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他不说话，只把左手的四个爪甲很长的指头在桌子边轻轻地有节奏似的敲着。过一会儿，他转脸对那个瘦长子同伴说：

    “吉兄，打到里边来，连里边的市面都要吵光罗。上海北头，横直是烧光末，要打就在北头打！伊拉兵队调动得快，为啥勿早点调到上海，同十九路军一淘打？总归是勿平心，自淘伙里七支八搭！”

    叫做”吉兄”的瘦长子于是也皱一下眉头，觉得无话可答，就伸一个懒腰急急地咒骂那轮船了：

    “触霉头格轮船！半路上插蜡烛！今朝到埠勿过七点钟，算我的东道！”

    说着，他就挤到船头上看”野眼”去了。

    这时船既停下来，就没有了风，塞满了四十多人的船舱就更加闷热，空气也很恶浊。小孩子们啼哭，老太婆谈家常，又谈到某处庙里的菩萨满身是血，两眼流泪，所以”世界不太平”了。

    我爬在船窗口看岸上的兵。听口音都是两湖人。态度异常”写意”，毫没有摩拳擦掌准备厮杀的神气。有二十来个兵拿了铲子和土畚在那里填其他们的”营本部”门前的泥路。他们的工作就像唱昆曲的戏子似的一摇一摆，十分从容。离”营本部”右方一箭之远就是那停业中的茧厂，惟一的高楼房，也住着兵，可是既没有门岗，也没放步哨，兵们是三三两两的在茧厂前的空场上开玩笑。有几位脱下了衣服，蹲在地下捉虱子。他们不打绑腿，穿的是绿帆布的橡皮底”跑鞋”。他们都是徒手，空场上也不见他们搭的枪架。

    只有四个兵全身武装，在相离”营本部”左右五六丈的泥路上来回彳亍，——大概他们就是步哨。

    河滩上有许多兵在那里洗衣服。他们利用了老百姓家里的春凳，把水淋淋的衣服在春凳上拍拍的打。打过后就提着衣服跳上泥岸，抖开了起在小桑树上晒。这一带的桑树全挂满了灰色军服。

    忽然在灰色中显现出鲜明的一点来了！那是在作为”营本部”那间平房的东间壁。也是同样的平房，看样子本来是杂货铺子，但现在当然只有兵。我所说的”鲜明一点”就在这间平房里飞快地一晃。我看得很明白，是一位剪了头发的女子踅到门前对我们那轮船看了一眼。虽然不是都市女子的服装，但也不像乡村女子，只看她一头短发剪的何等”入时”呀！一路来，常见竹篱茅屋畔探露出剪了头发的女子的上半身，可是无论如何我一眼就能判定她们是真正的村姑，和眼前这一闪就不见了的一位有很大的不同。我很盼望她再出来一次，但是使我失望；那平房的没有门窗的外边半间里始终只有兵们走进走出，一张破桌子旁坐着几位像是什么”值日官”之类的斜皮带者，不住地在那里吸香烟。

    随军一定有几位”女同志”，想来于今是惯例了罢？

    离这平房再往东些，又有七八个”乡下人”围坐在一张板桌边，他们身上各有一条白布符号，可惜相隔远了，看不清楚白布上写的是什么字。在兵们中间，他们显得十分拘束，而且垂头丧气很苦恼。后来听船上人说，这七八位就是拉来的丁子。

    有位挂斜皮带的官长从东边的小桥岔道处跑了来（那边不见有散散落落彳亍的兵），到得”营本部”的平房门外，就喊了一声：

    “报告！”

    门开了，当门站着一个卫兵，门边泥墙上挂着三四顶军帽和一套军衣。不多一会儿，就听见电话铃响，又有高朗的说话声音。又过了一会儿，就看见先前进去的那位官长跑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封公文，仍旧向来路走去。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小时许，我们那条柴油小轮依旧没有活动的征兆；据说那损坏的一部分机件已经修好了装上去，但是不灵，现在又拆下来重新修理。旅客们都等得不耐烦了；有几位要在第二站的院下船的，就说早知如此，船停时就上岸走，现在早已到家了。那位最得茶房欢迎的灰皮色脸四先生死洋洋地对茶房说：

    “喂，阿虎，看来要在船里吃夜饭罗，米够么？”

    茶房阿虎咧开嘴巴笑，停一会儿，方才回答道：

    “快哩，快哩！修修机器，蛮便当的。”

    当真岸上的兵们搬出夜饭来了。两个也穿灰布军衣的人先抬出一箩饭来放在路口，接着又抬出一只大铜锅，锅身上的黑煤厚簇簇地就和绒毛相似。锅里是青菜和豆腐混合烧成的羹。抬锅的人把这青菜豆腐羹分盛在许多小号脸盆似的洋铁圆盒里，都放在泥地上。于是五六个兵一组捧一盆青菜豆腐羹，团团围住了，就蹲在泥地上吃。饭是白米饭，但混杂的砂石一定不少，因为兵们一面大口地往嘴里送，一面时时向地上吐唾沫。

    我们船上的人总有一半爬在窗口看兵们吃饭。忽然那位三十多岁的瘦长子老乡钻进舱里来，看着五十多岁的绸缎店经理说：

    “当兵真苦。你看他们吃点啥东西呀！东洋兵每顿是大鱼大肉，还有好酒，娇养惯哩，故所以勿会打仗！再打罗，东洋兵必败！”

    绸缎店经理苦着脸，还没回答，突然从船头上送来了卜卜卜的一阵响，柴油小轮的机起终于修好，船又动了。

    以后的水程算是没有意外的阻搁。柴油小轮以每小时十八华里的速率向前走着。谜一样的未来中日之战又成为旅客们谈论的题材。我不能不说他们那谈论还只是”消闲”的性质，正和他们咬瓜子”消闲”相仿佛；但是一种焦灼和愤慨，却也常在话意中透露出来。虽然同是小商人，然而他们的意识情感又和沪杭车中我所接触的小商人很有些不同了。封建的内地乡镇的小商人的他们似乎比大都市内的小商人更为”盲目”，更为”乐观”，同时亦更为容易受”欺骗”。因为是更”盲目”，他们不感知大地震似的剧变即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只认眼前的”不太平”是偶然；也是因这”盲目”，他们比大都市里的小商人较少些颓废的气分，而成为”乐观”。

    而这”乐观”又是迷信的，拜物教的。叫做”吉兄”的三十多岁的小商人就时常流露了这样的”乐观”。他安慰他的常常苦着脸的同伴说：

    “陶家泾落来，扎了两万多兵呢！东洋兵路勿熟，包管冲勿过来。你看，到处装好军用电话，东洋兵有点动静，答答地方全晓得，东洋兵想偷营也勿会成功的。”

    他很卖弄似的用手指着徐徐往后退的岸上的桑园。这里的矮桑树尚只有极小的嫩芽，矮而粗的树干上挂着深绿色的军用电话线。（后来我知道这里几条毫不打紧的军用电话线很使附近乡镇中的土财主慌张了，以为这就是划成军事区域，他们带着大箱小笼就逃难。）

    五十多岁的绸缎店经理点头表示同意了。但他立即很不放心似的看着他的同伴们提出一个问题来：

    “外国调查员讲得拢喂？顶好是讲讲拢，勿要再打。”

    没有回答。似乎西洋鬼子毕竟和东洋矮子有点不同，而自信是对于东洋矮子的”鬼心思”颇能灼见而大放议论的瘦长子老乡碰到关于西洋鬼子的事，也失了把握，不敢妄赞一辞了。他很无聊地举起茶来喝。

    我忍不住加入了一句问话：

    “再打下去怎样呢？”

    大家都愕然转眼对我看，仿佛猛不防竟听得一个哑子忽然说起话来。并且他们的眼睛里又闪着怀疑的光彩。我看出这些眼睛仿佛在那里互相询问：他不是什么党部里的人罢？但幸而我的口音里还带着多少成分的乡音，他们立即猜度我大概是故乡的一大批”在外头吃饭”的人们之一，所以随即放宽了心了。问过我的”贵姓”以后，他们又立即知道我是某家的人，“说起来都是相熟的”。

    他们反倒先谈起我老家里的事，举出了许多我所不大记得的本家，亲戚，以及”世交”的人名来。这些，我也乐于倾听，但我到底觑机会又回到我原来的问话：

    “照各位看来，是再打好呢，还是不要打？”

    绸缎店经理叹了一口气，惟恐被人听了去似的低声回答：

    “论理呢，一定要打。不过我们做生意人日子难过：上海开了火，钱庄就不通，帐头又收不齐，生意上的活路断得干干净净了；近年来捐税忒重，生意本来难做，乡下人穷，乡庄生意老早走光；现在省里又要抽国难捐，照旧捐加二成，听说就是充做打仗的军饷，你想，不曾开火，先来做生意人头上抽捐了！”

    “抽捐去真和东洋人开仗，倒还呒啥，就恐怕捐是抽了，仗又勿打。”

    光头的老乡赶快接口说，鼻子里哼了一声。

    三十多岁的瘦长条子却所见不同。他很有把握地说：

    “一定要打！伊拉勿抵桩打东洋人，调啥格兵！”

    我忍不住又微笑了。我觉得这位”蒙在鼓里”的主战热者未免太可怜了。不问他们是信也罢，不信也罢，我不能不打开天窗说亮话：

    “老百姓尽管一腔热血主张打，那结果是一定不再打了。老百姓要的事，恰就是当局所勿要。现在的事情就是这么着。”

    “那末，陶家泾扎下两万兵，拉丁，捉船，乡下人逃光，地方上当差使，小小一个镇，要分摊到千把只洋，真是活见鬼罗！”

    瘦长子表示了稀有的兴奋，一口气说出来了。我正想回答，忽然那位四十多岁的光头同乡又节外生枝的插进一句话：

    “造伊拉格娘！嘉兴到苏州一路扎的兵越多，小火轮倒是三日两头抢！——新近出一桩三十万的大抢案，抢是抢了，失主还不取报官，你想想！”

    “就是伊拉自家做的呀！”

    瘦长子做一个鬼脸，很轻声地接口说。我明白这是指的什么，记得俗语有所谓”虫吃虫”，正就是那件大抢案的注脚。我笑了一笑，又回到老题上：

    “要抽国难捐么？兵队调动就不过告诉老百姓有国难，要抽国难捐！”

    “生意是越弄越难做了！”

    三位老乡同声说，脸上都是异常失望。

    船上的茶房来收茶壶了。他回答一个旅客的询问：

    “茶亭到哩！造伊拉，到双林要在半夜里罗。”

    这时天已经黑了，我望望外边，看见不远的前面有黑簇簇的房屋和几点灯光。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故乡到了。虽然相隔已有十年之久，但眼前的故乡还是和我记忆中十年前的故乡没有什么两样。

    “大概能够分别出这确是一九三二年的家乡的特点，也只是多一些剪发旗袍的女郎罢？”

    我望着渐近的房屋，心里这样想。但后来我知道我这论断有一半是对的，又一半却不尽然。一九三二年的中国乡镇无论如何不可与从前等量齐观了。农村经济的加速度崩溃，一定要在”剪发旗袍的女郎”之外使这市镇涂染了新的时代的记号。

    而最最表面的现象是这市镇的”繁荣”竟意外地较前时差得多了。当我们的”无锡快”终于靠了埠头，我跳上了那木”帮岸”，混入了一群看热闹以及接客的”市民”中间的时候，我就直感到只从一般人的服装上看，大不如十年前那样整洁了。记得十年前是除了叫花子以外就不大看见衣衫褴褛的市民，但现在却是太多了。

    街道上比前不同的，只是在我记忆中的几家大片子都没有了，——即使尚在，亦是意料外的潦倒。女郎的打扮很摹拟上海的”新装”，可是在她们身上，人造丝织品已经驱逐了苏缎杭纺。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重压着这个曾经繁荣的市镇了！

    第三半个月的印象

    天气骤然很暖和，简直可以穿”夹”。乡下人感谢了天公的美意，看看米甏里只剩得几粒，不够一餐粥，就赶快脱下了身上的棉衣，往当票里送。

    在我的故乡，本来有四个当票；他们的主顾最大多数是乡下人。但现在只剩了一家当票了。其余的三家，都因连年的营业连”官利都打不到”，就乘着大前年太保阿书部下抢劫了一回的借口，相继关了门了。仅存的一家，本也”无意营业”，但因那东家素来”乐善好施”，加以省里的民政厅长（据说）曾经和他商量”维持农民生计”，所以竟巍然独存。然而今年的情形也只等于”半关门”了。

    这就是一幅速写：——

    早晨七点钟，街上还是冷清清的时候，那当票前早已挤满了乡下人，等候开门。这伙人中间，有许多是天还没亮足，就守候在那里了。他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身上刚剥下来的棉衣，或者预备秋天嫁女儿的几丈土布，再不然——那是绝无仅有的了，去年直到今年卖来卖去总是太亏本因而留下来的半车丝。他们带着的这些东西，已经是他们财产的全部了，不是因为锅里等着米去煮饭，他们未必就肯送进当票，永远不能再见面。（他们当了以后永远不能取赎，也许就是当票营业没有利益的一个原因罢？）好容易等到九点钟光景，当票开门营业了，这一队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就拼命的挤轧。当票到十二点钟就要”停当”，而且即使还没到十二点钟，却已当满了一百二十块钱，那也就要”停当”的；等候当了钱去买米吃的乡下人，因此不能不拼命挤上前。

    挤了上去，抖抖索索地接了钱又挤出来的人们就坐在沿街的石阶上喘气，苦着脸。是”运气好”，当得了钱了；然而看着手里的钱，不知是去买什么好。米是顶要紧，然而油也没有了，盐也没有了；盐是不能少的，可是那些黑滋滋像黄沙一样的盐却得五百多钱一斤，比生活程度最高的上海还要贵些。这是“官”盐；乡村里有时也会到贩私盐的小船，那就卖一块钱五斤，还是二十四两的大秤。可是缉私营利害，乡下人这种吃便宜盐的运气，一年内碰不到一两回的。

    看了一会儿手里的钱，于是都叹气了。我听得了这样的对话在那些可怜的焦黄脸中间往来：

    “四丈布罢！买棉纱就花了三块光景；当当布，只得两块钱！”

    “再多些也只当得两块钱。——两块钱封关！”

    “阿土的爷那半车丝，也只喝了两块钱；他们还说不要。”

    不要丝呵！把蚕丝看成第二生命的我们家乡的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第二生命已经进了鬼门关！他们不知道上海银钱业都对着受抵的大批陈丝陈茧皱眉头，是说”受累不堪”！他们更不知道此次上海的战争更使那些搁浅了的中国丝厂无从通融款项来开车或收买新茧！他们尤岂不知道日本丝在纽约抛售，每包合关银五百两都不到，而据说中国丝成本少算亦在一千两左右呵！

    这一切，他们辛苦饲蚕，把蚕看作比儿子还宝贝的乡下人是不会知道的，他们只知道祖宗以来他们一年的生活费靠着上半年的丝茧和下半年田里的收成；他们只见镇上人穿着亮晃晃的什么”中山绨”，“明华葛”，他们却不知道这些何尝是用他们辛苦饲养的蚕丝，反是用了外国的人造丝或者是比中国丝廉价的日本丝呀！

    遍布于我的故乡四周围，仿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的那些茧厂，此刻虽然是因为借驻了兵，没有准备开秤收茧的样子，可是将要永远这样冷关着，不问乡下人卖茧子的梦是做得多么好！

    但是我看见这些苦着脸坐在沿街石阶上的乡下人还空托了十足的希望在一个月后的”头蚕”。他们眼前是吃尽当完，差不多吃了早粥就没有夜饭，——如果隔年还省下得二三个南瓜，也就算作一顿，是这样的挣扎，然而他们饿里梦里决不会忘记怎样转湾设法，求”中”求”保”，借这么一二十块钱来作为一个月后的”蚕本”的！他们看着那将近”收蚁”的黑霉霉的”蚕种”，看着桑园里那”桑拳”上一撮一丛绿油油的嫩叶，他们觉得这些就是大洋钱，小角子，铜板；他们会从心窝里漾上一丝笑意来。

    我们家有一位常来的”丫姑老爷”，——那女人从前是我的祖母身边的丫头，我想来应该尊他为”丫姑老爷”庶几合式，就是怀着此种希望的。他算是乡下人中间境况较好的了，他是一个向来小康的自耕农，有六七亩稻田和靠二十担的”叶”。他的祖父手里，据说还要”好”；帐簿有一叠。他本人又是非常勤俭，不喝酒，不吸烟，连小茶馆也不上。他使用他的田地不让那田地有半个月的空闲。我们家那”丫小姐”，也委实精明能干，粗细都来得。凭这么一对儿，照理该可以兴家立业的了；然而不然，近年来也拖了债了。可不算多，大大小小百十来块罢？他希望在今年的”头蚕”里可以还清这百十来块的债。他向我的婶娘”掇转”二三十元，预备趁这时桑叶还不贵，添买几担叶。（我们那里称这样的”欠货叶”为”赊叶”，不过我不大明白是否这个”赊”字。）我觉得他这”希望”是筑在沙滩上的，我劝他还不如待价而沽他自己的二十来担叶，不要自己养蚕。我把养蚕是”危险”的原因都说给他听了，可是他沉默了半晌后，摇着头说道：

    “少爷！不养蚕也没有法子想。卖叶呵，二十担叶有四十块卖算是顶好了。一担茧子的”叶本”总要二十担叶，可是去年茧子价钱卖到五十块一担。只要蚕好！到新米收起来，还有半年；我们乡下人去年的米能够吃到立夏边，算是难得的了，不养蚕，下半年吃什么？”

    “可是今年茧子价钱不会像去年那样好了！”

    我用了确定的语气告诉他。

    于是这个老实人不作声了，用他的细眼睛看看我的面孔，又看看地下。

    “你是自己的田，去年这里四乡收成也还好，怎么你就只够吃到立夏边呢？而且你又新背了几十块钱债？”

    我转换了谈话的题目了。可是我这话刚出口，这老实人的脸色就更加难看，——我猜想他几乎要哭出来。他叹了口气说：

    “有是应该还有几担，我早已当了。镇里东西样样都贵了，乡下人田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却贵不起来，完粮呢，去年又比前年贵，——一年一年加上去。零零碎碎又有许多捐，我是记不清了。我们是拼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个把月病，拚着没有看郎中吃药，——这么着，总算不过欠了几十洋钿新债。今年蚕再不好，那就——”

    他顿住了，在养蚕这一项上，乡下人的迷信特别厉害，凡是和蚕有关系的不吉利字面，甚至同音字，他们都忌讳出口的。

    我们的谈话就此断了。我给这位”丫姑老爷”算一算，觉得他的自耕农地位未必能够再保持两三年。可是他在村坊里算是最”过得去”的。人家都用了羡妒的眼光望着他：第一，因为他不过欠下百十来块钱债，第二，他的债都是向镇上熟人那里“掇转”来，所以并没花利息。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这位聪明的”丫姑老爷”深懂得”理财”方法，便做一个财政总长好像也干得下：他仗着镇上有几个还能够过得去的熟人，就总是这里那里十元二十元的”掇”，他的期限不长，至多三个月，“掇”了甲的钱去还乙，又”掇”了丙的钱去还甲，这样用了”十个缸九个盖”的方法，他不会到期拖欠，他就能够”掇”而不走付利息的”借”那一条路了；可是他的开支却不能不一天一天大，他的进项却没法增加，所以他的债终于也是一年多似一年。他是在慢性的走上破产！也就是聪明的勤俭的小康的自耕农的无可避免的命运了！

    后来我听说他的蚕也不好，又加以茧价太贱，他只好自己缫丝了，但是把丝去卖，那就简直没有人要；他拿到当票里，也不要，结果他算是拿丝进去换出了去年当在那里的米，他陪了利息，可是这掉换的标准是一车丝换出六斗米，照市价还不到六块钱！

    东南富饶之区的乡下人生命线的蚕丝，现在是整个儿断了！

    然而乡下人间接的负担又在那里一项一项的新加出来。上海虽然已经”停战”，可是为的要”长期抵抗”，向一般小商人征收的”国难捐”就来了。照告示上看，这”国难捐”是各项捐税照加二成，六个月为期。有一个小商人谈起这件事，就哭丧着脸说：

    “市面已经冷落得很。小小镇头，旧年年底就倒闭了二十多家铺子。现在又加上这国难捐，我们只好不做生意。”“国难！要是上海还在那里打仗，这捐也还有个名目！”

    又一个人说；我认识这个人，是杂货店的老板。他这铺子，据我所知，至少也有三十年的历史；可是三十年来从他的父亲到他手里，这铺子始终是不死不活，若有若无。现在他本人是老板，他的老婆和母亲就是店员；——不，应该说他之所以名为老板，无非因为他是一家中惟一的男子，他并不招呼店里的事情，而且实在亦无须他招呼；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到处跑，把镇上的”新闻”或是轮船埠上客人从外埠带来的新闻，或是长途电话局里所得的外埠新闻，广播台似的告诉他所有的相识者，——他是镇上义务的活动”两脚新闻报”。此外，他还要替几个朋友人家帮衬婚丧素事，甚至于日常家务。他就是这么一位身子空，心肠热的年青人。每天他的表情最严肃的时候，是靠在别家铺子的柜台上借看那隔天的上海报纸。

    当时我听了他那句话，我就想到他这匆忙而特别的生活，我忍不住心里这么想：要是他放在上海，又碰着适当的环境，那他怕不是鼎鼎大名交际博士黄警顽①第二！

    ①黄警顽上海市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员。

    “能够只收六个月，也就罢了；凶在六个月期满后一定还要延期！”

    原先说话的那位小商人表示了让步似的又加这一句。我就问道：

    “可是告示上明明说只收六个月？”

    “不错，六个月！期限满了以后，我们商会就捏住这句话可以不付。可是他们也有新法子；再来一个新名目，——譬如说‘省难捐罢，反正我们的难天天有，再多收六个月的二成！捐加了上去，总不会减的，一向如此！”

    那小商人又愤愤地说。他是已经过了中年还算过得去的商人，六个月的附捐二成，在他还可以忍痛应付，他的愤愤和悲痛是这附捐将要永远附加。我们那位”两脚新闻报”却始终在那里哗然争论这”国难捐”没有名目。他对我说：

    “你说是不是：已经不打东洋人了，还要来抽捐，那不是太岂有此理？”

    “还要打呢！刚才县里来了电话，有一师兵要开来，叫商会里预备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

    忽然跑来了一个人插进来说。于是”国难捐”的问题就无形搁置，大家都纷纷议论这一师兵开来干什么。难道要守这镇么？不像！镇虽然是五六万人口的大镇，可是既没有工业，也不是商业要区，更不是军事上形胜之地，日本兵如果要来究竟为的什么？有人猜那一师兵从江西调来，经过湖州，要开到”前线”去，而这里不过是”过路”罢了。这是最”合理”的解释，汹汹然的人心就平静了几分。

    然而军队是一两天内就会到的；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东西，必须立刻想法。是一师兵呢，不是玩的。住，还有办法；四乡茧厂和寺庙，都可以借一借；困的稻草，有点勉强了，就是”吃”没有办法。供应一万多人的伙食，就算一天罢，也得几千块钱呀！自从甲子年以来，镇上商会办这供应过路①军队酒饭的差使，少说也有十次了；没一次不是说”相烦垫借”，然而没一次不是吃过了揩揩嘴巴就开拔，没有方法去讨。向来”过路”的军队，少者一连人，至多不过一团，一两天的酒饭，商店公摊，照例四家当票三家钱庄是每家一百，其余十元二十元乃至一元两元不等，这样就应付过去了。但现在当票只剩一个，钱庄也少了一家（新近倒闭了一家），出钱的主儿是少了，兵却多，可怎么办呢？听说商会讨论到半夜，结果是议定垫付后在”国难捐”项下照扣。他们这一次不肯再额外报效了！

    ①甲子年这里指一九二四年。这年九月，曾发生”平卢战争”（或称江浙战争）。

    到第二天正午，“两脚新闻报”跑来对我说道：

    “气死人呢！总当做是开出去帮助十九路军打东洋人，哪里知道反是前线开下来的。前线兵多，东洋人有闲话，停战会议要弄僵，所以都退到内地来了。这不是笑话？”

    听说不是开出去打东洋人，我并不觉得诧异；我所十分惊佩的是镇上的小商人办差的手腕居然非常敏捷，譬如那足够万把人困觉的稻草在一夜之间就办好了。到他们没有了这种咄嗟立办的能力时，光景镇上的老百姓也已流徙过半罢？——我这么想。

    又过了一个下午又一夜，县里的电话又来：说是那一师人临时转调海宁，不到我们镇上来了。于是大家都松一口气：不来顶好！

    却是因为有了这一番事，商会里对于”国难捐”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交换条件-—不是向县里或省里提出，而是向本镇的区长和公安局长。这条件是：年年照例有的”香市”如果禁止，商界就不缴”国难捐”。

    “香市”就是阴历三月初一起，十五日为止的土地庙的”庙会”式的临时市场。乡下人都来烧香，祈神赐福，——蚕好，趁便逛一下。在这香市中，有各式卖要货的摊子，各式打拳头变戏法傀儡戏髦儿戏等等；乡下人在此把口袋里的钱花光，就回去准备那辛苦的蚕事了。年年当这”香市”半个月工夫，镇上铺子里的生意也带联热闹。今年为的地方上不太平，所以早就出示禁止，现在商会里却借”国难捐”的题目要求取消禁令，这意思就是：给我们赚几文，我们才能够付捐。换一句话是：我们可生不出钱来，除非在乡下人身上想法。而用”香市”来引诱乡下人多花几文，当然是文明不过的办法。

    “香市”举行了，但镇上的商人们还是失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乡下人再没有闲钱来逛香市，他们连日用必需品都只好拚着不用了。

    我想：要是今年秋收不好，那么，这镇上的小商人将怎么办哪？他们是时代转变中的不幸者，但他们又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制度拥护者；虽然他们身受军阀的剥削，钱庄老板的压迫，可是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剥削都如数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盼望农民有钱就像他们盼望自己一样。然而时代的轮子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前转，乡镇小商人的破产是不能以年计，只能以月计了！

    我觉得他们比之农民更趋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