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是从日本译《戈理基全集》第七本里川本正良〔2〕的译文重译的。比起常见的译文来，笔致较为生硬；重译之际，又因为时间匆促和不爱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记得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3〕的同作者短篇集里，也有这一篇，和《鹰之歌》（有韦素园君译文，在《黄花集》〔4〕中），《堤》同包括于一个总题之下，可见是寓言一流，但这小本子，现在不见了，他日寻到，当再加修改，以补草率从事之过。

    创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国有一篇戈理基的《创作年表》〔5〕，上面大约也未必有罢。但从本文推想起来，当在二十世纪初头〔6〕，自然是社会主义信者了，而尼采色还很浓厚的时候。至于寓意之所在，则首尾两段上，作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的。

    这回是枝叶之谈了——译完这篇，觉得俄国人真无怪被人比之为“熊”，连著作家死了也还是笨鬼。倘如我们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样，自开书店，自印著作，自办流行杂志，自做流行杂志贩卖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资本家抱着“革命文学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学家”抱着资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