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香港就写了一点关于最近文学界利用旧形式作抗战宣传的意见。昨晚承茅盾先

    生送了两本最近的“文艺阵地”，又借给了一份全国文协会的“抗战文艺”，此外又看

    到了几种别的文艺刊物，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正有着各方面的论辩，而我的那一点

    意见，却已有鹿地亘君痛快地先表示过了。我与鹿地亘君素昧平生，他以前曾用中文发

    表过怎样的文艺理论或见解，也不很留心，但是，在他这回的“关于艺术和宣传的问题”

    的那封给适夷的信中，他对于目下中国许多对于文艺热心过度而事实上甚欠了解的批评

    家，创作家，乃至政治家所发的慨叹，我以为全是一针见血的，完全可以同意的。他那

    篇文章中所牵涉到关于文艺的课题甚多，我觉得都有特别提出来讨论一下的必要，但我

    在今天所想谈的，还是关于旧形式的问题。

    “在这生气蓬勃的大时代的中国，又对于这旧形式来重复盛大的讨论，我是做梦也

    想不到的。”鹿地亘君这样感喟地说。不错，我也做梦都想不到在这生气蓬勃的大时代，

    我们的作家们还得乞灵于平剧，鼓词，小调，三字经来做抗战的利器。原来二十年的新

    文学运动，连“一个”足以收大众化效果的“形式”也没有创造出来。现在仓促之间，

    要文章下乡，要文章入伍，不得不乱拉一些旧文学中的破烂衣裳往身上一披。作家们和

    批评家们还没有一个人肯承认是“政治的应急手段”，却偏要以为是替文学的宣传手段

    和艺术性打定“永久的基幢，这真是应该被鹿地亘君所齿冷的。

    我们若把这种错误的现象与二十年新文学与旧文学搏斗的经过情形互相参证一下，

    就不难发见一种潜意识的矛盾。原来新文学家一方面尽管在斥责旧文学是死文学，而另

    一方面却也私心地感到新文学是更死的文学。一方面尽管说旧文学是贵族的少数人的文

    学，而另一方面却也不免怀疑新文学是更贵族的，更少数人的。一方面尽管说旧文学的

    形式不足以表现新时代人的思想与情绪，而另一方面也不免常常为旧文学的形式所诱惑。

    在平时，新文学的创作家和批评家，都还能勉强把持住他们的坚定的意识，把新文学抬

    到九天之上，把旧文学打到九地之下。尽管是抹煞不掉“读红楼梦的比读现代小说的人

    多”这事实，但可以说那种小说是“低级趣味”，是“鸳鸯蝴蝶派”。尽管忘怀不掉旧

    诗歌的音律节奏，但不要紧，我们的诗也可以“朗诵”。当时的壁垒，至少在表面上看

    起来，是何等地森严！但现在呢，堤防完全溃决，狐狸尾巴整个地显出来了。郭沫若先

    生回国以后，写了一些旧诗，就有几位新文学作家写信去要求他不要再做旧诗了，其理

    由有二：一、旧诗是迷恋不得的骸骨。二、倘若做了旧诗，他们就不便刊登在新文学的

    刊物上了。这恐怕是他们为新文学的最后奋斗了吧！

    拥护新文学而不能完全信任它的效能，排斥旧文学而无法漠视它的存在，我们文学

    界之所以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