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红烛(序诗)(2/2)

观照红烛。思考红烛,发出种种的慨叹,提出种种的困惑,这都不断显示出作为现代诗人的闻一多那顽强的理性批判精神。但每一番的追问之后,诗人又都从不同的意义上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算是一种自问自答,在这样的解释当中,诗人好象暂时放下了困惑,好象理解了红烛的内在精神实质,从而展开了某种程度的物我认同。这时候,“离”似乎就过渡成为了“即”。

    对于红烛的**,诗人显然困惑不解:“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就一个受到“五四”现代文明熏陶的现代人而言,产生这样的困惑丝毫也不足为奇:自我的价值为什么一定要在自我毁灭中去实现呢?个体的独立意义究竟在哪里?以致于诗人还这样的穷追不舍:“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这似乎暗示给我们,个体的命运又决定于某种外来的力量?那么,**不就是某种悲剧性的被迫行为么?可见,在现代意识的哺育下,诗人的困惑是深刻的,前无古人的。

    对红烛悲剧性命运的疑虑也是诗人不曾直接融入自我的现实原因。严谨审慎的闻一多从不会不经理性的思考而轻率地将他物呼为同类。

    当然,人毕竟生活在“文化”之中,民族文化既然是中国诗人的胎教,也将在实际创作中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感情,部分地决定着思考的方向,于是,闻一多在思考中认可了蜡炬**的现实“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这正是自然底方法。”尽管这样的解释过分简略了些。困惑既然暂时得到了解决,于是诗人似乎为熊熊燃烧的红烛所感奋、所启示,从中也看到了自身的形象。“烧罢!烧罢!/烧破世人底梦,/烧沸世人底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这又属于闻一多式的现代认同方式:在以物明志的时候,他的自我情绪仍然格外强盛,于是“物”的内涵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燃烧的“红烛”不再是单纯的自我奉献的象征,不是有情人的幽长的情愫,它是力量、是英雄、是时代的呐喊。所以说,从“离”到“即”,或者说从当代文化的体验到古典文化的憧憬,闻一多的心灵世界都是复杂的,当他执着于当代文化的生存感受时,传统文化的光芒不时召唤着他;当他选择着传统文化的理想时,当代文化的品格又照样显示着自己的力量。

    解读《红烛》,必须时刻留意于这类意识结构的复杂性。

    当诗人为**的蜡炬而赞叹、而感奋的时候,新的困惑与疑问又袭上了心头:“红烛啊!/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既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显而易见,诗人仍然不能忘怀于那种属于个体的精神状态,并格外关心个体的行为与其精神状态的内在联系,他在潜意识里仍然怀疑这种自我奉献、自我牺牲的真实性──只是,既然红烛的形象已有所改变,并成为时代精神的化身,那么疏解困惑的理由也就似乎要充分多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得流泪!”于是,流泪的红烛也就再次以它的牺牲精神而引人瞩目:“请将你的脂膏,/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底花儿,/结成快乐底果子!”在这些诗行里,诗人的心情是轻快、乐观的,他仿佛看到了作为意志力、作为英雄主义象征的红烛在焦急的泪水中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人间,这是焦急的泪水,也是喜悦的泪水!在具有“五四”时代特色的乐观激情当中,闻一多又一次与传统文化的牺牲精神产生了共鸣。

    但是,也就在这一时刻,诗人关心个人价值的时代的心灵又一次颤动了起来,流泪的蜡炬为新的人间消尽了一己的心血,而对于它自己,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诗人进一步总结道:“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这里的因果关系非常有趣,从一方面看,诗人将“灰心流泪”置于前,将“创造光明”置于后以示突出强调,好象是特别看重创造的意义,但灰心流泪的又毕竟属于最终的“果”,其个体的悲剧性又是难以掩饰的。“离”与“即”的矛盾冲突在这一番心灵的颤动中又表现了出来。

    全诗的收束相当简洁:“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既是对全诗所感受到的红烛精神的总结,又是诗人在对个体价值失落的哀思之中陡然扬起的昂奋之情,他努力勉励自己用属于“五四”时代的不恤牺牲、乐观向上的激情扫除了内心深处的阴云,从文化意识冲突的痛苦中振作起来,向悲剧挑战,为未来搏击。于是,这一简洁的收束又显得那么的意味深长。

    综合整首诗作来说,“红烛”这一传统诗歌文化的原型意象在进入闻一多诗歌创作并一如中国文人那样被作为诗人人生追求的象征时,其时代的、文化的矛盾冲突就势不可免的发生了。但闻一多又不愿意掩饰、放弃、消泯这样的矛盾,他在忠实于自己心灵颤动的意义上大胆地、生动地展示了内心的波澜起伏,就这样,意识结构的矛盾冲突反倒构成了全诗内在的巨大张力,在意识的张力性结构中,诗的情绪抑扬顿挫,峰回路转,感染力极强。归纳起来,这样的抑扬顿挫大体上经历了七次显著的变化,赞叹红烛的“红”,这是扬;困惑于红烛式的**,这是抑;振奋于红烛的创造能量,这是扬,追问红烛的伤心流泪,这是抑;欣喜于红烛的伟绩,这又是扬;最后,掂量着“灰心”与“创造”各自的份量时,感伤之情又隐隐透出,但全诗的收束却又是昂扬向上的。七次变化,四扬三抑,线索清晰,形成了全诗特有的情绪型节奏。

    张力性的意识结构与情绪型的节奏方式也决定了全诗的美学风格。从整体上讲,《红烛》充满了流动感极强的动态美、变化美,这与中国传统诗歌追求意境理想而构成的静态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从美学上讲,《红烛》在中国新诗史上也具有它不可替代的地位,并成为闻一多全部诗歌美学追求的缩影。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