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冯先生上了台。外文所一次批斗会后，曾让"对象"们鸣锣绕圈，冯至打头，我在最后。看来愈绕处境愈惨，是永远绕不出去了。
"贾芝！"一人一手按头，一手扭住手臂。他坐着喷气式上了台。
剧场中杀气腾腾，口号声此起彼落。在这一片喧闹下面，我感到极深的沉默，血淋淋的沉默。
很快满台黑压压一片，他们都戴上纸糊高帽，写着是哪一种罪人。比起戴痰盂尿罐的，毕竟文明多了。
学术权威大都叫过后，叫到一些科室负责人和被认为是铁杆老保的人。"牟怀真！"这是外文所图书室主任，一位胖胖的大姐。忽然一个造反派看见了我。
"冯钟璞！"他大叫。
我不等第二声，起身跑上前去。我怕人碰我，尽量弯着身子，像一条虫。上了台，发现天幕后摆着剩下的几顶高帽子，没有我的。事先没想到叫我。
"快糊！"有人低声说。
有人把我们挨个儿认真按了一遍。我只有一个念头，尽量弯得合格，尽量把自己缩小。
过了些时，眼前的许多脚慢慢移动起来。"牛鬼蛇神"们排着队到麦克风前自报家门，便可下台了。
我听见许多熟悉的声音，声音都很平静。
轮到我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到底是什么。那时把学不够深、位不够高而又欲加之罪的人，称做三反分子。三反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思想是也。我走到麦克风前如此报了名。台下好几个人叫："看看你的帽子！"我取下帽子，见白纸黑字，写着"冯友兰的女儿"。
冯友兰的女儿又说明什么呢？
我积极地自加形容词："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的女儿。"台下不再嚷叫。这女儿的身份原来比三反分子更重要。
下台时没有折磨。台上剩的人不多了，仍吸引着人们注意。我从太平门出来，发现世界很亮。
我居然有了思想，庆幸自己不是生在明朝。若在明朝，岂不要经官发卖!这样想着，眼前的东华门大街在熙熙攘攘下面透出血淋淋的沉默。
"冯钟璞！"怯怯的声音。原来是荃麟在叫我。他在北河沿口上转。"顶银胡同在哪里？我找不到。"顶银胡同某号是作协的监房，他要回监去。
"荃麟同志!"我低声说，"你身体好吗？"他脸上有一个笑容，看去很平静，望着我似乎想说什么，说出来的仍是"顶银胡同在哪里？"
我引他走了十几步，指给他方向，看着他那好像随时要摔倒的身影，混进人群中去了。
我不只继承了"反动"的血液，也和众多"反动"人物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看着我长大。荃麟卸职前，总是鼓励我写作，并为我向《世界文学》请过创作假。
而这些敬爱的师长，连同我的父亲和我自己，一个个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慢慢走回当时的住所，兹府二十七号。那里不成为"家"，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小院里有两间北房，两间东房，院中长满莫名其妙的植物，森森然伴着我。
坐下休息了一阵，思想渐渐集中，想着一个问题，那便是：要不要自杀？
这么多学术精英站在一个台上，被人肆意凌辱!而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世界，以后还不知怎样荒谬，怎样灭绝人性!我不愿看见明天，也不忍看见明天。就我自己来说，为了不受人格侮辱，不让人推来搡去，自杀也是惟一的路。
如果当时手边有安眠药，大概我早已静静地睡去了。但我没有。操刀动剪上吊投河太可怕。我愿意平平静静，不动声色。忽然那"冯友兰的女儿"的纸帽在眼前晃了一下，我悚然而惊。年迈的父母已处在死亡的边缘，难道我再来推上一把！使亲者痛，仇者快！我不知道仇者是谁，却似乎面对了他：偏活着！绝不死！
过了明天，还有后天呢。
整个小院塞满了寂静。黑夜逼近来了。我没有开灯便睡了。先睡再说。我太累了。
睡了不知多少时候，忽然惊醒。房间里所有的灯都亮了。三盏灯，大灯、台灯、床头灯。我坐起来，本能地下床一一关了。隔窗忽见东房的灯也亮着。
我毫不迟疑，开门走过黑黝黝的小院，进到东房。这里也是三个灯，大放光明。我也一一关了，回到北房。开灯看钟，两点二十五分，正是夜深时候。
关灯坐了一会儿，看它是否再亮。它们本分地黑着，我便睡了。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害怕，睡眠来得很容易。
我活着，随即得了一场重病。偏偏没有死。
许多许多人去世了，我还活着。记下了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这一天。
1989年4月
选自《宗璞散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