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的敌手吧！”

    这里无须解答，因为事实具在：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一点表示〔８〕，但因为和在法国两样，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内战，没有军阀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国的左翼作家，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国左翼作家一样贤明了么？我以为并不这样，而且也不应该这样的。如果声音还没有全被削除的时候，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决不能贸贸然称之为“第三种人”，加以欢迎，是不必别具隐衷的。不过在中国的所谓“第三种人”，却还复杂得很。

    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六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一号。

    〔２〕戴望舒（１９０５—１９５０）浙江杭县（今余抗）人，诗人。著有诗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等。他写的《法国通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载《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３〕纪德（ＡA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法国小说家。著有《窄门》*《地粮》、《田园交响曲》等。一九三二年初发表《日记抄》，声称“对于现在及将来要发生的许多事件，尤其是苏联的状态，抱着太深切的关心”，并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一九三六年发表《从苏联归来》一书，攻击苏联。

    〔４〕左拉（Ｅ·Ｚｏｌａ，１８４０—１９０２）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萌芽》、《崩溃》、《娜娜》等。一**四年，法国的犹太籍军官德莱孚斯受到军事当局诬告，以泄漏军事机密罪被判处终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进步人士的不满。一**七年，左拉对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德莱孚斯的无辜，就给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人权；由此他被判一年徒刑和罚金，因而逃往英国伦敦。

    〔５〕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时的讲演在德莱孚斯事件中，法朗士曾和左拉一样为德莱孚斯进肯辩护。一九○二年十月五日左拉安葬时，他发表演说，肯定左拉生前的正义行动，谴责当局对左拉的迫害。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德莱孚斯案件得到平反后，他又在法国“人权同盟”组织的向左拉“表示感谢并致敬”的群众集会（在左拉墓前举行）上发表第二次演说，称左拉为“伟大的公民”，号召人们不要忘记陷害无辜者的罪人，要“沿着正义和善良的道路前进”。并向法国国会提出建立“左拉先贤祠”法案的要求。（法朗士：《社会生活三十年》）按左拉原葬于巴黎蒙玛特公墓，后改葬于法国“先贤祠”。

    〔６〕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杀害了柔石等革命作家，当时国际革命作家如苏联法捷耶夫、法国巴比塞、美国果尔德等人都曾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

    〔７〕指苏汶编的《文艺自由论辩集》。该书收入“第三种人”自己所写的文章和别人批评“第三种人”的文章共二十篇，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鲁迅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次日并将抗议书在《申报》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