下站起来。我们对看了一会，他笑了“哈哈！原来是你？”说着，他同时把我们两个搂在怀里：“可把我找苦了。”他从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两个烧饼：“我每次出来都带着点好吃的，总想：这一次，千万叫我碰上我的小家伙吧。这回到底碰上了。”

    这一年，我们过的是灾荒年，整天吃红高粱加糠的饼子，一见这烧饼夹肉，就毫不客气的大口小口吃开了。孙大爷歪着头，笑眯眯的一直看着我们吃完。看样子，比他自己吃了还觉得香甜哩。

    我擦了擦嘴，正正经经地从他的怀里站起来说：“时间很要紧，快把那个重要的情报交出来。”他好像不认识一样地把我和小荣重新看了一遍：“就是交给你们？”我说：“就是。你看不起吗？”他急忙摇着手：“不敢不敢。”说着，就交给我一个小小的信封。

    我不放心地问：“好大爷！到底这里边说的什么？”他不慌不忙的：“本来是不应该说的，可是如果你们不可靠，地委会绝不会派你们来。”“你放心吧！”“好吧。”他又接着说：“城里的特务队长李天魁……”小荣惊奇地啊了一声。孙大爷说：“你认识？”我说：“不！你往下说。”“他是大王庄的大地主，也是个大流氓。前几个月由于他的告发，鬼子把大王庄姓李的一对夫妻活埋啦，今天夜里下一点他又回大王庄去提咱们地下工作同志。快去送信，一定要把他逮住，老百姓把他恨死了。”我激动地对他说：“孙大爷！这就是被害的同志的女儿。”他啊了一声，赶紧把小荣拉在月亮底下，扳起她的脸来看着，半天也没说出话来。

    我着急的：“天不早啦，别耽误了大事。”孙大爷才放开小荣说：“好！你们快去吧。”我向他坚决地保证：“一定能完成任务。”说完，我拉起小荣的手，转身向县大队住的方向走去。我们没有说告别的话，头也没回，我知道，这才顺那老人的心。

    七　没有了结的仇恨

    离开了孙大爷，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县大队。队长我早就认识，个子不高不低，瘦瘦的。他看完了信以后，咬着牙说：“好，好。”

    他们县大队是分散着活动的，只有两个班在一起，这一伙一共是十六个人。一听说小荣是那个村的，我也很熟悉那个村，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叫一块跟着去。只是说：“一定要听指挥。”给了我们每人一个手电筒，叫最后帮助同志们搜查。队长叫小荣先介绍介绍地理情况。小荣就说起来，李天魁家一共有几间房子，房子里住的什么人，一面用队长的笔在他本上划着，说了个一清二楚。同志们围着她，她像主人一样站在方桌跟前。她的眼睛显得更明亮了，小脸涨红了。好像她平常的不爱说话，就是为了把话留起来到现在来说。

    队伍像一阵旋风一样地刮到了大王庄，这时候已是夜十一点了，队长命令任何人不许发出一点声音。

    李天魁家的瓦房院子，靠着村南的一片枣树林，同志们有的先爬到枣树上，再爬到房顶上，然后，偷偷下到院里埋伏起来。又有的在房子周围放哨，多亏狗被我们打死光了，不然，是不得了的。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在北房顶的神楼旁边放哨。小荣说低了看不见什么，就爬到一棵紧靠房子的小白杨树上去。从前，她常爬到这棵树上去找野雀蛋儿，所以她像只猫儿一样，一点也不费劲就爬上去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夜仍然那么静，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似的。树上的乌鸦安静地拍打了几下翅膀。

    越静，我心里越紧张，连气也不敢大声喘。突然，听见有人在李天魁家大门口敲门。我还没听清是怎么回事，大门就哗啦开了，几个声音一齐说：“举起手来！”紧接着就放了两枪，噗通噗通闹腾起来。我的心咚咚跳个不停，手真痒，想亲手抓住李天魁，揍他一顿，可是又不敢私自动地方。只听队长说：“同志们快，李天魁跑啦。”这可把我急坏了。院里的女人们就想哭喊，队长说：“谁说话打死谁。”同志们便满院里找起来。

    小荣在树上用手电的光指着一个麦秸垛，大声喊着：“快来，这里有一个人。”同志们一起向她指的地方扑去。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刻，李天魁朝着小荣的手电光打了五发子弹，我担心地大声喊了一声：“小荣！”她的手电灭了一下，立刻又亮了，我这才放了心。同志们已经把李天魁捕住了。

    墙外有人惊慌地喊了一声：“小荣从树上摔下来了。”这声音呀，比世界上一切声音都可怕。我急忙从房上下来，飞奔到墙外。这里，许多乡亲都来了，有的提着灯笼。还好，小荣正好是摔在一堆高粱秆上。她腿上负了伤，她闭着眼睛，嘴张着。我像傻了一样浑身哆嗦，不会哭，也不会说话。同志们给她扎好了伤口，张队长写了封介绍信，说马上送她过铁路，到太行山下一个军队医院去养伤。

    把她放在担架上，用被子盖起来，一个老汉喊了三声“荣，荣，荣。”她也不答应。

    这时候，村外清脆的枪声响了两下，同志们高兴地低声说：“把李天魁枪毙了。”小荣像好人一样忽的坐起来，立刻，又不由己地倒下了，她微笑着，闭上了眼睛。

    担架抬出村了，我还一直跟着，跟着。同志们往回撵我，我听不见。我想再听听小荣的声音，哪怕能听见她哼一声啊。我不顾一切的一面跟着走，一面掀开她的被子哭着说：“你真的不会说话了吗？”她说：“会，现在我明白过来啦。”这回我就放心了。同志们又叫我站住，没法，我只好站住了。我一动不动地往西看着，担架在黑夜中消失了。

    我拖着两只沉重的脚，一步一步，困难地走回村来。觉得心好像被挖空了似的难受。

    墙上贴着枪毙李天魁的大字布告。同志们带着八个缚起来的特务离开了这里。村庄重又静了下来，只有白杨树的叶子，仍然像流水一样，沙沙沙，沙沙沙地响。

    小荣的手电还在那个白杨树上，往下照着，照着李天魁被捕的地方。一定是她负了伤支持不住了的时候，还怕同志们看不见李天魁，就把手电卡在树枝上了。

    是的，我应该像我的小女伴一样的勇敢、坚强。我擦干了泪，朝着我应该去的地方，一直走去。

    写于195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