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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鉴戒第六(2/2)

景公说:“君主为臣子分封土地,加官晋爵,为什么臣子要这样对待君主呢?”晏子说:“忠臣的建议被采纳,君主就会终身无难,忠臣还为谁而死呢?忠臣的规劝被接受,君主就会终身太平,臣子又去为谁送行呢?如果忠言不被采纳,有难而死,这是妄死;如果臣子不进献良言,等君主死了去相送,那是虚伪的忠诚。”《春秋左氏传》上说:“崔杼杀死了齐庄公,晏子站在崔府大门外,有人问他:‘齐庄公死了吗?’晏子说:‘难道只是我的君主死了吗,我也死了。’那人又问:‘送别了吗?’晏子说:‘是我的罪吗?君主为了国家而死,我也会跟着死。如果君主是为了自己死的,不是他的亲戚,谁会为他痛哭,为他而死呢?’于是开门而入,抱着齐庄公的尸体痛哭,过后,又站起来大步离去。”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成手足,臣子就会视君主如心腹;君主把臣子看做犬马,臣子就会把君主视做陌路人;君主把臣子看做粪土,臣子就会把君主视做仇敌。”虽然臣子对待君主没有二心,至于进退的礼节,应当以君主对臣子的恩德而定,然而作为君主,怎么可以对臣下无礼呢?【原文】

    窃观在朝群臣,当主枢机之寄者,或地邻秦、晋,或业与经纶①,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处之衡轴②,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闻国家重惜功臣,不念旧恶,方之前圣,一无所间。然但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之心,不可以为政。君严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启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溃,其伤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乱者也。《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注释】

    ①经纶:整理丝缕。引申为处理国家大事,也指政治才能。

    ②衡轴:这里指中枢岗位。【译文】

    我私下观察在朝身任要职的众大臣,有的是在西北地区担任过边防的重臣,有的是在朝廷参与朝政的要员。他们都建功立业,功勋卓著,都是当代优秀的人才。他们处在最关键的重要地位,责任非常重大。朝廷给他们的责任虽然重,但对他们的信任却不深。这样就会使人有时产生疑虑,有疑虑就会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就树立不起忠君报国的节义,节义树立不起来,纲常名教就不能振兴,名教不能振兴,而想巩固太平基业,保住七百年的大唐国运,是不可能的事。我又听说国家爱惜功臣,对他们过去的过错不再计较。这与以前圣明的国君所做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陛下对大事宽大,对小过错反而严厉处理,有时发脾气训斥人,不免带有偏见。这样是不能处理好朝政的。国君法令严厉,还有些臣子敢于触犯,更何况在上位的人带头违犯,下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就像河水冲垮堤坝,泛滥成灾,伤害的人一定很多。那黎民百姓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说,国君开启了一个弊端,下面就会出现一百个弊端,这样一来,天下就没有不乱的地方。《礼记》上说:“喜欢一个人要知道他的缺点,不喜欢一个人要知道他的优点。”如果憎恶一个人就抹杀了他的优点,那么做善事的人一定会产生恐惧情绪;如果喜爱一个人就包庇他的缺点,那么做坏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诗经》上说:“国君如果发起怒来,作乱者就会很快收敛。”然而,古人的震怒,是为了惩处邪恶的人,当今的严厉惩罚,却助长了奸邪的风气。这不是尧、舜那样圣明君主的本意,也不是禹、汤那样贤明的国君所应该做的事。《尚书》中说:“爱抚我的人就是我的国君,残暴地对待我的人就是我的仇人。”荀子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所以孔子说:“鱼失去了水就会死,水里没有了鱼还是水。”所以,尧、舜这样圣明的君主总是小心翼翼地治理国家,一天比一天谨慎。因此,治理国家怎么可以不深思?怎么可以不熟虑呢?【原文】

    夫委大臣以大体①,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②,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治矣。【注释】

    ①大体:重要的,关系大局的。

    ②辜:罪。【译文】

    让大臣负责国家大事,让小臣负责具体的小事,这是治国的普遍道理,也是处理政务的正确法则。现在委任职权时,却是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遇到事情时,又轻信小臣而怀疑大臣。这是信任自己所轻视的而怀疑自己所重视的。这种做法,怎么能实现天下大治呢?再者,朝政贵在有稳定的规范,不能经常变化。现在有时责令小臣办大事,有时又责令大臣去管理小事,小臣处在他不该占据的位置,而大臣又失去他应当担当的职责。大臣或者因为小过错而获罪,小臣或者因为大事故而受罚。职责和职位不相符合,所惩罚的事情,不属于他们各自的职责。要求他们没有私心,竭尽全力,岂不是很难吗?小臣不可以让他们做大事,对大臣不能因为小过错就治罪。给予很高的职位,追究细小的罪过,于是那些刀笔小吏就会顺着陛下的旨意,捕风捉影,舞文弄法,曲成其罪。大臣为自己辩解表白,就认为他是不肯服罪;不辩解表白,就以为都是事实。真是进退两难,不能自己分辨,于是只好苟且免祸。大臣苟且免祸就会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就会虚伪成风,虚伪成风就不能实现天下大治啊!【原文】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①,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则无不可,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②,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太宗深嘉纳之。【注释】

    ①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杼,织布的梭子。这句话出自这样一段史实:秦甘茂告诉秦王说:“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曾参的母亲,其母正织着布,听后泰然自若。后来第三次有人来报告这个消息,其母扔下梭子,越墙而走。臣之贤赶不上曾参,王之信不如曾母,怀疑臣的人也不止三个人,臣恐怕大王‘投杼’啊”。借喻流言经多次重复就会令人相信。

    ②稷、契:稷,古代主管农事的官。契,传说中商的始祖,曾助禹治水有功,被舜任为司徒,掌管教化。【译文】

    朝廷任命大臣,都是想让他们竭尽全力。而大臣却有所避讳不敢讲话,这就叫未尽全力。如果选拔的官员得当,即使是故旧又有什么关系。如果选拔的官员不得当,即使关系疏远也不算可贵。自己不给予别人充分的信任,又怎能要求别人忠恕呢?臣子虽然有时会犯过错,可是国君如此对待也不算得当!皇上既然对臣下不信任,那么必然认为臣下无可信之处。如果臣下都不值得信任,那么皇上必然也有让人可疑的地方。《礼记》上写道:“地位高的人互相猜疑,那么百姓就感到无所适从;臣子言行莫测,那么国君就会不放心。”国君与臣子之间互相不信任,就谈不上天下大治了。如今诸位臣子天各一方,相距遥远,对于三番五次的谣言而不信以为真的人,据我所知还未曾有过。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难道连一两个值得信赖的人都没有吗?用信任的态度去选择人,就没有绝对不能用的人;用怀疑的态度去选择人,就选不到信得过的人,难道这只是臣子的过失吗?即使普通人,一旦结为朋友,都可以用生命来报答,纵然死也不会改变,更何况君臣之间默契得如同鱼和水的关系呢?如果国君像尧、舜那样,臣子像稷、契一样,怎么会有遇到小的事情就改变志向,碰到小的利益就变心的道理呢?这虽然是由于臣下不够忠心耿耿,也是由于国君心怀猜疑、对待下属过于苛求的缘故。这怎么谈得上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呢?凭陛下的聪明才智和现在的成就,要是能诚恳广泛地寻求贤能的人,君臣同心同德,就会天下大治,就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提并论了。夏、商、周、汉,又算得了什么!太宗十分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徵曰:“朕克己为政①,仰企前烈②。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③,肤皆庶几④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徵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⑤,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注释】

    ①克己为政:克制自己的私欲,努力治理朝政。

    ②仰企前烈:仰慕效法前代圣贤。

    ③称首:作为首要之务。

    ④庶几:也许可以。表示希望。

    ⑤戎狄:泛指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译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徵:“我克制个人的私欲,仰慕效法前代圣贤。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我时常把它们放在首位,用于勉励自己。世上每个人都苦于不能全面地了解自己,不知这四个方面,我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差呢?”魏徵回答说:“德、仁、功、利四个方面,陛下都在做。在我看来,陛下对内平定各种祸乱,对外消灭了戎狄对边疆的威胁,这是陛下的功劳。安抚百姓,使他们生活有依靠,这是陛下的功德。从这方面看,陛下的功利占了多数,只是德与仁这两方面,希望陛下自强不息,必定可以做到。”【原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①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②,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③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④。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⑤,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注释】

    ①司空:唐时司空为大臣崇高的虚衔。

    ②才行:才能德义。

    ③化及:即宇文化及。隋相宇文述之子,为右屯卫将军。武德初,杀炀帝于江都,立秦王浩。后又杀浩自立,称许帝。二年,窦建德破宇文化及于聊城,将他杀死。

    ④弑逆:杀君,反叛。

    ⑤玄感:即杨玄感。隋相杨素之子,曾为大将。大业九年,起兵黎阳,围东都。隋主命宇文述等讨伐他。后被杀死。【译文】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到他子孙手里往往发生祸乱,这是什么缘故?”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因为幼主生长在深宫之内,从小过着富贵生活,并不知道民间事情的真伪、治理国家的安危,所以当政就多祸乱。”太宗说:“你的意思是把过失推之于君主,我则要归罪于臣下。那些功臣子弟多数无才无德,靠祖父、父亲的资荫就做上大官,不修身养性,只爱奢侈放纵。君主既然幼弱,臣下又没有才能,遇到国家倾危不能匡正扶持,怎能不发生祸乱?隋炀帝记取宇文述在自己当晋王时的功劳,把他的儿子宇文化及提升为高官显位,可是宇文化及不考虑如何报效,反而叛逆弑君。这难道不是臣下的罪过吗?我讲这话,希望你们训诫勉励自己的子弟,使他们不要犯严重的过错,就是家国值得庆幸的了。”太宗又说:“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隋朝大臣中间受恩深重者的子孙,后来都谋反,这是什么缘故?”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够感恩戴德,杨玄感、宇文化及之流,都是小人。古人所以要看重君子而鄙视小人。”太宗说:“你说得对!”【评析】

    《君臣鉴戒》篇重点是以历史为镜子,引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说明“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的道理。为此要以早自桀纣,近至隋炀帝的覆败为鉴戒,唐太宗要臣僚懂得“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的利害关系,指出炀帝无道,但“臣下亦不尽心”,“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又从多方面引用历史故事,提请臣下注意竭尽为臣之道。魏徵等大臣也以历史为鉴戒,要唐太宗做一位善始善终的有道明君,要他看清“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礼,君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的道理。又引用孟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来告诫:“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认为“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当然,唐太宗要群臣以史为鉴,主要还是让他们懂得事君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