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中，都是努力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联系个人思想实际，主动检查、批判个人的旧思想，开会带头发言，认真写出心得。每次都作为积极分子，受到党政领导公开表扬。
张若名从1950年就开始申请重新加入中国**，每年都要交上一份长长的申请书。前面属于个人的经历部分，当然都是差不多的。可后来的思想转变过程，却是越写越长，一次比一次深刻了。用后来的语言说，就是能够上纲上线，敢于解剖自己否定自己。她是那样执著，那样信心十足，年年不批准，也年年不灰心。她还常去听党课，去找自己的入党联系人，汇报思想情况。
直到1955年4月，周恩来、陈毅在昆明和张若名见面，从周恩来口中，她才明确地知道，她1922年在法国加入的是团，不是党。她因一直以为自己曾经加入和退出的是中国**（蔡畅1939年4月15日同美国记者韦尔斯的谈话，刘清扬在回忆文章中都说，张若名在法国曾加入中国**），听了十分意外。杨是1923年由郭隆真介绍加入"旅欧中国**青年团"的，他看清了张若名吃惊的表情，同时也感到周恩来所说的跟自己的记忆完全不同；不过他很快在心里形成一个想法：因为**一向公认是性质严重的政治错误，周恩来一定是故意把若名说成退团，来减轻问题的分量，也是对她的保护吧。这当然只是杨的猜想；如果张若名当年加入的确是"中国少年**"，那是等于当时国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或后来的共青团的。
很快到了1957年，正在争取重新入党的张若名，对党的号召毫无保留地步步紧跟，自然也成为反右派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心爱的长子从石家庄来信，她认为流露了一些政治思想问题，便主动把十来封儿子的家信交给党总支，以"求得党对自己的孩子加强教育"。后来杨再道被划右派，便是格外"加强教育"了吧。
张若名就是这样信赖党组织，表现出把一切献给党的一片忠诚。大概到1958年的"交心运动"里，也还是这样，"事无不可对党言"，向党倾吐了自己的衷曲，但是得到的是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于是，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
我们不知道她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她是怎样"交心"，又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击，都不见具体著录；只知道"张若名死后，云南大学立刻召开了对她的声讨批判大会。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亦随之将她开除盟籍"。一个"五四"时期的爱国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先驱，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者，一个学有专长勤恳敬业的教师，一个一心按照党员标准改造自己的积极分子，就这样从人间的唾骂声中消失了。
说她死于交心？不确切。因交心而死？还是不够确切。恐怕该说是因伤心而死的。
纪念张若名逝世四十周年，使我们想起，在反右派运动尾声中的"交心"阶段，像张若名这样因"交心"而受到打击的，大有人在，有些人被补划了右派，有些人背上了记入档案的包袱，也有的像张若名一样痛不欲生，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没有留下遗言，或是遗言被销毁了。这应该说，是在"大鸣大放"之后的又一次"阳谋"。
旧说有些异事"可一而不可再"，以"阳谋"论，则可一而又可再。
旧说"士可杀不可辱"，以交心运动或整个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来说，则士可杀又可辱，可以辱而再杀，亦可杀而复辱。
从法律角度，人问是自杀还是他杀；但有些所谓自杀者，难道不是假手于自杀者之手的他杀么？
1998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