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高贵的精神(2/2)

,被一头撞响了。

    三

    街上流行什么?考据派利用资料、留洋、图书、圈子--所有都市的条件,用权威的口气为现实提供证据。海派则--他们迫不及待地呼唤着:到田野去呀,去发现百姓的秘密!

    考据派和海派,都有着时髦的八十老者、贴"导师"标签的中年、如贼一般时刻窥探利害的新人。他们已是多层次、多学科的挖掘梯队,举着铲子镐头,对着文化的矿藏。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他们的讲解尤其恬不知耻。他们是新潮的特种部队,比美国电影的野战排还要凶恶。野战排不过杀人而已,他们却侵犯民众的内心!

    还有另外的种种。

    如F·法农讽刺的,我们还看惯了--在帝国母鸡的院子里,"文化会议的桌子上,大讲着西欧价值的特殊及丰富。"这种桌子比法庭还具裁判的权威。中国的知识人的小算盘是:你尽可吹嘘你的价值高,而我要在这价钱更高的讲坛,宣传我的存货,它也特殊而丰富。我要强调:我正在为诗而受难,我已经有家难归,所以才漂泊在西欧北美!

    在荒凉的此岸,在穷苦的故国,在真的苦难和诗共存的现场,牺牲已不知祭献了多少回,民众已不知经历了多少事。已经不知有多少--使青年和民众激动的诗,流行过,又消失,再出现--扮演英雄的诗人不敢说:在穷而无言的故国,诗从来没有绝迹。

    生存永远比表演更难。在中国活着--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是一件尊严和高贵的行为。

    当我也一只脚踩在那边,当我也坐在那些"文化桌子"边的时候,我看见了--伪装的苦难。我暗暗惊愕,终于不能忍住恶心,我拔回了自己的那只脚。不,连苦难都可以当做化妆,还谈什么高贵。

    中国的文学和学术,它们的气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是历史的产物。在半殖民地,富足和教养属于少数买办。在全新时代,也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里有生存的规矩,在这条边界上无道德可言。自然,也没有留给高贵的精神多少余裕。

    偏偏中国孔夫子又特别指出,要"行己知耻"。一年年地,见得多了,我总觉得孔圣人的这条遗训,简直是对中华文明的讽刺。太久了,在漫长的淘刷之后,已经不能追究--"无耻"的起源。

    四

    我也奇怪,自己怎么就成了中国人。现在不管我怎么躲闪,不管我怎么化妆,人们一眼就把我的尾巴看见,到处有人揭发我"危险的"胡人本质。

    无奈体验的件件事情,大多只是一些象征。议论的深浅,手段的下流,都不足为道。我们不过想摸索--文明在危难时的姿态,不过想寻找--第三世界的、高贵的文化表达方式。虽然它只像一丝沙漠中的声音,掠耳消逝了--它曾带着我们,向着一种人的理想跋涉过。何况还有具体的努力,它们也并非那么不具意味--我们对自己设定了的原则,实行了知识分子的自律。在他们醉生梦死时,我们在探究文明的阐释权,在尽力学习多种专业知识。目的是一种呓语么,我们企图打破--书斋学术对文明主人的话语压迫。如同一群步行的吉诃德,虽然连瘦马和名号都没有,赤着手,缺乏一支锈矛,但我们幻想着大战风车。

    鲁迅的一句不相干的话像个谶语:胡风鲠直。一条鱼似的,那骨头其实根本不能和强权一碰,却偏偏天生笔直且刺人。欧洲人爱学孔雀,总炫耀自己的上品高贵。可是,身在中国,人就不能逃出悖论:鱼骨头也是高贵的吗?

    可能对每个不同的人,所谓高贵和责任都将有所不同。也许作为基本气质的高贵精神,在中国已然变成了幽灵。它徘徊不定,若有若无,跳闪在路左路右,不知愿意为谁显现,也不知它究竟会显现几分。

    但我又感到--只有沦为中国人,才能感到的尊严。如果我不仅敢于走完独木桥,而且敢于只说一种"桌子"那边听不见的、自己的话。

    是的,本质的两侧,隔着一套语言。语言如火焰熊熊的大海,浓烈而灼人。当取道的决意下定以后,语言就如涌泉出,给人以洗礼般的新鲜和快意。

    那一侧,是百年的优势语言,西方精英心领神会的语言。所以,也是通俗的语言--说到底,它使人失去精神的独立。而这一边呢,不过是些心里话。

    我眺望着语言,久久陷在难言的感动里。

    骑着自行车我倒腾着新到的邮件。我喜欢在这样的顺路上解决邮件问题。慢慢的边走边看,在一个个垃圾桶旁停住。先扔掉不用拆开的无聊邮件,再扔掉浏览过的杂志。然后一封封把信看完,随手留下要回复的,其余的扔掉。到家后,我马上处理掉那几页回信。

    剩在案头的是要藏好留存的信--虽有多少的例外,但差不多每一次,宝贝般收好的,都是些甘青新、西海固、老蒙古。昨天我忍不住在自行车上笑了起来,这回的来信居然满纸波斯国的蝌蚪文,讨论苏菲诗歌里"dilbar(单数)/dilbaran(复数)"、也就是"情人和恋人"的区别。

    不,我已经不打算自救。回忆着我微型的语言史,我庆幸自己被恩惠的往事,庆幸自己危险的倾倒。我不由笑了。读着,与人讨论着神秘的诗句,满纸抄着波斯或维吾尔的dilbar、dilbaran,我窥见了自己的倾向。

    时至如今我已经可以自信了:不管过得多么荒唐,我只会忠于自己的气质。无论是作为文章的我,还是作为人的我。

    处理一己是容易的。而大家的问题,则是大家共有的。没有任何必要杞人忧天,一切都遵循神秘的规律。高贵的遗产,或许已经湮没了,高贵的未来,也许还刚刚在新生。

    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