腻烦，就可能拉都拉不回来的小瘸子，而决不愿让这所风雨飘摇的小学校挨一场风暴。在"意识流"中，我是为我自己。我知道这小学校对我是多么宝贵；我知道它一完蛋我立刻就想拍屁股回北京--回城的大潮已经冲撞得我们几乎无法自制了。

    小瘸子上学是微不足道的。草原儿童心中对读书的渴望决不像高玉宝，也不像艾特玛托夫的名篇《第一个老师》中描写的那样。他们还有小狗，有新靴子，有兼为劳动和游戏的包里包外的种种乐事。长大了他们还会有骏马、毡包、酒和女人。那件事情不可能占据我的心。赖在学校小屋门口的那个小瘸子其貌不扬，我还有我的索依拉、白音宝力格和始终不渝地跟随过我的小巴雅。岁月匆匆，冬去春来，我看惯了草原的既枯又荣，我滋生了牧民式的淡漠和刚硬。要我为一个草地娃娃没上过小学而忧虑简直是笑话。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十多个绿遍大地后再来一场狂风暴雪的春天过去了。

    我自己的情况也完全变了。

    一九八一年春末，我于五月底回到阔别的汗乌拉草原。我在舒缓的草地上彻底获得了身心的休憩。我吃饱了就睡，从来没有失眠。有时我和牧民漫声闲谈着，从太阳高高就开始，一直喝酒至夜深。那时连醉酒也是宁静的；醉后拖着发软的双腿走出包外，我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微笑着看奥云娜和五一她们(都是我在草原那家里的小女孩)忙着在一个狗食盆里给我洗衣服。

    然而有一天我看见了那匹死马。那个五月里，在我到达之前有过一场风雪，全东乌旗冻死了十三个马倌。湖中堆着的死马像黑色的岛，呆傻了好一阵子的草原在六月初才醒过来一般，开始料理雪灾后的丧事。

    我这才知道了我们队也死在雪里的那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马倌就是那小瘸子。几天后，我打马走上一座叫曼卡泰·海勒罕的山坡，见到了他坐骑的那匹马的尸骸。

    文学应当是作家心中最后的堡垒。一个作家很难做个完人，但是他至少对自己的文学要做到真诚。不应当有作文或为文等概念，作品应当是作家淋漓的心血。为了这样的作品作家才活着，为了这样的作品青春被点燃，生命被耗尽。为了追求这样的作品，作家眼中只有一片辉煌的幻彩，而决不会看见红地毯和金钱；为了保卫这样的自己的作品，哪怕是最弱小的作家也敢挺身而起，一直牺牲到自己心跳的最后一下。

    讲这样的话是何等愚蠢啊!

    然而惩罚还没有完。按照文学的铁的规律，冲动又被形式改造了。短篇小说《春天》没有写尽我对亡命春雪的小瘸子的悼念和悔恨，它只是一篇手法新颖的意识流小说。无论我们正在编辑历史的理论家们对它的不屑一顾也好，还是我们正锐意求新的年轻艺术家对它的激赏也好，对我来说，《春天》带给我了些什么呢?人真不能活得无愧无恨，后来《春天》获北京文学奖，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羞耻。

    但是道路已经选定，我也许从今天开始才真的准备写作。还有那么多感动、冲动和抑制不住的情思，只是我已经注意在心中给自己一个暗示了。也许确实不应当暴露太过，也许确实不应该爱憎太烈，也许我也会改变；但是，我想小瘸子和那个青年马倌的故事将会永远教育我的，其沉重的程度会远远超过我受过的教育和说教。

    至于我和《北京文学》，那又毕竟还是一次应该记住的充满温暖的合作。《春天》排印没有一个错字，包括标点。

    又一个春天来了。它毕竟是活力和热情的巡回。我想，无论是我们的文学，还是《北京文学》这份杂志，或是我打算写的那些小说，都会活泼起来，兴奋起来，成长起来。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对这春天的理解已经深刻些了。

    1985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