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雅言嫁到玉官家里，一切都很和气，玉官真个享了些婆福，出外回来，总有热茶热汤送到她面前。媳妇是想不到地恭顺，连在地上捡得一红纸条都交回给她。一见面便妈妈长妈妈短的问，把她老人家奉承得眉飞目舞，逢人便赞。

    花无百日香，媳妇到底不是自家人，不到半年，玉官对于雅言有些厌恶了，原因是建德入了革命党。她以为雅言知道，没劝他犹可说，连告诉她一声都没有。他同十几个同志预谋到同安举事，响应武汉；不料事机不密，被逮了十几个人，连他也在内，知县已经把好几个人杀了。这消息传到玉官耳边，急得她捶胸跄地，向天号哭，一面向上帝祈祷，一面向祖先许愿。她以为媳妇不懂得爱护丈夫，连这杀头大罪，也不会阻止他，教他莫去干，她向着雅言一面哭，一面骂，骂得媳妇也哭起来。

    玉官到牧师那里，求他到县里去说人情，把儿子保出来。一面又用了许多银子托人到县里去想法子。她的钱用够了，也就有人出来证明建德是被诬陷，可不是吗！他的年纪不过是十**，懂得什么革命呢？加以洋牧师到知县面前面保，不好拒绝，恐怕惹出领事甚至公使的照会，不是玩的。当下知县把建德提出来，教训了几句，命保人具结，当堂释放。牧师搂着他，两眼望天直祷告了一刻工夫。出了衙门，一面走，一面劝建德不要贪图世间的功业，要献身给天国。建德的入党也是胡里胡涂地，自思既然受了天恩，便当随教会的意思，要怎样便怎样，牧师当然劝他去当牧师。于是在他毕业中学之后，便被送到一个神学校去，牧师又劝玉官说，不要对于建德的将来太失望。他也许不能满足她一切的期望，但她应当要求一个更高的理想，活在理论的世界里。

    玉官自从建德进神学校以后，仍旧下乡去布道，只留着雅言在家。她的私积为建德的婚事和官司用得精光，一想起来，那怨恨便飞到雅言身上。因此她一回来，媳妇虽然像往常那般奉承，她总免不了要挑眼，找岔，雅言常常受她的气，不晓得暗地里哭了多少次。这样下去，两人的感情便随日丧失，竟然交口对骂起来。在玉官看来，媳妇当然是不孝，她想无论叫谁来评判，也要判雅言为不孝，可是她没想到凡事都有例外。第一，她的儿子并不这样想；第二，她的亲家母也没以她的女儿为不然。她儿子一从学校回来，她没别的话，一切怨恶的箭都向雅言发射，射得她体无完肤。儿子听得受不了，教她装聋扮哑，这样倒使他母亲把他也骂个臭，说他不长进，听媳妇的话，同媳妇一鼻孔出气，合谋要气死她。建德在家里，最使她忿忿不平的是雅言躲在屋里与儿子密谈。她想，儿媳妇若非淫荡，便是长舌，这于家庭，于她自己，都是有害无利。到亲家母那里去分会罢，她在气不过的时候，总是这样想。可是一到杏官那里，她都没得着同情的解答。她若说雅言亲匿丈夫不招呼她，杏官便回答她，年轻的夫妇应当那样，因为《圣经》说，夫妇应当合为一体，况且她女儿嫁的是丈夫，不是婆婆。

    又是一个时候，玉官在杏官面前啰嗦得没开交，激嬲了杏官，杏官便说她如果是眼红儿媳妇与儿子亲密，把她撇在一边，没人来理，为何不去改嫁？她又劝玉官不要把雅言迫得太甚，因为女儿已经有娠，万一有什么差错，她是不答应的。这把玉官气得捶胸大哭，伸过手来，一巴掌便落在杏官脸上。这样的“断然处置”，当然不能使杏官忍受，两个女人在紧张的情形底下不宣而战。

    交了两三手，杏官一句话提醒了她，说她身为布道家，不能这般任性，玉官羞得满脸涨热，心里的难受直如受了天上人间最酷的刑罚。她坐在一边喘气，眼泪源源地滴在襟前。惭愧的小心情迫着她向杏官求饶恕，杏官当下又安慰了她几句，她将她自己作比，说她把丈夫丢了，把一个女儿丢了，也是这样过活，万事都依赖上天，随遇而安，那就快活了。做人到不必斤斤于寻求自己的享乐受用，名誉恭敬，如她心里想着子女无论如何是孝顺的，他们也自然地不给她气受了。

    玉官出了杏官的门，心里仍然有无限的愧限。她还没看出那“理想”的意义，她仍然要求“现实”：生前有亲朋奉承，死后能万古流芳，那才不枉做人。她虽走着天路，却常在找着达到这目的人路。因为她不敢确断她是在正当的路程上走着，她想儿子和媳妇那样不理会她，将来的一切必使她陷在一个很孤寂的地步。她不信只是冷清的一个人能够活在这世界里。富，贵，福，寿，康，宁，最少总得攀着一样。

    到家里，和衣躺在床上，雅言上前问好，她也没理会，足足睡了一天一夜，她觉得她一切的希望都是空的。从希望、理想，想到实际，使她感到她现在的工作也没意味。想透一点，甚至有点辜负良心。但是她又想回来，以为造就儿子的前程就是她的良心。她的工作，劳力，也和用在其它的事业上一样，主人要她怎样做，她便怎样做，主人要她怎样说，她便怎样说。她是一个职业的妇人，不是一个尼姑。不过儿子是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