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帝，即便我困在坚果壳里，我仍以为自己是无限空间的国王。《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他们会教导我们说，永恒是目前的静止，也就是哲学学派所说的时间凝固；但他们或任何别人对此并不理解，正如不理解无限广阔的地方是空间的凝固一样。

    《利维坦》第四章第四十六节

    贝亚特丽丝·维特波临终前苦楚万分，感伤和恐惧都不能使痛苦缓解片刻，终于在2月份一个炎热的早晨去世，那天我发现宪法广场高耸的广告铁架换了一个不知什么牌子的香烟广告；那件事让我伤心，因为我明白不停顿的广大的世界已经同她远离，广告牌的变化是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变化中的第一个。世界会变，但是我始终如一，我带着悲哀的自负想道；我知道我对她不合情理的爱慕有时使她难以容忍；如今她死了，我可以专心致志地怀念她，不抱希望，但也没有屈辱感。我想，4月30日是她的生日；那天去加拉伊街他们家探望她的父亲和她的表哥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是合乎礼节的，无可非议，或许也无可回避。我将再次等在幽暗的、满是摆设的小会客室里，再次端详她许多背景各异的相片。贝亚特丽丝·维特波彩色的侧面照；1921年狂欢节时贝亚特丽丝戴着面具的照片；贝亚特丽丝第一次领圣餐；贝亚特丽丝和罗伯托·亚历山德里结婚那天的留影；贝亚特丽丝离婚后不久在马术俱乐部午餐会上；贝亚特丽丝同德利亚·圣马科·波塞尔和卡洛斯·阿亨蒂诺在基尔梅斯；贝亚特丽丝和维列加斯·阿埃多送给她的哈巴狗在一起；贝亚特丽丝的正面照和斜侧面照，手托着下巴在微笑……我不必像往常那样带几本送她的书作为去拜访的借口，我终于学了乖先把那些毛边书书页裁开，免得几个月后发现它们原封未动而发窘。

    贝亚特丽丝·维特波是1929年去世的；此后每年到了4月30日我总是去她家看看。我一般在七点一刻到，坐二十多分钟；每年晚去一会儿，多坐一些时间；1933年那次一场瓢泼大雨帮了我忙：他们不得不留我吃晚饭。我当然不错过那个良好的开端；1934年那次到她家时已过八点钟，我带了圣菲的杏仁甜饼；很自然地留下吃饭。这样，在忧伤和略带哀艳的周年纪念日里，我逐渐赢得了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的信任。

    贝亚特丽丝颀长老弱，略微有点朝前倾；她的步态（如果允许使用矛盾修饰法的话）有一种优美的笨拙，一种陶醉的意味；卡洛斯·阿亨蒂诺脸色红润，身体壮实，头发灰白，眉清目秀。他在南郊一家不出名的图书馆里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职务；他相当专横，但不起作用；从不久前始，晚上和节日他都待在家里不外出。虽然隔了两代，他的意大利口音和说话时的大量手势依然存在。他的心理活动活跃、激动、多变，但无足轻重，充满了无用的类推和多余的顾虑。他的手（像贝亚特丽丝一样）细长漂亮。有几个月，他迷上了保尔·福特，他佩服的不是福特的歌谣，而是他无可挑剔的名声。"福特是法国诗人中的王子，"他自负地说。"你再怎么攻击他也是白费气力；你的浸透毒汁的箭休想射中他。"

    1941年4月30日，我在杏仁甜饼之外，加了一瓶国产的白兰地酒。卡洛斯·阿亨蒂诺尝了酒，觉得味道不错，几杯下肚后，他开始为现代人进行辩护。

    "我想到书房里的现代人，"他带着莫名其妙的兴奋说，"仿佛在一座城堡的塔楼里，配备有电话、电报、唱机、无线电报机、电影机、幻灯机、词典、时刻表、便览、简报……"

    他评论说，具有这种便利条件的人根本不需要出门旅行；我们的20世纪改变了穆罕默德和山的寓言；如今大山移樽就教，向现代的穆罕默德靠拢了。

    我觉得那些想法是如此愚蠢，表达的方式又如此自命不凡，马上把它们同文学联系起来；我问他为什么不留诸笔墨。他果然不出所料回答说已经这么做了：多年来他一直在写一部长诗，从不宣扬，从不大吹大擂，只靠勤奋和孤寂两根拐杖，那些想法和另一些同样新奇的概念都包含在长诗的引子篇、给论篇，或者干脆叫前言篇里。他首先打开想像的闸门；然后遣词造句，合辙押韵。那部诗题名为"大干世界"；主要是描绘地球，当然也不缺渲染烘托的题外话和帅气的呼语助词。

    我请他念一节给我听听，即使短一点也不妨。他拉出写字桌的抽屉，取去一个大卷宗夹，里面是印有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图书馆名称的便笺，自鸣得意地朗诵起来：

    我像希借人一样看到了人们的城市，

    工作、五光十色的时日、饥饿；

    我不纠正事实，也不篡改名字，

    但我记叙的航行是在房间里的卧游。

    "显而易见是很有趣的诗节，"他自己评定说。"第一句虽然不被舆论界占多数的紫色派学者赞赏，却得到教授、学院派和研究古希腊文化的学者的喝彩；第二句笔锋一转，从荷马谈到赫西奥德（仿佛一座新房子的门脸，这完全是对教学诗歌之父的含蓄的恭维），并且对那种可以溯源到《圣经》的综述堆砌的手法有所创新；第三句——巴罗克风格、颓废主义、对形式的净化和狂热的崇拜？——包含两个对称的半句；第四句不言自明，有双语成分，凡是豁达恢弘、有幽默感的人在这句诗上都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不必谈韵脚和功力了，不是卖弄，四句诗里包含了上下三千年浓缩文学的三个精辟的隐喻：第一个指《奥德赛》，第二个指《工作与时日》，第三个指那个萨瓦人妙笔给我们留下的不朽的小诗……"我再一次领会到现代艺术要求笑的调剂，要求有些玩笑。哥尔多尼的话确实不假！

    他还念了许多节诗，自赞自叹，作了大量评论。我听过之后毫无印象；甚至不觉得它们比前面一节更糟。从达内里的诗里可以看到勤奋、忍耐和偶然性，就是看不到他自己所说的才华。我明白，那位诗人的气力不是花在诗上，而是千方百计找出理由来让人赞赏他的诗；很自然，这番努力提高了他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但是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达内里的朗诵有点狂放；但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笨拙的韵律妨碍了他把那种狂放传递给他的诗句。

    我生平只有一次机会细读了《波利奥比昂卜万五千行十二音节的诗，迈克尔·德雷顿在那首地形史诗里记载了英国的动植物、水文、山岳、军事和寺院的历史；我敢说这部有分量、但也有局限性的作品使人厌倦的程度要低于卡洛斯·阿亨蒂诺同样性质的鸿篇巨制。他雄心勃勃地想用诗歌表现整个地球；1941年，他已经解决了昆士兰州几公顷土地、鄂毕河一公里多的河道、维拉克鲁斯北面的一个贮气罐、康塞普西翁区的主要商行、玛丽亚娜·坎巴塞雷斯·德·阿韦亚尔在贝尔格拉诺九月十一日街上的别墅，以及离布赖顿著名水族馆不远的一家土耳其浴室。他又念了他诗中有关澳大利亚地区的吃力的段落；那些又长又不像样的亚历山大体的诗句缺少引子里比较使人激动的东西。我不妨抄录一节：

    听着。在那根通常的木桩右面

    （不用说，当然是从北、西北方向过来）

    有一具无聊的骨架——颜色么，天白——

    给了羊栏以尸骨家的面貌。

    "两个奇崛的用法，简直妙不可言，"他狂喜地嚷道。"我已经听到你在暗暗叫绝了！我承认，我承认。首先是那个形容词'通常'，它一针见血地点破了田园农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沉闷，以前的田园诗和我们的赫赫有名的《堂塞贡多·松布拉》从不敢这样淋漓尽致地指出过。其次，那个平铺直叙、然而力透纸背的'无聊的骨架'在矫揉造作的诗人的眼里会被看成异端邪说，但是欣赏道劲豪放的批评家却爱之苦命。此外，整个一节诗品位很高。第三行后半句和读者生动活泼地攀谈起来；它料到读者迫切的好奇心理，借读者之口提个问题，随即又作了回答。至于那个创新'天白'，你如何评价？那个形象生动的新词使人联想到天空，而天空是澳大利亚风景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那个联想，全诗的笔调难免过于暗淡，读者内心深处将被无法缓解的悲哀所袭，不得不掩卷长叹。"

    将近午夜时我才告辞。

    过了两个星期天，达内里打电话找我，据我记忆所及，那是他生平第一次。他邀我四点钟见面，"一起在附近的酒吧沙龙喝牛奶，那是有开拓思想的苏尼诺和松格里——也就是我的房东，你记得吗——在街角新开的咖啡馆；你该见见这个场所。"我兴致不高，无可奈何地同意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空桌；那个"酒吧沙龙"现代化得没治，糟糕的程度比我想像的稍低一些；旁边几张桌子的顾客兴奋地谈论着苏尼诺和松格里毫不吝啬的巨额投资。卡洛斯·阿亨蒂诺装出为灯光设计的精致感到惊奇（其实他肯定早见过了），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得承认这个地方可以和弗洛雷斯街最高级的咖啡馆相比。"

    然后他把他的诗又念了四五页给我听。他根据那个炫耀辞藻的等而下之的原则作了修改：原先写成湛蓝的地方，现在改为蓝晶晶、蓝莹莹、甚至蓝盈盈。他本来认为乳白这个词不坏；在描写洗羊毛池的时候，他换了奶白、乳汁白、乳浆白……他痛骂批评家；接着，他比较厚道地把批评家说成是"那种自己没有铸币的金银，也没有蒸汽压机、滚轧机和硫酸，但能指点别人藏镪的地点"。随后，他抨击了前言癖，"天才中的天才在《堂吉诃德》的优雅的前言里已经嘲笑了这种毛病。"然而他承认在新著的扉页最好有一篇显眼的前言，由一位有声望、有地位的名士签署的认可。他说他打算发表长诗的前几章。我明白了那次奇特的电话邀请的动机；那人想请我替他的卖弄学识的杂烩写个前言。我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卡洛斯·阿亨蒂诺带着怨恨的钦佩说，阿尔瓦罗·梅利安·拉菲努尔是个有学问的人，如果我出面求他欣然为长诗写序，他博大精深的声望也就名副其实了。为了防止最不可原谅的失误，我得为两个未完成的优点做说客：十全十美的形式和严格的科学内容，"因为在那个优美比喻和形象的花园里最小的细节都严格符合真实"。他又说贝亚特丽丝生前和阿尔瓦罗一直相处甚得。

    我满口答应。为了做得更逼真，我声明我不在星期一，而在星期四作家俱乐部会后通常举行的小型晚餐会上和阿尔瓦罗谈这件事。（晚餐会是没有的，会确实在星期四开，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从报纸上可以核实，相信我的话有点真实性。）他半是猜测，半是机灵地说，在提到序言之前，我会介绍作品奇特的构思。我们分了手；在拐到贝尔纳多·德·伊里戈延街之前我毫无偏见地看到面前的两种可能性：一、找阿尔瓦罗谈谈，告诉他贝亚特丽丝的那位表哥（我用那种委婉的解释才能提起贝亚特丽丝）写了一部长诗，似乎能无限制地延伸唠叨和混乱的可能性；二、不和阿尔瓦罗谈。我清醒地预见到生性懒惰的我会选择第二种可能性。

    从星期五一早开始，电话就使我忐忑不安。我气恼的是那个装置以前曾传来再也听不到的贝亚特丽丝的声音，现在随时都可能成为那个失望的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无用的、甚至愤怒的抱怨的传话筒。幸好他没有来电话，但那人先则强人所难，要我办一件棘手的事，后又把我忘得一千二净，使我满腹不快。

    电话不再是可怕的东西，然而10月底的一天，卡洛斯·阿亨蒂诺打电话来找我。他非常着急，开头我辨不出是他的声音。他又恨又气地说那两个贪得无厌的家伙，苏尼诺和松格里，借口扩大他们的无法无天的咖啡馆准备拆除他的住房。

    "我祖祖辈辈的家，我的家，加拉伊街根深蒂固的老家！"他气急败坏，也许忘了斟酌音韵。

    我不难分担他的苦恼。过了四十年之久，任何变动都是时间流逝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象征；此外，对我来说，那幢房子永远是贝亚特丽丝的影射。我想说明这个十分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