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秋到一九二六年夏，戴望舒在震旦大学特别班读法文。特别班学习期为
一年，专为各地读英文的中学毕业生补习法文，以便升入用法文教学的震旦大学本科各
系。但事实上，来这个特别班学习法文的有很多是已在别的大学毕业，打算学一年法文，
预备上法国去留学的。望舒也怀着这个目的，进入特别班。在同班同学中，望舒结识了
两位朋友。一位是梁鋆立，他白天在震旦大学读法文，晚上在东吴大学法科读法律，还
兼了中华书局的英文编辑。此人读书勤奋，学贯中西，后来在外交界工作，很有名望。
另一位是刘灿波，他自己说是福建人，其实是台湾人。此人说国语很困难，夹杂着许多
闽南音。中文也很勉强，写一封信好像是日本人写的中文信。但他的日文日语都很好，
据说他讲日语，纯粹是东京话。望舒和这两位同学，天天在一起，跟樊国栋神父（Pèr
eTostan）读法文，课余休息时，大家谈文学。梁鋆立谈英美文学，刘灿波谈日本文学。
当时在震旦本科读书的有李辛阳、杨琦、孙春霆（晓村）、樊华堂、陈志皋，也都成为
望舒的好友。
樊国栋神父负责的法文特别班是很有名气的。在他的严格的教学方法下，一个不懂
法文的中学毕业生，只用一年时间就可以升入大学本科一年级，与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毕
业的学生，一起听法国教师（都是神父）的课。樊国栋神父每天上午来讲两堂课。第一
堂课是复习上一天的所授的课。每个学生都要背诵他上一天布置的课文。一般都是一页
至二页《法文菁华》里的文学作品，如雨果的一首诗，或拉马丁的一段散文。背不出的
学生，被他挥出教室，到草地上去自己温习，直到自以为背得出了才回来。回进教室后
再背，背不完篇，还得出去。有些学生，直到下课时间还无法背出，那么到明天再背，
可是明天要背一篇旧的，一篇新的。樊国栋神父的第二堂课是授新课文。他的方法是把
新课文读一遍，学生一起跟着读一遍。如是者三次。然后分别叫每个学生站起来独自读
一遍，他校正了读音方面的错误。如是者叫五六个学生读过，大约已过了大半小时。于
是他讲解课文的意义。用法语讲，有时用英语，有时在黑板上写几个汉字。英法文距离
本来不远，有英文基础的学生，只要他在关节处略一讲解，就容易懂得，讲解完毕，他
就交代明天要背诵的段落。每天下午一堂课，是中国教师来讲授的，完全是辅导课，如
果学生对上午的课有什么不懂，就请中国教师再讲讲清楚。上午的上课时间是九时至十
一时，下午是一时至三时，由教师自己掌握，可以连续讲二小时，也可以分二节。
每星期一上午第一堂课，樊国栋神父带来一份法文资料：一段历史，或一篇哲学论
文，或其他散文，写满三大页，约七八百至一千字。他把这份复印的资料发给每一个学
生，然后自己读三遍，学生跟着读。读后就交代，这是星期六上午要默写的作业。因此，
每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晚上，每一个学生都要抽时间来熟读这篇长文，到能背诵为止。
星期六上午九时去上课，樊国栋神父给每人发了考试纸，大家坐下来默写。写完交卷，
即可离开教室，一星期的学业完了。星期五上午的课不布置背诵作业。所以星期六下午
和星期天直到晚上，是全部休息时间。不过学生中的天主教徒，星期天上午还得上教堂
做弥撒。
特别班的学生不多，每年入学不过二三十人。上课一二个月后，因功课跟不上，自
动退学的，总有好几个。这批学生，不住在震旦本科学生宿舍内，而住在震旦大学对面
一片操场角上的一排古老楼房内。这是七开间二楼的中式楼房，特别班学生都住在楼上，
四人一间，很宽敞。楼梯口一个房间是樊国栋神父住的。他不但负责特别班学生的教学，
还负责生活指导。他住在这个房间里，每一个学生上楼下楼，他都看见。他经常在走廊
里漫步，隔着玻璃窗注意寝室内每一个学生的行动。在规定自修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寝
室内的学生在谈笑，他就会敲着窗子喊：“读书呀！读书呀１如果在规定休息的时候，
例如下午四点钟以后，晚饭以前，如果看见还有学生在寝室内做功课，他会开门进来赶
他们下楼，到操场上去散步。
戴望舒就是在这样严格的教学方法下很快地学好了法文。一九二五年复，特别班结
业之后，望舒准备去法国留学。震旦大学给了他一个文凭，凭此可以进巴黎大学听课。
但是赴法的经济问题还没有解决。望舒的父亲是杭州中国银行的交际员，月薪不高，没
有能力供给望舒赴法留学。中国银行董事某某同意用贷款的方式给予帮助，要经过申请、
审议许多手续，迟迟没有核准。
这时，我在大同大学读三年级，杜衡读五年制的南洋中学刚毕业。三个人一合议，
决定过一年一起去法国。杜衡家道丰裕，我的家庭是小康经济。三人一起去法，我和望
舒在经济上有困难时，可以依靠杜衡，不至于困窘。况且当时法郎比值便宜，如果每月
有一百元，甚至八十元国币，在法国可以维持生活了。
一九二六年秋，我和杜衡进了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望舒为了等候我们，升入震旦
大学法科一年级。我和杜衡也在樊国栋神父的严格训练之下苦学法文。樊国栋神父能读
中国古文，他正在把中国古代散文或唐诗译成法文。他知道我和杜衡的古文知识比别的
学生高。他给我们布置的每周作业常常是要我们把一篇古文译为法文。记得我译过的有
《阿房宫赋》和李白的几首《古风》。樊神父的中文虽然不坏，但到底是个外国人，不
容易了解汉字的许多用法。他把李白诗“徒此挹清芬”的“徒”字译作“你的学生”。
他拿出译文给我们看，我们指出了这一错误，并告诉他这个“徒”字是“徒然”的意思。
由此，他每星期分配我们译一篇古文古诗，利用我们的译文，为他自己的译文加工润色。
一九二五年秋冬之际，我们三人都加入了共青团和国民党。这件事是望舒开始联系
的，我不很知道经过情况。解放以后，屡次审查我的政历，要我交代谁是我们入团的介
绍人。可是望舒已去世，我无法说明。但仿佛是一位上海大学的同学陈均。当时上海还
在军阀统治之下，无论**或国民党，无论国民党左派或右派，都是“匪徒”，都在
“应予逮捕”之列。不过震旦大学在法租界内，军阀的凶手，非得到法租界当局的同意，
还无法直接进入租界抓人。但租界当局，也并不允许居民有政治活动的自由，只要没有
扰乱治安的群众运动发生，对其他地下活动，就不很注意。在这方面，法租界较英租界
宽容得多，因此，二十年代许多革命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绝大多数都潜迹在法
租界。
我们三人加入共青团和国民党后，不久就每人领到一张国民党员的党证。当时在上
海有两个国民党党部，一个是国民党右派，党部设在环龙路（南昌路）。另一个是国民
党左派的，党部设在陶尔斐斯路，隶属于这个党部的国民党员，大多数是**员或共
青团员，即所谓“跨党分子”。两个党部相去甚近，但都是保密的。
中国**另外有领导机构，在卢家湾一带，我们曾到西门路，白莱尼蒙马浪路
（马当路）一幢里弄民房中去开过会，每次都到了一二十人，各不相识。这两处地方，
大约是团部所在。
关于团员工作的一切通知，都是由一名交通员送来的。这个交通员是一个伶俐的青
年，他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我们寝室门口，悄悄地塞给我们一份通知，一份简报，
或一叠要我们散发的传单。我们接到了散发传单的任务，便在一个晚上，**点钟，三
人一起出去散步。在辣斐德路（复兴中路），马斯南路（思南路），吕班路（重庆南路）
一带，一个人走在前，留神前面有没有巡捕走来。一个人走在后面，提防后面有人跟踪。
走在中间的便从口袋里抽出预先折小的传单，塞入每家大门上的信箱里，或门缝里。有
时到小店里去买一盒火柴，一包纸烟，随手塞一张传单在柜台底下。
震旦大学学生，多数是天主教徒。他们不但**，也反国民党。天主教学生中比较
进步的，在一些国民党右派党员的吸收下，加入了国民党右派。这样，在一九二六年冬
季，震旦大学生中有了三个政治派别。我们这一边，人数似乎最少。由于各小组互不打
通，我也不知道当时震旦大学有多少**团员。但是尽管如此，好像我们已被注意了。
我们的寝室一共住四个人，我和望舒、杜衡外，还有一个苏北人，姓孙，也是特别班学
生。此人非常庸俗，我们平时很少和他谈话。仅仅保持表面的同学礼貌。有一天，我们
发现每个人的抽斗都被翻乱了，枕头、被褥，也有凌乱的迹象。肯定是被检查过了。当
时，那姓孙的不在室内。不久，他回来了。一坐下，就开他自己的书桌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