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麽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後，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现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後。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後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於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侯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麽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後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役久很久以後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侯，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麽好，那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要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後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麽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麽赔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麽。」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裹什麽想法。」我说：「这有什麽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麽。」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那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于。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於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後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後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觉，睡醒一觉之後，会也就结束。为什麽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这麽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麽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为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同大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看就顺看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麽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麽？」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後，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噗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麽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於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於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麽？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麽？」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後，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晓得什麽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监》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後，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麽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麽要那麽同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浆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麽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麽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於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既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乾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麽，我就有什麽。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侯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免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什麽样的土壤长什麽样的草，什麽样的社会就产生什麽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麽不给我呀？」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系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麽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不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後，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後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百姓半月刊》；十二月一日纽约《台湾与世界杂志》；十二月八日，台北《自立晚报》；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矶《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