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F说，在公司里做事，感觉还可以。她说：事情似乎不该这么好。她听说公司对我们这些人有一套特别的管理制度，能把大家管得伏伏贴贴的。对于这一点我也有耳闻，并且到第八创作集体的第一天，我就签了一纸合同，上面规定我必须服从公司的一切规章制度。对于这一点，我不觉得特别可怕，因为作为一个被安置者，我必须服从公司的一切安置制度；作为一个公民，我又必须服从国家的一切制度；更大而化之地说，作为一个人，我还要服从人间的一切制度，所以再多几条也没什么。他们所能做的最坏的事，无非是让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已经在做了，感觉没有什么。F指出，我所说的在心理学上是一个悖论，作为人，我只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么，不可能知道最不想做的是什么。从原则上说，我承认她是对的。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不想做的事。我认为，作为人我已经失魂落魄，心理学的原则可以作废了。

    我们的办公室里有张床，周围还拉了一圈帘子。那张床是个有轮子的担架床，加上帘子，就像基督教青年会的寄宿舍一样。我想它是供午休之用的，有一天中午，我从食堂回来早了，就在上面睡着了——后来我被M1叫醒了，他说：起来，起来！你倒真积极，现在就躺上去！我坐起来时，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红耳赤，好像憋不住笑的样子。M3朝我扑了过来，把我从床上拉了下来。顺便说一句，大家对这张床的态度十分可疑。有人不停地把帘子拉上，仿佛遮上它好；又有人不停地把帘子拉开，仿佛遮上也不好。这件事纯属古怪。但是我认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我既然当了写手，一切早都豁出去啦。

    有关我当了写手，有一个正确的比方：一个异性恋男人和同性恋男子上了床。这是因为我被安置之前做的事就是写了一本书，而这本书还得了奖，它将是我这辈子能做的最后一件有人味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当写手，无异于受阉割。有一天上班时，我看到我们楼层的保安员桌子上放了一本《我的舅舅》，感觉就像在心窝上被人踹了一脚。保安员的桌子放在楼梯口上，他们穿着金色的制服，经常在桌子后面坐着，偶而也起来串房间。有一天串到我们屋里来，在门口和M1说话：你们屋有个新来的？是呀。他不会找麻烦吧？M1稍稍提高了嗓门儿说：谁敢跟你们找麻烦？谁敢呢？这时候他的脸胀得像猪肝一样。保安员用手按住M1的肩头说：你不冷静……老同志了，不要这样嘛。而M1就沉住了气说道：每回来了新人，我都是这样。说到这里，他们两个一齐朝我这里转过头来。我端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

    说到了保安员，必须补充一句，他们中间有女的，而且为数相当不少；这种情况只有在百货商场那种需要搜身的地方才有。在我们这里，她们格外的喜欢串房间。我们层有一个宽脸的小姑娘，长了一脸很可爱的雀斑，操河北唐山一带口音，老爱往我们房间跑，并且管F1和F2叫大姐。这两位大姐就这样和她寒喧：你值班吗？她答道：是呀，值到月底。听到这样的回答，F2的额头上就爆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