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时间，一位新法老登台后，就没有人能记得约瑟夫了——在格鲁克咖啡馆竟没有一个人能记得雅可布·门德尔，旧书商门德尔了。我几乎是恼怒地问那堂位头，是否可以见一下施坦德哈特纳先生，过去的老人员之中还有谁在这里。什么？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我的上帝，他早就把咖啡馆卖了，而且已经死了。至于老堂信头，他现在住在克雷姆斯附近他的庄园里。是啊，一个留下来的人也没有了……          　　不过，也许，嗅，还有！那个女清洁工斯波希尔太太还在这里。不过，她未必能记得个别的顾客。然而，我立即又想到雅可布·门德尔是人们忘不了的，于是就请他把这个女人叫来。          　　斯波希尔太太从后屋走了出来，一头蓬乱的白发，沉重地迈着浮肿的两腿，一边走，一边匆忙地用布擦着两只发红的手：显然是刚打扫过脏屋子，或是擦过窗户。我立即觉察到，她有些局促木安，突然把她叫到咖啡馆明亮堂皇的前面来，她觉得很不自在，而且，维也纳的黎民百姓向来就怕警察局派来调查的密探。一开始，她怀着不信任和戒备的心情，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下：叫她来有何贵子呢？但是，我一问起雅可布·门德尔，她就震了一下，双目圆睁，兴奋地盯着我。“我的上帝啊，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还有人想起他？嗅，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啊！”她大为感动，差点儿哭了出来，就像上了年岁的人在话题涉及到他们的青春时代，涉及到久已忘却了的陈年！回事那样。我问她门德尔是否还活着，她说：“啊，天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去世已经五六年，不，已经七年啦。这样一个善心的好人，只要想一想，我认识他多少年啦，——二十五年还要多哪！要知道我来的时候，他就在这里了。就让他那样死去——简直是一种耻辱！”她愈加激动，问我是不是他的亲戚。要知道，从来还没有人关心过他，没有人打听过他的情况，难道我还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吗？          　　是啊，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让她相信这一点，并且请她告诉我，把一切都告诉我。但是这位好心的人却显得胆怯、有所顾忌，老是擦着她那双湿流浪的手。我明白了：她，一个女清洁工，披着一头蓬乱的白发，结着脏围裙站在咖啡馆中间，她感到很不自在，而且，她不放心地看着四周——堂信中说不定会有人在偷听。于是，我就请她到弹子房，到门德尔曾经呆过的老地方去，在那里告诉我有关门德尔的全部情况。她感动地点了点头，感谢我明白了她的意思，然后就迈着老年人蹒跚的脚步，在前面带路，我跟着她走去，两个堂馆惊讶地目送着我们。他们感到其中似乎有什么名堂，而且，在顾客中也有人对我们这不伦不类的一对儿颇为惊奇。在那里，在他的那张桌子旁边（有些细节我是后来从别处知道的），她给我讲了雅可布·门德尔、旧书商门德尔的下场。          　　事情是这样的：战争爆发后，门德尔每天照常七点半来，像往常一样坐在那里。他仍旧从早到晚像往常一样读他的书，咖啡馆里的人都感到，而且常说，他压根儿没想到打仗的事。          　　是这样，因为他从不读报，和别人不交谈；当街头报贩大声叫卖号外，大家都拥上去的时候，他也从未离开过座位，他压根儿没听。他也没有发现堂值弗兰茨不见了（他是在哥里兹附近阵亡的），也不知道施坦德哈特纳先生的儿子在彼列梅什卡被俘了；他从来没说过半句话抱怨面包越来越坏，他喝的牛奶被换成了用无花果做的劣等饮料。只有一次，他奇怪为什么大学生们来得少了——仅此而已。我的上帝，那可怜的人从来没关心过别的事，他就知道喜欢书。          　　但是，不幸的日子来临了。有一天上午十一点钟，大天白日，来了一个宪兵，同来的还有秘密警察。他露出胸前的徽章，问常来的是否有一个雅可市·门德尔。他们马上就走到门德尔的桌子跟前，他一开始还天真地以为他们是想卖书，或是想问什么问题。但他们马上要他跟他们走，就把他带走了。这件事对咖啡馆来说，简直太丢脸了——大家站着围在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身边，他夹在那两个人中间，把眼镜扶到额头上，一个个地看着大家，搞不明白他们究竟要他干什么。斯波希尔则立即对宪兵说，想必是搞错了，像门德尔先生这样的人，是连一只苍蝇都不会去碰的。那个秘密警察立她大声呵斥，叫她不要干涉公事，接着就把他带走了。有很长时间——整整两年他没有来。直到今天斯波希尔太太还是不明白，他们当时要他干什么。“可是我敢发誓，”老太太激动地说，“门德尔先生不会做任何坏事。我担保他是好人，是他们搞错了。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清白无辜的人，简直是犯罪！”          　　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斯波希尔太太是对的。我们的朋友雅可布·门德尔的确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后来我才了解到全部的细节），他仅仅做了一件昏头昏脑的、值得同情的、即使在那个荒唐古怪的时代也是一件难以置信的傻事，唯一能够解释的是，他完全不问世事，他的奇异表现离世俗十万八千里。事情是这样的：负责检查和国外通讯的军事检查机关一天发现了一张由一个署名雅可布·门德尔的人所写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按规定贴足了邮票，但是——完全令人难以置信——这张明信片却是寄往敌国的，收信人是巴黎市格勒内尔沿岸大街上一个书店的老板让·拉布尔泰，这个叫雅可布·门德尔的人抱怨他没有收到最近的几期《法兰西图书通报》月刊，尽管他已经预付了一年的订费。这位下级检查官员原本是个体操教师，个人爱好则是寻章摘句、研究语言，后来才穿上了一身民军蓝制服。当这封信到他手里时，他惊讶地想到，胡开玩笑！每周经他手查究有无可疑词句和间谍情报的信件不下两千封，但还从未遇到过如此荒唐的事：一个人竟放心大胆地由奥地利往法国写信，也就是说，顺手把一张寄往故国的明信片竟那么直截了当地扔到邮筒里，仿佛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国境线上没有围上铁丝网，仿佛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不是在每天厮杀，相互使对方的男子数以平计地丧生似的。因此，起初他把这张明信片当作一件稀奇可笑的东西放进了办公桌抽屉里，并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蠢事。但是，过了几星期后，又来了一张明信片，寄往伦敦霍尔博伦广场约翰·阿尔德里奇书店，询问能否得到最近几期《古董商》杂志。上面的署名又是那个古怪人物雅可布·门德尔，他非常老实地写了自己的详细地址。这位身穿军装的体操教师这时不禁暗吃一惊，在这种粗鲁的玩笑背后到头来会不会隐藏着什么密码隐语？他站起来，一个立正，就把两张明信片放到少校的办公桌上。少校耸了耸肩：真是件怪事！他首先通知警察局，吩咐查明是否真有这样一个雅可布·门德尔，而在一小时之后推可布·门德年就被逮住了。他还没有弄清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怎么回事，就被带到少校面前。少校将那两张神秘的明信片拿给他看，问他是否承认是他写的。这种严厉的审讯口气，特别是正当他阅读一本重要的图书目录时打扰他，使门德尔十分恼火。因此，他带几分粗鲁地嚷道：这些明信片当然是他写的；应当认为，一个人总还有权要求得到他付过计费的杂志吧。少校向坐在旁边一张桌子跟前的中尉转过身去，他们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真是个蠢材！然后，少校开始考虑：把这个糊涂虫骂一顿赶走好呢，还是认真对待这件事呢？在这种犹豫未决的当儿，几乎每个部门都会决定先做个记录再说。有记录总归是好的。即便说毫无用处，但也坏不了事。充其量不过是在堆积如山的公文堆里再加那么一张写满了字的废纸罢了。          　　然而，这却给这个还蒙在鼓里的可怜的人带来了祸害，因为在提出第三个问题时，情况就大为不妙。先问了他的名字：雅可布，更准确地说，是叫亚因克夫·门德尔。职业：小商贩（他的证件上是这样写的，他没有做书商的许可证）。第三个问题就招来了大祸：出生地。          　　雅可布·门德尔说出彼特里科夫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少校竖起了眉毛；彼特里科夫？这难道不是俄属波兰，靠国境线的地方吗？可疑！非常可疑！少校用更为严厉的声调，问门德尔何时取得了奥利地国籍。门德尔困惑不解地盯着少校：他不明白要他干什么。真见鬼，他有无证明，证明文件在哪里？只有一张小商贩营业执照，别的没有，少校愈发惊诧了。要他认真说清楚他的国籍问题，他父亲是奥地利人还是俄国人？门德尔泰然回答说：当然是俄国人。          　　那他呢？嗅，三十三年之前，他偷偷地超过国境线，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维也纳。少校更加焦躁起来。问他何时取得奥地利公民权的呢？门德尔反问道：“何必呢？”他从未管过这类事。          　　这么说，他现在仍然是俄国人？门德尔对这些无聊的盘问早就感到腻味了，他冷淡地答道：          　　“按说，是的。”          　　少校吓得猛然靠到符背上，压得它吱嘎嘎直响，竟然有这种事！在维也纳，在奥地利首都，在战争激烈进行之时，在一九一五年年底，在塔尔诺夫战役和大反攻以后，一个俄国人居然在这里逍遥自在地游来逛去，给法国和英国写信，而警察局竟对此不闻不问。而在报纸上摇笔杆的蠢货们还竟然对孔拉德·冯·黑岑多夫没有能够马上打到华沙表示惊奇，而在总参谋部，人们对于每次部队调动的情况都被间谍通报给俄国人还在那里惊讶呢！这时，中尉起身站到桌前；谈话顷刻变成了审讯。他为何没有立即声明自己是外国人呢？门德尔仍然毫无疑虑，用悠扬悦耳的犹太方言回答说：“我干吗又要声明一下自己是谁呢？”少校认为这种反问为答是一种挑衅，就问他是否读过有关此事的命令。没有！他大概连报纸也不看？不看！          　　两位军官盯住稍微感到不安的雅可布·门德尔，仿佛听了海外奇谈，被惊得目瞪口呆。          　　霎时间电话机“嘶啦啦”，打字机“咕咕咕”，传令兵来回奔跑，于是，雅可布·门德尔就被转解到卫戍区监狱，以便赶下一批把他送进集中营。当示意他跟着两个士兵走时，他惶惑地瞪大了眼睛。他不明日要他干什么，然而，他其实倒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个衣领上绣着金线、说话粗声粗气的人能对他使出什么坏招儿呢？在他的那个崇高的世界——图书世界里，是没有战争、没有误解的，有的只是永无止境的认识，力求更多地认识那些数字、词汇、人名和书名。就这样，他夹在两个士兵中间迈着碎步走下楼梯时心情还不算坏。只是在警察局人们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把书掏出来，并要求他交出装满了几百张有用的字条和顾客地址的皮夹子时，他才勃然大怒，开始自卫。人们只好强迫他了。这时，眼镜不幸掉到了地上，他那架窥视精神世界的奇异的望远镜被摔得粉碎。两天后，他就穿着一件单薄的外衣被发配到了科莫伦附近关押被俘的俄国平民的集中营。          　　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两年中，雅可布·门德尔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书籍，身无分文，置身于一大群冷漠、粗鲁和大部分是文盲的人们中间，他究竟经受了多大的精神痛苦？像一只雄鹰被砍断翅膀再也不能翱翔长空，他脱离了崇高的、唯一心爱的图书世界，这给他造成多大折磨？对此已无从稽考。然而，当世界从疯狂中清醒过来之后，便逐渐地开始明白，在这场战争的一切残暴行径和罪恶之中，最荒谬、最无聊、因而也是最不道德的行为，莫过于把那些完全无辜、早已超过应征年龄、在异国如在家乡那样生活了许多年的和平居民们透起来圈进铁丝网。这些人之所以没有及时逃跑，只是因为他们真心诚意地相信连通古斯人和阿劳堪人都崇奉的优待客人的法律。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在我们欧洲丧失了理智的每一块土地上，人们同样荒唐地犯下了这种反文明的罪行。在最后一刻，如果不是一个道地奥地利式的偶然机缘使雅可布·门德尔又回到他的世界里，那么他作为无数无辜者之一，也同样会变成疯子，同样会因痢疾、体力耗竭或心灵上所受的折磨而死去。情况是这样的：在他失踪之后，寄来了一些有名望的顾客写给他的信件，其中有过去的施提里亚总督申贝尔格伯爵，纹章学著作的热心收藏家、过去的神学系主任、正在注疏奥古斯丁的齐根费尔特，八十高龄仍在反复修改回忆录的退役舰队司令埃德莱尔·冯·皮策克——他们都是忠实信托于他的顾客，全都往格鲁克咖啡馆给他写信，其中某些信给这位失踪者转到了集中营。          　　这些信件落到一位偶发慈悲的上尉手里，竟有这些名流同这个矮小的、半瞎的、通里遍遇的犹太人认识，使他颇为惊讶，这个犹太人自从眼镜被人打碎以后，他没有钱再买新的，就像一只又老又瞎的增鼠似的，悄没声地蹲在自己的角落里。他既有这样一些朋友，恐怕不是等闲之辈！上尉准许门德尔回信请他的保护者为他说话。果然有效。几位显要和那位系主任以所有藏书家所共有的那种精诚团结的精神出面联系，联名担保，使得旧书商门德尔在被关两年多后，于一九一七年回到了维也纳；当然，还附有一个条件：每天到警察局报到一次。不过，他总算是自由百，又可以住到他过去狭窄而又破旧的阁楼卧室里，又可以顺便欣赏橱窗里展出的书籍，而主要的是他又可以回到格鲁克咖啡馆了。          　　关于门德尔从那个人间地狱重返格鲁克咖啡馆的情景，斯波希尔太太在场，这位善良的妇人对我描述：“有一天——啊，圣母玛利亚！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门开了，开法有点怪，您要知道，只开了一条缝，就像往常那样，他——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蜇身进来了。他穿了一件褴褛不堪的军大衣，上面补满了补钉，头上简直不知戴的是什么，大概过去是顶礼帽，是检别人扔掉的。他没有衣领，像死人似的，脸色灰白，一头白发，骨瘦如柴——让人看着都心酸。可是他走进来，目木斜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也不问，一句话也不说，径直走到桌前，脱掉大衣，动作却不像过去那么敏捷灵活了，显得笨拙，呼呼呼味直喘气。他不像过去那样带书来，而只是坐下来，只是坐在那儿一言木发，只用一双呆滞无神的眼睛盯着前面。后来，当我们给他拿来一堆从德国寄给他的信件后，他这才又读了起来。可是，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          　　是啊，和从前不一样了，不是那个Miraculum mundi了，不是那个所有书籍的奇妙贮藏库了——当时见到他的人都伤心地这么说。往常，他目光沉静，看着书本悠然神往，而现在仿佛有某种东西被破坏了，摧毁了：显然，那可怖的嗜血的凶煞星在疯狂般疾驰时，也袭击了图书世界这颗小小的和平的星辰。他的眼睛几十年来习惯了娟秀的、像昆虫纤足般的印刷字，但在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人堆里想必是看到了许多可怕的东西，因为他的眼皮沉重地悬挂在眼睛上面。这双眼睛当年机敏灵活，闪射出讥讽的光芒，如今却昏昏然，无精打采，眼睑红肿，眼镜则是经过修理勉强绑在一块的。更加可怕的是：他的记忆已陷入混乱，仿佛本来是一座妙不可言的艺术建筑，如今，某个支柱倒了，整个建筑也随之坍塌了。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一部由极其纤细的物质构成的键盘，这部我们认识事物的毫发不差的精密仪器是那样的娇嫩，只要一根微血管被堵塞，有～根神经受到刺激，有一个细胞疲劳过度，任何一个这一类的干扰因素都足以使人的精神上的令人惊叹的无所不包自成一体的和谐遭到破坏。门德尔的记忆，这架奇异无双的知识键盘，在他回来之后已经发生了故障。间或有人来向他请教，他用衰颓的目光注视着来客，弄不清对方的来意，听错或忘记人家的话。正如世界已不是过去的世界，门德尔也不是从前的门德尔了。他从前的那种专注精神没有了，看书时也不再陶醉忘情地摇晃身子了，多半是呆坐着，眼镜机械地对著书本，人们闹不清他是在看书呢或是心不在焉地闲呆着。斯波希尔太太说，他的头沉重地俯在书上，大白天打瞌睡，有时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对着刺鼻的不习惯的电石灯灯光出神，当时缺煤，人们在他桌上放了一盏这样的灯。是啊，门德尔已经不是从前的门德尔了，木再是世界的奇迹，只不过是还在苟延残喘的一把胡子和一件衣服，摊在当年的圣椅上。门德尔已经不再是格鲁克咖啡馆的荣耀，而成了它的耻辱、污点，他身上散发着臭味，看了就叫人恶心，成了一个碍手碍脚的完全多余的食客了。          　　咖啡馆的新老板弗罗里安·古尔特纳也是这样看他的。这位老板是莱茨人，在饥恒的一九一九年靠搞面粉和黄油投机买卖发了财。他说动老实的施坦德哈特纳将格鲁克咖啡馆卖给了他，价钱是不久便贬了值的八万克朗纸币。他用一双农民的强有力的手大干起来，他放开手脚很快就把一个老式的、受人尊敬的咖啡馆改得面目一新，高雅华贵起来：用大理石修了大门，因隔壁的房子紧邻着酒馆，他已打算把它扩建为奏乐的前庭。在这种急忙进行改建的情况下，这个从加里西亚来的、从早到晚独占一张桌子的人，这个向来总共只喝两杯咖啡、吃五个面包的食客自然非常碍事，惹他心烦。施坦德哈特纳倒是确实说过，让新老板特别关照咖啡馆的这位老主顾，并且还企图向他解释，说雅可布·门德尔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重要的人，他可以说是把门德尔作为咖啡馆应当承担的一项义务连同咖啡馆的财产一起交给他了。          　　然而，弗罗里安·古尔特纳在购置新的家具和那闪闪发亮的铝柜台时，也多了一副那个唯利是图的时代的铁石心肠，他只消找到一个借口，便会把最后残存的这点郊区寒酸气从自己漂亮的咖啡馆里清除出去。合适的机会看来不用等很久。雅可布·门德尔的境遇很坏，他积攒下来的最后一点钞票也都进了通货膨胀时期的造纸场，他的顾客也都飘零四散了。在楼梯上爬上爬下地零星收购和转卖书籍，对衰迈的门德尔说来已力难胜任。无数细微迹象说明，他已穷困潦倒：他偶尔才叫餐厅给送午饭来，甚至少得可怜的一点咖啡和面包钱也拖欠得愈来愈久，有一次意拖了三星期之久。堂信头当时就想轰他走，但好心的斯波希尔太太可怜门德尔，就出来为他担保。          　　在第二个月，不幸的事就发生了。新来的堂馆头已经好几次发现，结账时，面包之类总不大对头。每次他都发现出手的面包比报了数的和付了钱的多。他自然怀疑到门德尔头上，因为那个跑腿的老头不止一次地晃晃荡荡地来抱怨，说门德尔欠了他半年工钱，连一个海荣①都不付给他。堂信头开始格外留心门德尔，而在两天后他就躲在壁炉的隔墙后面，当场发现雅可市·门德尔从自己座位上站起来，偷偷地走到前面房间里，很快从篮子里抓了两个面包，贪婪地吞食下去。可是在当晚结账时，他却声称没有吃过面包。丢面包的事这下子清楚了。堂信头立即把所发生的事报告给古尔特纳先生，老板喜逢良机，便当着所有顾客的面对门德尔大声呵斥起来，指责他偷盗，并且还为他不立即派人去叫警察而自夸了一番。他让门德尔立即滚蛋，去见鬼，永远不许他再来。雅可布·门德尔浑身颤抖，一言不发，颤巍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了出去。          　　“简直可怕！”斯波希尔太太描绘着他被赶走的情形。“我永远忘不了他站起来的样子，他把眼镜扶到额头上，脸色苍白得像一块白布。他甚至连大衣都没有穿上，可外面是正月天气——您大概记得吧，那年头冷得厉害！他吓得连桌上的书也忘记拿了。我发觉后，本想追上去递给他，可古尔特纳先生就站在门口朝他背后破口大骂，使过路的人都停下脚步聚拢起来，简直是耻辱！我内心里惭愧死啦！要是老主人在这里，就永远不会有这种事；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是怎么也不会为了几个面包就把一个人撵走的，门德尔可以在他这里白吃到死为止。          　　可是现在的人没有心肝。把～个可怜的人从他三十多年来天天坐着的地方赶走，真的，真的可耻，多大的罪孽呀！我不愿意在亲爱的上帝面前为这件事辩解，我不愿意！”          　　善良的老太太激动得厉害。她以老年人所特有的那种啥叨劲儿不停地说，这是多么大的罪过，施坦德哈特纳是做不出这样的事的。最后，我只好打断她，问她我们的门德尔后来怎么样了，她是否再见过他。她立即全身一震，又继续说道：          　　“说真的，每天，我一经过他的桌子旁边，心就像被刀戳了一下似的。我总在想：可怜的门德尔先生，他现在会在哪儿呢？我要是知道他住在哪儿，就给他送点热东西吃；他哪里有钱买烧的和吃的东西呢？据我所知他在世上一个亲人也没有。到后来，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可他连一点音信也没有。我就止不住想到：看来他想必是已经完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甚至已在考虑，是否应该让人为他做一次弥撒——要知道，像他那样一个好人，我认识他有二十五年还要多啊！          　　“可是，在二月里的一天，早晨七点半我刚开始擦窗户上的铜插销，突然（我是说，我吓了一大跳），门开了，门德尔走了进来。您当然知道，他总是侧着身子心不在焉地从半开的门里进来的。立刻，我发现他有些不对劲儿，东倒西歪的，两眼红红的，而他自己，我的天哪，只剩下一把骨头和胡子了！我看着他，发现他情334绪不对头。我立即明白了：他一点知觉也没有，大白天像梦游似的，忘记了一切——面包的事、古尔特纳先生、他被赶出去的事，都忘记了，连自己也记不得了。谢天谢地，当时古尔特纳先生还没有来，可堂馆头正在喝咖啡。我急忙跑到他跟前，想告诉他不要在这里停留，免得再一次被这个粗鲁的家伙赶出去（说到这里，她马上小心地向周围看了看，纠正了自己的说法），我是想说——古尔特纳先生。‘门德尔先生！’我喊了他一声。他看了我一眼，马上就——我的天哪，真可怕——他大概一下子全都想了起来；他打了一个寒嘴，就发起抖来；他不只两只手抖着，浑身上下都哆咦着，他转过身急匆匆向外走去，走到门口就跌倒了。我们往救济总会打了电话，他就被带走了。他在发热病，晚上就去世了：大夫说是因为肺炎死的，还说他来我们这里时，可能已经昏昏沉沉，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里，像做梦似的。三十六年天天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这张桌子就是他的家呀。”          　　我们——了解这个怪人的最后两个人，关于他又谈了很长时间；尽管他的存在是那样卑微渺小，如同草芥轻尘，但正是他使我当年作为年轻人初次知晓存在着一种完全自成一体的精神生活，而她——一个可怜的、终生劳碌、从没有读过一本书的清洁女工，之所以怜惜这位苦难底层的难友，只是因为她给他刷了二十五年大衣和缝了二十五年纽扣。但是，在这里，在他的这张被遗弃了的旧桌子旁边，我们一起缅怀故人；回忆向来使人们相互亲近，而充满了爱的回忆则加倍地使人们相互亲近。她正说着话突然思索起来：“天哪，看我这记性！还有一本书在，是他那时落在桌上的，还在我这里呢！我该往哪儿去给他送呢？后来，谁也没有来取，我就想：把它留下做个纪念吧。这没有什么木对，是吧？”她急忙从后面把书拿来了。          　　我好木容易才没有失声发笑——命运之神喜欢热闹，有时还喜欢嘲弄人，它每每令人可恼地给伤。动的悲剧掺进一点滑稽的成分！这本书竟是海因的《德国色情和趣味文学书库》第二卷，是每一个藏书家都熟悉的一本言情作品易知录。恰恰是这本糟糕的书成了那位已故的异人留在这双整日操劳、发红而又粗笨、大约除祈祷书之外从未拿过任何书的手里的最后遗物。我费劲地绷紧嘴唇，竭力控制住自己，因为我心里木由得想笑。          　　我的这种小小的犹豫使这个老实的女人感到惶然不知所措：莫非这竟是一件珍贵的东西，或者，我是否认为她可以保存下去呢？          　　我亲切地握了握她的手：“您只管留给自己吧，我们的老朋友门德尔如果还能知道，在几千个因得到所需要的书而感谢他的人中至少还有一个人记得他，他是会高兴的。”          　　我走出了咖啡馆，在这位善良的、心地淳朴的、以真正的人性对死者忠诚不渝的老太太面前，我感到惭愧。这是因为，她虽不识字，尚且珍藏着一本书，以便更好地纪念他；而我，本来应当知道，人们之所以写书正是为了在死后仍能成为人们的朋友，并以此保卫自己，免遭众生之敌——归于幻灭和被人遗忘的危害，然而我竟有好几年忘记了旧书商门德尔。

    （薛高保译杜文棠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