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没有区别，说了同没说也没有区别。有时便莫名地感到惶恐和无聊。于是，他便开始写小说。小说成了他另一种说话方式。王跃文的眸子在灯火明天中一会儿亮晶晶的，一会儿又暗淡了。我想，凭他的聪慧、冷静和敏锐，只怕会成大器的。

    我俩真正的交往，是他调到长沙以后，大概是1994年吧。我常跑到他家去喝酒，他的爆炒仔鸭、擂钵辣椒拌黄瓜、酸姜酸萝卜让人称道不已。喝着啤酒，听他讲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听他谈文学的见解，听他谈读到的好书，其乐融融，也获益匪浅。他关于文学的见解常让我这个专职文学编辑汗颜，而他谈到顾准时的无限感慨又使我对他的社会良知非常敬佩。

    他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揭开了他官场小说的序幕。小说将一位离休地委书记的失落、孤寂描绘得淋漓尽致，营造出一幅凝重的黄昏图景，初次显露了他对官场游戏规则和官场百态的精微体察、传神勾画的本领。小说获得了'95《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雷达先生评论它是“极力要从对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吟味中汲取养分，来抵挡这个**横流的世界”。这部中篇在95—96年度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尽管初选时票数居前，但在最后还是未能获奖，让我痛心了好一阵子。

    此后，他的《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等便陆续面世，几部小说浑然一体，活脱脱一部当代《官场现形记》。说他的小说是官场现形记，这是最简便、最直观的说法，好比精练的广告词，便于口碑传诵。其实这是对王跃文的误读。因为他的官场小说系列在表现官场生存状态和游戏规则时，更写出一种超越道德标准的官场文化，而不是简单地从道义上批判“厚黑”，谁是谁非。毕竟，《官场现形记》暗示的已不是单纯题材上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学态度和取向，而这些恰恰是王跃文不愿认同的。

    在广泛的评论中，他的官场小说获得较高的评价，甚至被说成了里程碑式的人物。王跃文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备受关注，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注意官场了，而这绝不是一件太正常的事。因为日出月落，星转斗移，顺乎天道，人们并不会太在意头顶的天空。而当出现了厄尔尼诺现象，气候失调，水旱交浸，人们就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茫茫天宇。人们普遍认为王跃文是位专写官场的作家，他自己却并不认账。他说自己从来只是把活生生的人当作描写的对象，官场只是他为表现人物而设计的空间罢了。他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国画》，洋洋五十万字，对一批生存于权力中心和边缘人物的世相百态的精微描写，呈现了一代人的精神漫画。小说在两个多月之内重印五次，这在当代文学出版史上恐怕是一个纪录了。

    《国画》我读了两次，先是读初稿，成书之后又读了一次。初读此书，我凭着编辑的职业感觉，暗自认定这部小说一定会畅销，因为它太抓人了，叫人欲罢不能。重读时，我的感觉从容多了，而这时冲击我心扉的是全书深深的忧患意识和高贵的精神力量。王跃文再一次以他一贯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感动了我。而生活中的他并不是时刻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他同朋友们在一块儿嘻嘻哈哈，随意而放纵。他机警幽默，是个很会写小说却不会讲笑话的人。他讲的笑话其实都有很好的脚本，只是不善于表演，往往是自己忍不住先笑了，让听者笑得都有些莫名——笑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