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者见了我，总是劝我吃好，而且说，你又不是吃不起！这么一说，我倒像是个守财奴，吝啬鬼，或者偏要做个苦行僧似的，刻意儿吃坏食物。其实我也知道吃是人最重要的工作，鸟为食亡，革命也常是人为食而起。既然同样生有一条能尝味的舌头，又不至于穷到身无一文，我当然喜欢吃好，不乐意有好的不吃去吃坏的。劝我吃好，怎么个吃好呢？身边大大小小的美食家的经验，首先是能好吃，胃大，做一个饭袋；再是吃得好，譬如味、色、形。我们这一般的人，并不知道皇帝在吃什么，我们只是有萝卜就不吃酸菜，有了豆腐就不吃萝卜，豆腐是命，见了肉便又不要命了，所以，大而化之，我所见到的美食家无非是在鸡呀鱼呀牛羊猪狗肉上吃出来的美食家。做个美食家，似乎不屈了活人，自己得意，旁人看了也羡慕，尤其是在年老人和生了病的人眼里。我的一位舅舅患过食道癌，严重的时候，我去看望他，饭后烧了肉一家人围着桌子吃，几个表兄吃得满嘴流油，舅舅也馋了，夹一片在口里，嚼了半天却咽不下去，最后站起来吐在后墙根，脸上是万般的无奈和苦楚，我实在不忍心看这场面，让表兄们端碗到屋外去吃，并且叮咛以后吃饭再不要当着舅舅的面吃。从那以后，我是非常痛恨能吃的人，或者夸耀自己能吃的人，甚至想上去掴一掌那差不多都是油乎乎的嘴脸。于是生疑美食家这个词儿，怎么把能吃叫做美呢，把会吃叫做美呢？吃原本是维持生命的一项工作，口味是上帝造人时害怕没人做维持工作而设置的一种诱骗。试想假如没有口味，牛不也能吃，又是吃百样草吗？人病了吃药也不是挺能变着法儿吗？怎么有了口味，一个肯为维持生命而努力工作的，最容易上上帝当的，其实是占小便宜吃了大亏的人就是美食家呢！依美食家的理论，能吃也要能拉的，吃不攒粪的东西不算是吃，比如，按医生的对于生命的需求标准，只每日往口里送七片八片维生素C呀，半瓶一瓶高蛋白呀，那还叫做吃吗？他们把美食法建立在吃鸡鱼猪羊之类的肉的基础上，不能不使我想到腐烂的肉上咕涌的那些蛆蚜子来，甚至想，蛆子的身子不停地蠕动，肠胃功能一定很好。

    有一年夏天，上海《文学报》的总编郦国义先生来西安，我邀他在大麦市街的小吃店里吃八宝稀粥，一边吃一边议论我们的食量。旁边坐有一个男人陪着一个年轻的女人也在吃粥。这男人很瘦，脸上有三个水泡，是用激光取了痣后未愈的水泡，他殷勤地给那女人服务，却不停地拿眼睛鄙视我们，终于训道："你们不要说食量好不好？人称饭量，牲畜才称食量，不会用词就不要用词儿，让我们怎么吃下去？"我和郦先生吓了一惊，原本要对他说食量一词运用得正确，且从古至今的一贯正确，但一见到那女人，知道他在谈恋爱，要在女人面前做文雅，我们便维护了他的体面，不再揭穿他的假文雅。这个人的行径以后常常使我想到一些美食家。可这个人的文雅，只是假而假，美食家的文雅地食却是极残酷的。

    我见过吃"醉虾"，见过吃过的活烧鲤鱼，下半身被挑剔殆尽只剩鱼骨了，鱼嘴仍然张合嚅动。见过有人吃一种小白鼠类的活物，筷子一夹，吱儿叫一声，蘸一下醋，又吱儿叫一声，送往口里一咬，最后再吱儿一声就咽下肚去了。虽没有见过吃猴脑，吃猴脑的人却给我讲过详细的吃法，讲得从容，讲得镇静。我十三岁那年，在家乡县城的河滩里枪毙人，那时想着杀人好看，枪一响就卷在人群里往杀场跑，跑在我前边的是邻村一个姓巩的人，他大我七岁，是个羊痫疯子，跑得一只鞋也掉了。被杀者窝在-个小沙坑里，脑盖被打开了，像剖开的葫芦瓢，但一边连着，没有彻底分开，一摊脑浆就流出来。我一下子恶心得倒在地上，疯子却从怀里掏出一个蒸馍，掰开了，就势在那脑壳里一偎，夹了一堆白花花的东西，死者的家属收尸，忙扑来索要，疯子已拔脚逃遁，一边逃一边咬了那馍吃，这么追了四百米远，疯子把馍已经吃完了，就不再跑，立定那里用舌头舔了嘴唇在笑。后来才听说人脑是可以治羊痫风病的，那巩疯子是被人唆使了早早准备了这一天来吃药的。姓巩的疯子最后有没有治好疯病，我离开了故乡不可得知，但现在"吃啥补啥"的说法很流行，尤其这些年里，中国人的温饱已经解决，食品发展到保健型，恐怕是吃猴脑为的是补人脑吧，吃猪心为的是补人心吧。中国人在吃上最富于想象力，由吃啥补啥的理论进而到一种象征的地步，如吃鸡不吃腿，要吃翅，腿是"跪"的含义，翅膀则是可以"飞"到高枝儿上去的。以至于市场上整块整吊的肉并不紧张，抢手的是猪牛羊的肝、心、胃、肠。我老是想，吃啥补啥，莫非人的五脏六腑都坏了？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是被补过了的，难道已长着的是牛心猪胃狗肺鸡肠吗？那么，人吃兽有了兽性，兽吃了人兽也有了人味？那么，吃"口条"（给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