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在孙先生逝世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反对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并夺取了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他们在上海的总部，公开宣布开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员。第一批被开除的**员有恽代英等人，第二批中有我及其他多人。党中央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指令恽代英与我筹备组织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以后简称上海特别市党部，地址在贝勒路永裕里八十一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海特别市党部成立，恽代英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我为宣传部长，张廷灏为青年部长，张也是**员。他自称是张静江的堂房侄儿，但后来张叛变了。

    同年十二月尾，上海市党员大会选出代表五人，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五个代表是恽代英、沈雁冰、张廷灏、吴开先，另一人是国民党左派，记不其他的姓名来了。吴开先是上海法政大学的学生，也是**员，后来也叛变了。我们在当选为代表后，考虑到我们都不懂广东话，觉得为难。恽代英说，“大会代表来自各省，都能说蓝青官话，广东省的代表居少数，我猜想这少数广东代表一定也是走南闯北的人，能听懂蓝青官话，语言不通这件事，不必考虑。”可是我、张、吴却觉得大会代表之间不免有往来，看见广东或北方代表时，一定要找笔来通报姓名，未免麻烦（张、吴都没有到过北方），所以我和张、吴都印了名片。后来在大会期间果然用上了两三次。

    张廷灏有点办理杂事的能力，所以，定船期等事，都交给他去办。他定了虞洽卿办的三北轮船公司的醒狮号的官舱票。此船定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半夜开航，而广州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究于何日开幕，我们当时也不清楚。

    我们于一九二五年底得广州电报，说是代表大会将于二六年元旦开幕，那么，我们上”醒狮”轮之时，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幕。据船上水手说，船行六日，预定在汕头还要停留一天卸货。我们料想，肯定要迟到，但不知会期是几天，如果会期长，还能赶上大会的最后阶段。

    轮船开航的前一天，德沚和我先到船上看一看。甲板上所谓大餐间的前后，各有一架起重机，其中一架正忙着把货包吊到下层的货舱里。又一架起重机正在上煤，甲板上全是煤屑。想来这船本是货轮，现在稍稍改装一下，也载客人。我和德沚到岸上吃了点心，买了零碎应用的东西，她就回家，我仍上船。

    现在要补叙张廷灏办的蠢事。他买好官舱票后，就到船上看看，当他发见官舱地位在船尾，而且从甲板上往下看，是一个黑洞，他不曾下洞去查看，就认为所谓官舱者一定是又闷又黑，不能住的。当时就有船上的一个西崽对张说，他们住的房间可以情让，那是在大餐间旁边，又通风，光线又好。张廷灏看了西崽住的房间是三层铺位，可住六人，我们共有五人，空出一个铺位，正好放行李。美中不足是每层铺位之间距离狭窄，正如鲁迅的诗句”未敢翻身已碰头”。但是张廷灏立即付了五元定洋，说明开航后再付一百元。他觉得如果退掉五个人的官舱起，用一百○五元买这西崽房间，还节省了一二十元。他十分得意，匆匆下船到轮船局去退票，却找不到轮船局里他所熟识的那个人，于是又到船上。一个水手模样的人对他说，西崽头目刚才说过，西崽房间不能让，还是买我们的水手房间罢，也是先付定洋五元。于是张廷灏又去看水手房间，这是在船的中部，靠近船长室。水手房里有五个铺位，还有一个小方桌。美中不足是有些油腻的味儿。张廷灏顾不到这些了，十分满意，却不肯先付定洋，那时正在船上的我同吴开先也觉得这比西崽房间好些。当时张同吴就去找原来经手卖房间的西崽讨还那五元定洋。可是，那个西崽不肯还，吴开先拿出学过法律的本领和他争论，还是无用。这时恽代英也到船上来了，叫他们不要浪费时间，要张廷灏赶快去退票，因为离开航时间只有六、七个小时了。张廷灏退岂不成，再回船上，到水手房，不见一人，急忙找到一个水手问原因，那个水手说，船长命令，水手房不能卖。这个水手带领张廷灏到那个黑洞口说，你的同伴全在下边。张廷灏只好从黑洞口的小扶梯下去，却听得四个同伴哈哈大笑，恽代英幽默地说：“西崽做不成，水手也做不成，还是做了官。”原来这官舱是一人一间，每间都有窗洞，并非暗无天日。

    不过张廷灏带来个新消息：吴玉章率领的四川代表团是元旦到达广州的，而此时大会的筹备工作尚未积极进行，四川代表团就帮着做大会筹备工作。如此说来，我们也许还赶得上大会开幕。但是等到我们到达广州时，大会已进行数日，而各地选出的代表尚未到齐。所谓元旦开幕只是一个仪式，实际工作是在一月四日开始。我们向大会秘书处报到（吴玉章是大会的秘书长），被安排在一个旅馆里。我和恽代英又到文德路一个楼房的二楼见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我们知道出席这次大会的各省**员都已到齐，中央对参加这次会议的决策是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打击西山会议派，**不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争席位。

    我们从陈延年那里又知道，戴季陶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员中影响极大。为此瞿秋白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专门批判戴。然而戴这本小册子还是影响很大。戴是右派的重要人物，当黄埔军官学校（正式名称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旧黄埔海军学校，故简称黄埔军官学校）建立时，蒋介石曾向孙中山表示，不愿当校长，原因是孙中山同时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党代表。不过蒋这心事不能对孙中山说。后来戴季陶劝蒋就职，理由是先掌握实力，一旦有了兵权就可指挥如意。

    大会会场在旧广东省议会楼下大厅。我们到会时，汪精卫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已经过去，我们只能从大会秘书处看简单的记录。我们上海代表团的恽代英在大会上作了演讲，恽代英是大演说家，可以连讲两小时，讲者越讲越有精神，听众也始终静听，时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大会于一月十九日闭幕。大会宣言重申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官僚、买办及地主豪绅；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诚意地和苏联合作，必须和一切被压平民族共同奋斗。

    大会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对外政策决议案”，并发表了致苏联及致世界被压平民族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友好电文。并通过了政治、军事、财政、宣传、工运、农运、妇运等决议案，这些决议案都明确指出革命的方针。

    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并给林森等人以书面警告。最后，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代表二百五十六人。投票结果，最足发人深思而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胡汉民（那时已被放逐）得票最多，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比胡汉民少一起。新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有三十六名。当选为中委的**人有李大钊、吴玉章、林伯渠、谭平山、恽代英、朱季恂等，候补执行委员有**、董必武、邓颖超、夏曦等。

    事后，国民党右派说大会的全体代表中，**员占五分之三，这次大会完全受了**的操纵。这真是颠倒黑白！在投票选举前，我们党团开会，传达中央指示，即使是国民党右派，我们也投票选举他。

    大会期间，蒋介石在黄埔军官学校招待全体代表，当场演说。他的宁波官话实在不易听懂。现在还记得他厉声怒色地说了这么两句：我不但有子弹打我的敌人，也有子弹打我的不敢冲锋的学生。

    大会闭幕后，我正整理行李，打算回上海，陈延年派人来找我，他对我说：你和恽代英都得留在广州工作。恽代英到黄起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我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同志是代理宣传部长。国民党新中央委员会，选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汪精卫认为身兼两职，忙不过来，请**代理宣传部长。陈延年随即派人送我到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这是**的寓所，也是《政治周报》的通讯址。东山是别墅区，有豪华的洋楼。蒋介石就住在一所洋楼里，俄**事专家顾问团也住在附近的洋楼里。但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却是简陋的中式楼房。**和夫人杨开慧住在楼上，外面一间是会客室，里面一间是卧室兼书房。楼下也是前后两间，后面一间是厨房和一个女仆的卧室，前面一间已经住有一人，黑脸、麻子。**给我介绍说：这就是肖楚女。我早知楚女是”楚男”，却不料是麻面黑脸。肖楚女很热情又诙谐，同我一见如故。他指着室中一架挂着蚊帐的单人木板床，对我说：这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

    **对我说，中央宣传部设在旧省议会二楼，离此稍远。又说，两三天后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那时，他将提出任命我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我问，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答道，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各部如妇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我听说部长之下就是秘书，觉得担子重了，不能胜任。**说不要紧，肖楚女可以暂时帮助你处理部务。**又说，自己正忙于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又说，《政治周报》过去是他自己编，杨开慧助理，现在可要我编了，杨开慧帮他做别的事。那时候，杨开慧身边带着两个孩子：岸英和岸青，岸青还在吃奶，所以杨开慧除了助理**工作，还要忙家务事。我与她同住在一个屋顶下两个多月，却很少讲话，常常我和肖楚女说了七八句，她才回答一二句，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十分恬静贤淑的女人。

    《政治周报》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报，于一九二五年底才创刊，对外不公开，所以通讯地址就设在**的寓所。**已编了四期，后因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会后忙于其他工作，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我去接编的是第五期。《政治周报》的文章都是约人写的，但有一短篇专栏叫”反攻”，上面的文章一般都是编辑自己写的，前四篇”反攻”栏上的文章就都是**撰写的。我接编《政治周报》后，在”反攻”栏中也写过三篇文章，都登在《政治周报》第五期。第一篇题为《国家主义者的”左排”与”右排”》。内容要点如下：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的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先生们虽然行动上已证明是真正的右派，然而他们抵死不肯承认是”右”，硬说是”中”派，他们很巧妙地造出两句”警句”：举起左手来打倒赤化的左派，举起右手来打倒反革命的右派。但是事实上，伪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先生们及其党徒，并不举起右手来打倒反革命的右派，却去招呼反革命的右派（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先生们和戴季陶先生所责斥的上海反革命派何世桢一流人），联合著拼命破坏他们所认为赤化的左派。国家主义者也来玩这把戏了。《醒狮周报》第六十七期里有什么”中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招待上海新闻界记者，有一位先生也说他们国家主义者是右排英、日帝国主义，左排苏俄帝国主义。奇怪得很。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正是英、日帝国主义的死对头，不料却有人称之曰苏俄帝国主义。这种奇谈，真堪令人齿冷。我们且看国家主义者是否”左排”了以后也”右排”。但事实证明：当去年五卅运动正热烈的时候，上海的国家主义者并未起而”右排”英、日帝国主义。请看看他们的合作，六十七期的《醒狮周报》上，只看到了他们骂广东革命政府的文章，诬蔑爱国群众为赤化的文章，拾人唾余骂苏联的文章，却不见”右排英、日帝国主义”的文章。这便是国家主义者所谓”右排”与”左排”。

    第二期题为《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最新式的工具》。内容举《醒狮周报》各期的谩骂广东革命政府和工人运动的滥调而予以驳斥，兹从略。

    第三篇题为《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命》，内容要点如下：江浙一带，不但有许多青年谈国家主义，也有不少半新不旧的中年人（大多是教育界中人）谈国家主义。一向不知国家为何物的这些中年人，现在居然一变而成为国家主义的革命家了。为什么半新不旧的中年人忽然谈起国家主义？稍加考察，你就知道：原来国家主义是躲避革命高涨的盾牌。当民众的革命热潮未发动的时候，社会上一些懒怠的知识分子总是反对革命的。但是一旦民众间忽然掀起了革命的**了，“革命”二字成为流行品的时候，那些懒怠的中年或少年老成者，见得反对革命是无用了，而且成为背时的怪物了，可怜他们还想在社会上混饭吃，还想混充社会的中坚人物，觉得潮流是不可不顺应的，而又天性没有革命思想，没有革命的勇气，他们觉得不谈革命便不时髦，而谈革命又危险，他们正是进退两难，忽然有国家主义这件东西出现，听听它的主张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听听它的手段是”全民政治”，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态度是”内不妥协、外不亲善”，真是一件又彻底、又圆滑、又时髦，又不过激的好东西。他们自然会心领神会地松一口气道：“哦，来了，这是一个不闯祸的玩意儿！”所以我敢断言，中国的革命潮流一天高涨一天，那就假革命的国家主义者一天多似一天了。

    此外，我还写过一篇《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比较长的论文。这评论文收集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印、广州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发行的十月革命纪念的小册子里。这篇文章无非讲述十月革命对世界革命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兹从略。

    我在广州三个月，除了起草宣传大纲，例行公事而外，只写了这一点文章。

    过了几天，我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办公了。这一天，汪精卫也来了，他讲了几句：希望大家在**同志的领导下，共同努力，依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政治报告以及各项决议案的内容，展开革命的宣传工作。讲完话，汪精卫就先走了。然后，**指示：（一）要起草一个用中央名义的宣传大纲，向全国宣传此次大会的精神。（二）把原来的检阅干事（原有三人，职司检阅国内外出版物，但近于剪报），改组为检阅会议，订办事细则，规定每个检阅干事各备小册记录每日检阅所得，于检阅会议时提出讨论；检阅会议对于党内外出版物谬误之言论记载应拟具纠正或驳斥之大纲，交本部秘书核定处理。（三）设立宣传材料储藏机构，即扩充原有之图书室，应订阅海内外日报、刊物若干份，并订阅外文杂志及书若干种。

    **同志指示完毕也就走了。我和肖楚女召集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来开会，计检阅三人外，有专司抄写的文书二人，收发并登记文件的干事一人。共计六人。加上我和肖楚女，也只有八人。看来，用中央名义向全国宣传此次大会精神的宣传大纲只好由楚女和我动笔了。好在肖楚女是个又会讲演又会写文章的全材（我不善于讲演），花了一天时间，我和肖楚女就把宣传大纲起草完毕，请**同志审核。**仔细看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在草稿上加了”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话，然后对我说，还是送给汪精卫看一下。不料此宣传大纲经三月五日的中常委会议讨论，又决议：再加上一段文字，列举二次大会通过的各种决议案之重要意义。因此这个宣传大纲在三月六日方始发出。

    过了几天，**指示要办的各项都已办好。有一天，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办的《广州文学》要我写文章，广州分会同人要开会欢迎我，并请我便餐。我说，写文章恐怕不行，宣传部的工作已经够忙了。会见分会同人，吃饭，都可以。会见以后，才知道广州分会除了刘思慕，还有梁宗岱、叶启芳、汤澄波，都是分会的主要负责人。梁、叶二人当时还在中山大学求学。我当场作了简单的发言，对分会的工作表示鼓励和支持。我也谈起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同人主要都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五卅运动时，我们办过《公理日报》。事后，刘思慕写了一篇《访问沈雁冰记》，登在《广州文学》上。

    我虽不善于演说，还是被陈其瑗拉去，对广州市的中学生作了一次讲演。我开始推托不会讲广东话，陈其瑗说他当翻译。开会前，陈其瑗恭读总理遗嘱，然后用广东话介绍我是中央宣传部秘书，但还是一个文学家。他把介绍辞也翻译给我听了，他这文学家一句话，启发我放弃原来想讲的一套党八股，改用了和文学有关的。我简单地叙述了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了火种下来给人民，然后人民知道吃烧过的兽肉和鱼类等等，然后知道把树枝点燃起来，夜间也可以做事，住在山洞深处的原始人在白天也能做事了。火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我接着高声说，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就是起罗米修斯，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火。这一结束语，博得满场的热烈掌声。当我开始讲这段希腊神话时，满堂的中学生鸦雀无声，都在静听，想见他们对这个希腊神话感到兴趣。当翻译的陈其瑗，脸色有点惊讶。当听到最后，他边译边鼓掌。陈其瑗送我回宣传部时在汽车中对我说，有许多人对全市中学生讲过话，都把听众催眠了。我这次效果这样好，真是破天荒。

    中央宣传部、妇女部、海外部所在的大楼左侧空地上有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木棚，这里是政治讲习班的教室，政治讲习班学员的宿舍却在一所楼房的楼上，楼下就是海军局，局长是李之龙。当时这个政治讲习班的主任是李富春，**、林伯渠等都是理事。**给这个讲习班讲农民运动，何香凝讲妇女运动，肖楚女、恽代英讲工人运动。肖楚女便拉我去讲革命文学。这是宣传部工作以外的额外工作，把编辑《政治周报》也算在内的话，经常性额外工作就有两件。这可把我忙得团团转了。但是，还不止此，二月二十六日的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妇女部长何香凝提出设立妇女运动讲习所，会议的决议是：指定何香凝、杨匏安、沈雁冰、甘乃光、阮啸仙五人为审查员，审查妇女运动讲习所的章程草案，后来这个妇女运动讲习所，还规定我去兼几点钟课，但究竟去讲了课没有，现在记不清了，因为不久就发生了”中山舰事件”。

    二月十六日的中常委会议决定：在**同志因病请假两星期期间，宣传部的部务由我代理。此次**的请假虽说“因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在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

    即在我代理部务期间，汪精卫忽然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宴会设在楼下大厅中，同座还有缪斌及其他一些要人，如青年部长甘乃光。汪精卫告诉缪斌，中央委员会已经内定缪斌担任第二师党代表，不久即将正式发布。当时第一军第二师师长是王柏龄，任命缪斌，这是蒋介石为中山舰事件作的准备。而汪精卫尚蒙在鼓中。猜想那时缪斌一定心中暗笑。汪精卫说，这个小宴会是对缪斌的荣任新职表示祝贺，同时也介绍代理部务的沈同志和你们相识。于是我和甘乃光、缪斌等彼此都客气了一番。汪精卫然后谈到军队中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派的对立问题，他对缪斌说，北伐是两派的共同目标，既然目标相同，为什么又要分派呢？他认为最公平的办法是两派都宣告解散，他说，缪斌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又是校长（蒋介石）的亲信，此事他若领头，容易成功。缪斌表示一定尽力而为之。甘乃光问，要是**方面不肯，如何办？汪精卫回答，青年军人联合会中有**人，也有国民党人；而且，如果孙文主义学会宣布解散，**人也不能反对了，他们不是说大家要团结么？在宴会快结束时，我问汪：总理逝世周年纪念，宣传部起草的宣传大纲，已送交常委书记长，不知您看到没有？汪说没有看到。这个宣传大纲后经中常委讨论，决定由汪精卫加添一段，解释三民主义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销假后，肖楚女也要离开宣传部专做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当时已内定肖为教务主任，而此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早定**兼所长，并将于五月三日开学，故此时工作很紧张。我请**找个人来做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