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竖起革命的旗帜已经一个多月了。在广州城里的驻防旗人个个都心惊胆战，因为杀满州人的谣言到处都可以听得见。这年的夏天，一个正要到任的将军又在离码头不远的地方被革命党炸死，所以在这满伏着革命党的城市，更显得人心惶惶。报章上传来的消息都是民军胜利，“反正”的省分一天多过一天。本城的官僚多半预备挂冠归田；有些还能很骄傲地说：“腰间三尺带是我殉国之具。”商人也在观望着，把财产都保了险或移到安全的地方——香港或澳门，听说一两日间民军便要进城，住在城里的旗人更吓得手足无措，他们真怕汉人屠杀他们。

    在那些不幸的旗人中，有一个人，每天为他自己思维，却想不出一个避免目前的大难的方法。他本是北京一个世袭一等轻车都尉，隶属正红旗下，同时也曾中过举人；这时在镇粤将军衙门里办文书。他的身材很雄伟，若不是额下的大髯胡把他的年纪显出来，谁也看不出他是五十多岁的人，那时已近黄昏，堂上的灯还没点着，太太旁边坐着三个从十一岁到十五六岁的子女，彼此都现出很不安的状态。他也坐在一边，捋着胡子，沉静地看着他的家人。

    “老爷，革命党一来，我们要往那里逃呢？”太太破了沉寂，很诚恳问她的老爷。

    “哼，望那里逃？”他摇头说：“不逃，不逃，不能逃。逃出去无异自己去找死，我每年的俸银二百多两，合起衙门里的津贴和其它的入款也不过五六百两，除掉这所房子以外也就没有什么余款。这样省省地过日子还可以支持过去，若一逃走，纵然革命党认不出我们是旗人，侥幸可以免死，但有多少钱能够支持咱家这几口人呢？”

    “这倒不必老爷挂虑，这二十几年来我私积下三万多块，我想咱们不如到海过去买几亩地，就作了乡下人也强过在这里担心。”

    “太太的话真是所谓妇人女子之见。若是那么容易到乡下去落户，那就不用发愁了。你想我的身份能够撇开皇上不顾吗？做奴才得为主子，做人臣得为君上。他们汉官可以革命，咱们可就不能，革命党要来，在我们的地位就得同他们开火；若不能打，也不能弃职而逃。”

    “那么，老爷忠心为国一定是不逃了。万一革命党人马上杀到这里来，我们要怎办呢？”

    “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我们自然不能爱他们的凌辱。等时候到来，再相机行事罢。”他看着他三个孩子，不觉黯然叹了一声。

    太太也叹一声，说：“我也是为这班小的发愁啊。他们都没成人，万一咱们两口子尽了节，他们……”她说不出来了，只不歇地用手帕去擦眼睛。

    他问三个孩子说：“你们想怎么办呢？”一双闪烁的眼睛注视着他们。

    两个大孩子都回答说：“跟爹妈一块儿死罢。”那十一岁的女儿麟趾好像不懂他们商量的都是什么，一声也不响，托着腮只顾想她自己的。

    “姑娘，怎么今儿不响啦？你往常的话儿是最多的。”她父亲这样问她。

    她哭起来了，可是一句话也没有。

    太太说：“她小小年纪，懂得什么，别问她啦。”她叫：“姑娘到我跟前来罢。”趾儿抽噎着走到跟前，依着母亲的膝下。母亲为她捋捋鬓额，给她擦掉眼泪。

    他捋着胡子，像理会孩子的哭已经告诉了她的意思，不由得得意地说；“我说小姑娘是很聪明的，她有她的主意。”随即站起来又说：“我先到将军衙门去，看看下午有什么消息，一会儿就回来。”他整一整衣服，就出门去了。

    风声越来越紧，到城里竖起革命旗的那天，果然秩序大乱，逃的逃，躲的躲，抢的抢，该死的死。那位腰间带着三尺殉国之具的大吏也把行李收束得紧紧地，领着家小回到本乡去了。街上“杀尽满州人”的声音，也摸不清是真的，还是市民高兴起来一时发出这得意的话。这里一家把大门严严地关起来，不管外头闹得多么凶，只安静地在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