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它从里翻转向外是不过瘾的。

    这样的好书必须具备下列诸条件：第一，它不能不讲到大多数人所最关心最切身的问题；第二，它不能不揭露大多数人最痛心疾首的现象；第三，它不能只在问题的边缘绕圈子，它必须直捣问题的核心；第四，它必须在现实的复杂错综中间指出必然的历史的动向。至于文字技巧倒是第二义的。

    这样条件的一部书，作者和读者心目中存之亦既多年；时代准备着这样的书何止十部二十部，时势培育出堪当这样责任的作者亦何止三个五个；然而至今，产生这样书的政治的条件尚未获得，反显得这时代的作家们未能善尽厥职。

    三年半以前，检讨过“初期”抗战文艺的成绩，一般的意见认为“初期”作品热情蓬勃而认识不够深刻，题材范围尚嫌单调狭隘，未能多方面展开，作品形式则短小精悍有余而规模气魄都觉不够，这意见是对的。现在过了三年半了，我们回顾这三年又半的时期内，文坛的动向和作品的成就，比起“初期”来，又复如何？长篇巨著之出现，题材范围之由其重于前方而转到后方，乃至于采取历史的题材，这些都是近三年的特点。认识是较为深刻了，感情是较为沉着了，这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不但读者觉得还不够味，作者自己也何尝不觉得乏？下笔之时，左顾右盼，生怕被人捉住了那种小偷儿的心情（引用老舍先生语，原文忘了，意义如此，相信没有弄错，）哪一个作家不曾经验过？作家们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的时候，早就料到读者是不会满意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被许可反映到他作品中的现实不过是读者所耳闻目击者百分之一二，至于在现实的总体中恐怕至多千分之一二；而这百分之一二或千分之一二尚受抽筋拔骨之厄，作者几乎没有勇气承认是自己的产品。旧时乡下佬捱了板子，还得称老爷圣明；作家们光吃了几下板子，还算是万幸。厨子做菜，如果材料受了限制，即使手段高明，也不会做出叫人满意的好菜。现在的作家和这样不幸的厨子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但近年来，材料受了限制的厨子们也只好在剁切上多用功夫了。技巧问题曾被注意研究，甚至成为一种风气。

    作品光有思想而无技巧，当然不行。然而提高技巧只在下列的条件下方为进步的合理的：新的思想内容已经产生了新的形式，为求内容与形式的一致的完善，于是要求技巧的提高。贫血的女人不能乞灵于脂粉。贫血的乃至抽筋拔骨的作譬如果想从技巧方面取得补救，一定也是徒劳的。世纪末的欧洲文学就不免只是涂抹脂粉的骷髅。当然我们近年来的提高技巧的要求在主观上不是不要思想内容；我们的提高技巧不同于世纪末的欧洲文坛。我们仿佛是一支军队在进攻不可能的时期姑且磨洗武器、操演阵法，所以本意决不是想以技巧掩饰内容的疲乏。在这意义上，提高技巧即使成为风气，也不一定是要不得的。

    可是看近来的情形，这一点本意渐被忘记；至少是被一部分作者忘记了。若干讲述（或研究）写作方法的文章，把技巧放在第一位；而讲到如何锻炼技巧的时候又往往把技巧当作一个纯粹手艺的问题，认为这是可以从思想的修养分离开来，是和生活的体验各不相关的。这样的看法，自然会（即使并非有意）引导到“技巧至上”的歧途。有些青年作家往往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就是技巧没有把握，所以要学习技巧！”这是表示他谦虚。但言外之意，除技巧外，都有点把握了，即思想是有把握的。当然我们可以相信说这话的年青的朋友，思想上方向是正确的，或者只是思想上有了方向；但光是有了方向或方向正确，而要从纷纭错综的现实中得到透视和理解并进而以文学形式表现之，则显然是太大的奢望。所谓思想有把握，决不是能背几条公式，死记若干教条就算有了把握了。有终身以之而尚不能自谓真有把握者。所以强调思想问题，永久是必要的。不幸近年来提高技巧的风起却把思想问题的重要性冲淡了。

    世界的潮流逼着中国不能不前进，我们的文坛不能不负平时代的使命，－—反映现实，喊出人民大众的要求。我们要争取最广大的反映现实的自由，我们要校正技巧主义的倾向。也只有如此，方能使麻痹人心的色情的消遣的作品不再能作书店老板“生意眼”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