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刚则不能自立，无柔则不能亲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只有刚柔相济，人才能无往而不胜。1.卫青与霍去病谁更易成功

    性格分内向型与外向型两种，这两种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比例大致相当。哪一种类型更有利于事业的成功呢？以卫青和霍去病为例，他们均属同一个时代，且都是私生子。

    卫青的母亲卫媪，本是平阳侯的妾，先生有女儿卫子夫和卫少儿，又暗地里与郑季私通生有卫青。少年时，卫青跟随父亲郑季，郑季叫他去放羊。因偶然机会，卫青去了一次甘泉宫，宫中一个钳工见了他，说他将来官能封侯。卫青笑着说：“能不天天挨打受气，我就很满足了，哪里敢去想封侯。”

    卫青的大姐卫子夫因跟随平阳公主而深得汉武帝宠爱，陈皇后怒，派人捉住卫青，想杀他以泄私愤。卫青的好友公孙敖与几位壮士救出卫青。汉武帝知道后，认为卫青有奇才，召为侍中。后随大军出征匈奴，同时代的李广等名将击匈奴有成有失，独卫青有功无过，大家由此佩服汉武帝的识人之能。

    卫青官至大将军，为人谦恭有礼，以仁治军，平和柔韧，不张声势，爱恤士卒，不擅权功，士卒都乐于为其效命。右将军苏建兵败，只身逃回军中。部将均认为苏建弃军独回，当斩首以严军法。卫青说：“我与大家情同手足，虽苏建失军当斩，但我们都是臣子，等呈报天子，让天子裁决。”如此明理通达，卫青一直深受将士钦佩。

    霍去病是卫青的另一个姐姐卫少儿与平阳县吏霍仲儒私通而生，18岁随卫青出征匈奴。他与卫青的柔韧平和不一样，为人执言仗义，敢说敢做。汉武帝叫他学习《孙子兵法》，霍去病说：“打仗主要看方略如何，不必多学古人兵法。”汉武帝又为他修建了一座院落，他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与当初卫青听人说他将来会封侯时的话语截然不同。霍去病行军打仗不大体恤士卒，士卒缺粮，他仍然意气风发地追击匈奴。这与卫青以仁治军也不相同。

    李广的儿子李敢因李广随卫青攻击匈奴误期自刭的事而怨恨卫青，伏在路边打伤卫青。卫青隐匿了此事。骠骑将军霍去病知道后，借李敢随汉武帝到甘泉宫打猎的机会射杀李敢。汉武帝问起此事，霍去病说李敢是追猎时与鹿相撞而死的。

    由此卫青与霍去病性格不一样，一个属内向型，一个属外向型。他们的做事风格也不一样，一个柔和谦恭，一个有气敢往，但都功名盖世，威震朝野。所不同的是，霍去病后生于卫青，而先于卫青去世。其中道理，读者自可去琢磨。2.上等人才的特征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就不能自强，不能自强也就不能成就一番功业。刚就是使一个人站立起来的东西。刚是一种威仪，一种自信，一种力量，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自古以来，哪一个帝王将相不是自立自强掌控天下呢？哪一个圣贤不是各有各的自立自强之道呢？孔子可算是仁至义尽了，他讲中庸之道，讲温柔敦厚，可他也有刚的时候，他当司寇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由于有了刚，那些先贤们才能独立不惧，坚忍不拔。因此，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是一个人的立世之本。

    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入孤立，四面楚歌，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柔是一种魅力，一种收敛，一种方法，一种春风宜人的光彩。哪一个人不是生活在人间，哪一个人没有七情六欲，哪一个人离得了他人的信任与帮助。再伟大的人也需要追随者，再精彩的演说也需要听众。柔就是一个人的皮肉，是使一个人光彩照人的必备之物。然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就喜欢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作对，当然不乏挺然特立、不畏强暴的因素，曾国藩肯定因此吃过不少苦头。不然的话，曾国藩就不会认识到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实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健威仪；柔，并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

    可见刚与柔并非特指一个人的个性，也是思想行为的表现，要很好地掌握刚柔之术，当先端正思想路线，不急议，不争势，不重党，不欲速，以柔守之，以刚正之，刚柔相济，则无往而不胜。（1）孙休先柔后刚诛权臣

    三国时期的吴国，在孙权去世后，就陷入了权臣相争的内部倾轧中。继孙峻诛诸葛恪之后，吴国朝政又为孙峻所把持。孙峻素无名望，且骄矜残暴，招致朝臣与百姓的极大怨愤，不断有人试图谋杀他，都被他发觉处死。他在擅权三年之后，于吴太平元年（256）九月病卒，临死将大权交给其从弟孙林。

    孙林与孙峻同祖，受命之时只有24岁，又无战功，所以当时在外征讨魏国的吕据等大将很不服气，曾与诸葛恪辅政孙权的滕胤更不甘心受孙林节制。吴太平元年（256）九月和十月，吕据和滕胤先后举兵讨孙林，孙林派从兄孙虑迎击吕据和滕胤，后因吕、滕二人配合不好，被孙虑抓住机会，兵败，被夷三族。

    铲除了朝中政治敌手，孙林遂无所顾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他自任大将军，封永宁侯，总揽政纲。孙虑曾为孙峻诛除诸葛恪出谋划策，孙峻对他礼遇备至；孙林征讨吕据、滕胤，他又挂任主帅。但孙林对他却很轻视无礼，于是孙林又受到了来自宗族内部的威胁。吴太平元年（256）十一月，孙虑联合将军王敦，密谋杀死孙林。事泄，孙林杀死王敦，孙虑被迫饮药而死。孙林又一次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在吴国权奸肆虐时，曹魏政权内部也矛盾重重，李丰、夏侯玄、毋丘俭等人先后举兵反对司马师被族诛，大将诸葛诞自感危机，遂于吴太平二年（257）五月叛归吴国。魏国以20万大兵将诸葛诞围困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孙林急欲收降诸葛诞扩充势力，先后派出三批军队共11万人去为诸葛诞解围，均告失败，孙林怒而斩杀了大将朱异。这场战争劳民伤财，没有救出诸葛诞，孙林还自戮名将，引起了吴国上下一片怨声。

    孙林自知招怨甚大，遂称疾不上朝，并让弟弟孙据掌管宿卫，另外三个弟弟孙恩、孙干、孙阎分掌诸营之兵，拥兵自固。他这样总揽兵权，不仅是为了防备诸臣叛伐，而且要防备吴主孙亮对他动杀机。

    孙亮这时已年满16岁，于诸葛诞叛魏前即已亲政。他对孙林擅权的不满日益显露出来，对孙林所奏表章，常常不客气地质问不休；他还精选15~18岁的士卒子弟3000人，令大将子弟为将帅，在皇家林苑中终日操练。当孙林救诸葛诞未成，大失民心之时，孙亮觉得时机已经成熟，遂与公主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共谋诛除孙林。

    孙亮之妃是孙林的外甥女，她听到孙亮等人的密谋，就派人告诉孙林。孙林先发制人，于吴太平三年（258）九月，派兵夜袭全尚之宅，将他拘捕；又遣弟孙恩杀死刘承。孙林亲率士卒将孙亮的宫殿团团围住，孙亮闻讯，执弓上马，对宫内大臣们说：“我是大皇帝（孙权）的嗣子，即位已经五年了，谁敢不跟从我去拼杀！”众人上前劝他不要去送死。不多时，孙林就冲了进来。他宣布废孙亮之帝位，降之为会稽王。尔后，孙亮被送往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县），全尚被杀于流放的途中。

    孙林在废黜孙亮后，很想自己即位称帝，左思右想，唯恐诸臣不服，只得派人将孙权的第六子孙休从会稽接来，拥之为帝。孙休知孙林势力强大，为稳住他，不惜对他及其宗族封官晋爵。不仅孙林本人被任为丞相、荆州牧，增加五县封邑，他的四个弟弟都分别被任为将军，封为县侯、亭侯。《三国志·孙林传》说：“林一门五侯，据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

    其实，孙休对孙林家族权势过盛早已心存不满，他也不愿做傀儡皇帝，只是不敢贸然行事，以免重蹈孙亮的覆辙。然而矛盾渐渐激化，就迫使孙休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了。一次孙林向孙休进献牛和酒，孙休拒绝了，孙林大为恼怒，乘酒酣之时，故意对孙休的近臣张布说：“初废少主时，多劝吾自为之者。吾以陛下贤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礼见拒，是与凡臣无异，当复改图耳。”这是对孙休的公然威胁恫吓。孙休听了张布的汇报，一面对孙林屡加赏赐，以稳住其心；一面将孙恩加侍中之职，与孙林分掌其原来独揽的职权。当时有人告孙林欲谋反，孙休不加审讯，就将其交给孙林处理，弄得孙林很尴尬。

    孙林感到孙休不像孙亮那么好对付，就想到地方发展自己的势力。吴太平三年（258）中历十一月，孙林正式提出到武昌屯兵，孙休满口答应。他又请求将他以前统领的中营精兵万余人带往武昌，并要求取走武库中的兵器，孙休也一一应允。

    当时，朝中大臣看到孙休对孙林如此不加防备，暗暗为之担忧。事实上，在麻痹孙林的同时，孙休已与近臣张布、左将军丁奉密议诛除孙林之策。当年十二月戊辰日（259年1月18日），朝中按例举行腊会，孙林似已感到将起变故，称病不赴会。孙休连续派了十几个人去请他，孙林不愧为诡计多端之人，他整装准备赴会，又暗嘱家人说：“速将应付事变的兵卒集合好，待我一入宫，你们就在府中放火，我可以借口回府灭火，尽快离开皇宫。”

    果然，孙林入宫不久，就传来其府内起火的消息。孙林请求回府。孙休说：“外面兵卒那么多，何劳丞相亲自操劳此事？”孙林还是要强行离去，丁奉和张布忙向左右亲信使眼色，大家一齐上前，将孙林牢牢地捆绑起来。孙林失去往日的威风，跪地叩头说：“我愿流放到交州！”孙休说：“你怎么当初不将吕据、滕胤流放到交州呢？”孙林又说：“我愿没入官家为奴！”孙休说：“你当初为什么不以吕据、滕胤为奴呢？”孙休是在指责他逼死吕据、族灭滕胤，孙林对此无以辩白，只好引首就戮。

    此后，孙休令将孙林夷灭三族。其弟孙阎闻讯欲乘船逃奔曹魏，途中被追杀。其从兄孙峻虽早已死去，也被掘出棺材，将其所佩印绶取走，豪华的棺材被砍得七零八落，才重新埋葬。

    孙峻和孙林这一对专权欺主的兄弟，最后落了个夷族灭门的下场。（2）唐伯虎诈疯远祸

    明朝文学家、书画家唐寅，字伯虎，与祝允明、徐祯卿、文徵明齐名，称“吴中四才子”。关于他一生的风流韵事多有传说，但这位江南才子，不仅能书善画，最难得的是他能够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运用计谋保全自己。

    明太祖分封诸王时，第十七子宁王封在大宁。当时太祖诸子之中，以燕王最为善谋，而以宁王最为善战。燕王靖难起兵之时，用计将宁王迁到北平，把大宁给了朵颜三卫；后来又迁宁王到江西。到了明孝宗弘治年间，朱宸濠嗣宁王位。武宗时，宁王见皇帝整日沉于游乐，不理朝政，就认为有机可乘，想要图谋不轨，他通过向宦官刘瑾行贿，恢复了原来已被夺去的护卫职务。但是刘瑾倒台以后，职务又被取消。于是他又勾结皇帝身边的亲信钱宁，终于又恢复了护卫职务。当时术士李自然、李日芳等人胡说他有奇异的相貌，当为天子，又说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宁王本是个有野心的人，这就更使他的野心迅速膨胀起来。他特地在城东南建立了一座阳春书院，并且用重金到处招聘人才，打算发展自己的势力，为起兵夺取皇位做准备。

    这时，宁王久闻唐伯虎的才名，特地派人带了重金去苏州礼聘他。唐寅以为这位宁王是爱才之人，是礼谦下士的贤王，所以就欣然前往了。到了南昌以后，宁王以别馆居之，待为上宾。但是唐寅在南昌住了半年以后，渐渐感到气氛不对。宁王经常强夺民间田宅子女，豢养一群强盗，在江湖上打家劫舍，当地地方官员无人敢管，任他胡作非为。唐寅眼见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不法之事。所以料定他日后必会阴谋反叛。于是他感到宁王府是个火坑，必须想办法脱身。但怎么能够脱身呢？

    唐伯虎采用了一个锦囊妙计——佯装癫狂。从此，他饮食起居一反常态。宁王朱宸濠派人给他送东西，他假装发狂，借着酒醉，当面脱去衣服，赤身**，使人无法接近。并且无端哭闹，捡吃脏物。又装着色情狂的样子，见到妇女就追。宁王得知后，说：“谁说唐寅是个贤才子？他不过是个癫狂之人而已。”就把他撵出了王府。这样，唐寅平平安安地回他的老家苏州去了。

    后来，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果然发动叛乱。他以庆贺生日为名，设宴诱骗地方官员进府，随后将不服从他反叛的官员全部杀掉，并亲率舟师前去攻打安庆。当时明朝巡抚都御史王守仁与吉安知府伍文定急忙派兵会剿。王守仁先将他的老巢南昌攻下，不久捉住了朱宸濠，平定了叛乱。

    宁王事发后，那些他礼聘为上宾的所谓名士们，都被列为逆党，无一幸免。只有唐寅，因为早有察觉，及早地佯狂脱了身，所以没有受到株连。他在苏州桃花坞筑室而居，终老于故乡。

    唐寅用计，平安脱身，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名声，显示了他既有远见又有计谋。而愚蠢的宁王还真以为他只不过是个癫狂的书生。唐寅运用此计将想要达到的目的完全实现了。这正是他运用此计的妙处。

    唐寅是一位极为聪慧而有才能的人，他的一生，表面上狂放洒脱，放荡不羁，不受礼俗的羁绊，实际上政治上的不得志与怀才不遇的苦闷一直郁积在他的心底。年轻的时候，他和同乡不拘小节的书生张灵纵酒放荡，不事科举。经祝允明劝说，考中了乡试第一，即解元。后因科场案牵连下狱，从此断送了一生的政治前程。在宁王重礼聘请下，他初以为自己怀才不遇、抱恨终生的日子可以结束，能够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了。但他毕竟是个精明过人的人。在南昌目睹了宁王的所作所为之后，很快判断出宁王将有异志。而经历过科场案的他，决不愿再卷入一场叛乱之中。于是他只得以计脱身，保全自己。当他佯装疯狂之时，必定要做出常人所不能做出的举动来，这样才能使宁王府上下都相信他是真的疯癫，而不会对他起疑心。他知道如果当时他要辞职回乡的话，宁王绝不会答应，而且弄不好反会使宁王对自己生起疑心，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他采用计谋，以计脱身，这在当时不仅完全达到了目的，而且在宁王叛乱被平息下去以后，也保全了自己不被株连。（3）智陈平以退为进

    刘邦晚年，西汉中央政权内部潜伏着一股暗流，外戚吕氏倚靠皇后吕雉，力图取代开国老臣，控制军政大权。泼辣又精明的吕后内靠颇有心计的宠臣审食其参与谋划，赞襄政务；外则与骁将樊哙等人结成裙带关系，又把吕氏兄弟子侄安插到各个要害部位。在此情况下，有心人首先要考虑如何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中生存下来，然后才能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挽时局。

    内忧未除，外患又起。汉高祖十二年（前195），燕王卢绾谋反。二月，刘邦命樊哙率兵前去平叛。出师不久，有人就在刘邦面前谈论樊哙过恶。刘邦闻言大怒，说道：“樊哙见我病重，想来是盼我速死！”他决意临阵换将，可又担心樊哙手操军权，或生不测。最后，刘邦还是采用陈平的计策：以陈平的名义前往樊哙军中传诏，车中暗载大将周勃，待驰至军中，宣旨立斩樊哙，使周勃夺印代将。

    陈平、周勃遵命而发，途中边行边细心合计。自然是陈平智高一筹，他对周勃建议说：“樊哙是皇帝故交，功多劳重，况且又是吕后之妹吕媭的丈夫，可谓既亲且贵。帝因一时愤怒，便要杀他；一旦气消，或许后悔。兼之吕后、吕媭从旁挑拨，难免归罪于你我二人。你我不如拿住樊哙，绑赴朝廷，或杀或免，听凭皇上自己处置。”周勃忠厚老成，依议将到樊哙军前，陈平命人筑起一台，作为传旨的所在，另外派人持节去召樊哙。樊哙仅知文官陈平前来，只当是传达寻常敕令，并无多虑，立即独自赶来接诏。不料，台后蓦然转出武将周勃，当即将樊哙拿下，钉入囚车。周勃立即赶到中军大帐，宣旨代将，另由陈平押解囚车，返回京师长安。

    陈平行至中途，突然获悉刘邦病故。他料定朝中必由吕后主持政事，使局势变得更加险恶。唯一可恃的是，幸亏先前未斩樊哙，还可向吕氏曲意交代。即使如此，他也怕夜长梦多，务必在朝中忙于治丧的时候，将自己洗脱干净，否则，恐遭吕氏暗算。想到这里，他让囚车照常行驶，自己则抢先策马驰往长安。

    还未到长安，就遇见使者传诏，命他与灌婴一同屯戍荥阳。陈平想到前事未及说明，再远离朝堂，怎不忧谗畏讥！于是，他心生一计，立刻跌跌撞撞地跑入宫中，跪倒在汉高祖灵前，放声悲号，且哭且诉，大意是说：先帝命我就地斩决樊哙，我未敢轻处大臣，现已将樊哙解押回京。这分明是说给活人，向吕后表功。吕后、吕媭得知樊哙未死，立即放下心来。又见陈平涕泪横流，忠君情义溢于言表，顿生哀怜之心。吕后说：“卿且节哀，外出就职罢了！”陈平自度一介文臣，身处外地，能有多大作为？他便再三请求留在京师，宿卫宫廷。吕后推辞不过，便任命他为郎中令，并负责教诲、辅佐新即位的汉惠帝。

    不久，樊哙解至长安，立即赦免，官爵如旧。

    陈平因在惠帝左右，当然消息灵通。他又时常接近吕太后，留心察看朝中动向，着意防范政敌构陷。因此，吕媭屡屡进谗加害陈平，都不能如愿。陈平在两种势力的明争暗斗中存身下来，并潜心构制日后的行动计划。

    当初，汉高祖刘邦病危时，吕后曾问道：“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任？”刘邦答道：“曹参可。”吕后又问其次，刘邦答道：“王陵可。然（王）陵少戆（憨厚而刚直），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吕后按照高祖遗嘱，萧何死后，即以曹参代相。

    汉惠帝五年（前190）八月，曹相国又死。吕后细思高祖遗嘱，无非是说陈平鬼点子过多，难以全信，不能独托相国大任，务需一个忠厚老臣从旁节制。以她的政治经验和聪明才智，自会领略汉高祖的深意，遂于汉惠帝六年（前189）十月，拜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以曲逆侯陈平为左丞相，以绛侯周勃为太尉。汉代以右为尊，陈平便是屈居副丞相位置。

    王陵、陈平并相的第二年，汉惠帝死，吕太后临朝听政。

    高（吕）后元年（前187）冬，吕太后欲立诸吕为王，便先去征询王陵意见。王陵好直言，回答说：“高帝刑（斩杀）白马歃血立盟，宣誓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现今立诸吕为王，即是违约。”吕太后不悦。随后再问陈平、周勃，二人皆说：“昔日高帝定天下，即以刘氏子弟为王；现今太后称制，欲以吕氏兄弟子侄为王，无所不可。”太后大喜。

    罢朝以后，王陵责备陈平、周勃：“当初与高帝歃血立盟，诸君岂不在场？现今高帝驾崩，太后欲封吕氏为王，诸君却阿谀逢迎，背盟违约，日后有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陈平坦然对答：“今日面折廷书，我不如君；日后保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却不如我。”王陵满怀气愤，恨恨无言。

    这年十一月，吕太后恼恨王陵忤旨，夺回他的相权，改任为皇帝太傅。王陵肚里没有撑船的海量，也就难以咽下这口恶气，索性谢病辞任，闭门不出。其后十年（一说七年）而死，确于朝政无大建树。

    自从王陵免相，吕太后升陈平为右丞相。吕媭因计前嫌，几次谗毁陈平，说他：“为丞相不理事，日饮醇酒，玩弄妇人。”这些小错，吕后根本不会放在心上，而且这正是陈平有意为之，故意让人知道他心无大志只图享乐，这就更对吕后构不成威胁了。陈平听后，暗自庆幸自己的计谋得逞。

    说来话长，自从汉高祖刘邦死后，陈平眼见主弱臣强，又兼吕后机诈阴狠，生性多疑。他自思才兼文武、志向远大之人必添震主之威，反会招致疑忌，或许酿成杀身之祸。因此，他便故意装得胸无大志。在家时，常常伴着美酒和妇女，似醉非醉；在朝廷上，事事随声附和，若即若离。现今听到吕媭进谗，更加放荡自流。

    吕太后看到陈平的作为，果然心中窃窃自喜。一次，她竟当着吕媭、陈平的面，公然套起交情来，对陈平卖弄道：“俗语说：‘妇人、小儿的口舌，万万不可听信。’想您与我是何等关系，再不要畏惧吕媭的谗言。”陈平将计就计，从此与吕氏彼此相安。太后封诸吕为侯、为王，陈平无不听命。他只是千方百计把住丞相要位，留待日后举大事时，也好居中调度。

    高后七年（前181），诸吕权势日炽。陈平忧虑局面长此以往，终致力不能制，必将祸及国家，害及己身。他时常燕居深念，以致不能自已。

    一日，他独坐静思，竟毫未察觉陆贾走近身边。陆贾自行就座，然后打趣说：“丞相的思念何其深远！”陈平骤然一惊，见是陆贾，忙问：“先生猜猜我正做何想？”陆贾微微一笑，说道：“足下富贵已极，想来再无贪欲；既然还有忧念，不过是顾忌诸吕。”陈平一听道破胸臆，深感知音难得，连忙请教：“先生所言不差，但不知如何应付？”陆贾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协调，则士民依附。如此，天下虽有变，极不能分。君何不交欢于太尉？”这话正与陈平心意相投。于是，二人促膝交颈，密商起来。

    事后，陈平用陆贾之计，花500两金为太尉周勃祝寿。太尉也是有心之人，自然依例报答。两人借故你来我往，过从甚密，无形中，使吕氏的阴谋受到阻抑。

    高后八年（前180）七月，汉廷中的铁腕人物吕太后病死。中央政权的重心立即倾移，平衡失控，外戚吕氏同刘氏宗室以及政府官僚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各方剑拔弩张，一场厮杀迫在眉睫。这场斗争，就其实质而论，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但是，通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外戚、宦官一般代表剥削阶级中最腐朽的势力，两者是封建**制度滋养起来的一对毒瘤。相对而言，官僚地主则比他们清廉，且有政治远见。在这次斗争中，政府官僚同刘氏宗室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外戚诸吕。

    当年八月，斗争到了最紧要关头。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详审时势，全面权衡朝中人物，酌定了一条计策。当时，曲周侯郦商抱病在家。其子郦寄与赵王吕禄交谊甚厚。据此，陈平、周勃速派心腹劫持郦商，要挟郦寄游说权臣吕禄，劝他将兵权交予太尉周勃，回到自己的封国就任。吕禄身为上将军，受吕太后委任主持北军，驻防未央宫（皇宫），掌握中央的基本军事力量。但此人无勇无谋。他见刘氏诸王和灌婴等将欲发兵讨伐诸吕，便轻信郦寄，自解上将军印，把北军交予周勃。

    九月，周勃入主北军。此时，军心倾向刘氏。周勃当即行令军中：“为吕氏者，右袒；为刘氏者，左袒！”如此一呼，军中皆左袒，愿为刘氏效命。这样，一将一相顺利地把持了北军，控制住封建政府的中枢——未央宫，为击败吕氏打开了最关键的一环。

    中央军的另一支骨干力量是南军，受相国吕产节制。吕产不知北军变故，欲入未央宫，约会吕禄共同发难，捕杀刘氏宗室和朝臣。陈平侦知吕产阴谋，速召刘氏宗室中反对诸吕最坚定又最勇武的朱虚侯刘章，命他佐助周勃，监守北军军门；还转告卫尉（未央宫门侍卫长），设法阻止吕产入宫。刘章见吕产在宫门外徘徊，乘机袭杀了他。随后，他们分头捕斩吕禄、吕通等人，将吕氏一族诛杀殆尽。

    同年后九月，群臣拥立刘邦中子、代王刘恒即位，是为汉文帝。刘、吕之争，以吕氏势力的彻底崩溃而告终。从此，西汉转入大治时期。（4）屈伸有时

    从本专题所引用大量史例中，可以看出，以屈求伸，矛盾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果时机来到，不具备一定的条件，矛盾也不会转化，所以，屈伸之术乃根植于物极必反这一哲理。它的含义不断扩大，广泛应用于军事、政治乃至为人处世之中。

    在政治与军事斗争中，当形势对我不利时，我应该实行战略退却，保全自己，以屈求伸，等待时机，再次战斗。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周易》提出“潜龙勿用”的思想，即在一定条件下，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孔子在《易系辞》中，则以尺蠖爬行与龙蛇冬眠作比喻，进一步解释什么叫“潜龙勿用”，他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宋朝的朱熹则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认为“屈伸消长”是“万古不易之理”。他提出，在时机未到之际，要“退自循养，与时皆晦”，要学会“遵养时晦”，即隐居待时。

    明代冯梦龙在其著作《智囊》中，认为人与动物一样，当其形势不利时，应当暂时退却，以屈求伸，否则，必将倾覆以至灭亡。他说，智是术的源泉；术是智的转化。如果一个人不智而言术，那他就会像傀儡一样，百变无常，只知道嬉笑，却无益于事，终究不能成就事业。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无术而言智，那他就像御人舟子，自我吹嘘运楫如风，无论什么港湾险道，他都能通行，但实际上真的遇到危滩骇浪，他便束手无策，呼天求地，如此行舟，不翻船丧命才怪呢！蠖会缩身体，鸷会伏在地上，射会自己决脐，以及冉的示创行为，都是术的表现。动物都有这样的智慧，以此来保全自身，难道我们人类还不如动物吗？当然不是。人更应该学会保护自己，以期发展自己。古时候，李耳比胡，禹人裸国而解衣，孔尼猎较，散宜生行贿，仲雍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不知其中道理的人说：“圣贤之智，也有其用尽的时候。”知其缘由的人却说：“圣贤之术，从来也没贫乏的时候。”温和但不顺从，叫做委蛇；隐藏而不显露，叫做缪数；心有诡计但不冒失，叫做权奇。不会温和，干事总会遇到阻碍，不可能顺当；不会隐蔽，便会将自己暴露无遗，四面受敌，什么事也干不成；不会用诡计，就难免碰上厄运。所以说，术，使人神灵；智，则使人理智克制。

    冯梦龙的屈伸之术说，通俗易懂，古今结合，事理结合，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纵观历史，很多历史人物，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必要的时候，大多使用屈伸之术，以保存自己，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或另立山头。历史同时也说明，善于使用屈伸之术，该屈则屈，该伸则伸，较好地掌握并运用屈伸辩证法，是许多历史人物成功的重要途径。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用语言或行动，掩饰自己，以应付突如其来的事变。这种人，善于伪装，随机应变，以逃避敌人的耳目。三国时，刘备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被授于安喜尉。不久，便投靠了公孙瓒，代领豫、徐两州牧。用兵失败后，他投奔于曹操，想借曹操的势力来保存自己，以图自己的宏志。他虽归附曹操，但心思却是另外一番，他并不是真心实意归附曹操的，而是不得已的一种策略。但他又怕曹操识破自己的心思，便采取了示弱法，终日种菜，忙于田圃之间。不问国家大事，以此向曹操表示自己胸无大志，只是平庸之辈，从而想避开曹操的注意力，让自己更好地存在与发展。

    刘备虽然不止一次地寄人篱下，但他绝不是等闲之辈，而是胸怀大志之人。也正是从这点出发，曹操才收留了刘备。即使刘备整日种菜，装着不闻不问政治与军事，曹操也没看轻他。请他一起进餐共饮，正是这种看法的表现。应该说，曹操的看法是对的。但刘备却在思考问题的另一面：他胸有大志，但是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过早地暴露或是被人察觉，政治抱负很可能就会成为泡影。因此，隐藏自己，不暴露自己的志向，是刘备的主要计策，他归附曹操，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暂时的立脚点。曹操请他一起进餐同饮，他便自然地想到怎样更好地保护自己，以求更好地立足和发展。

    一天，曹操请刘备喝酒，曹操酒兴正浓，举杯痛饮，同刘备纵谈天下哪些人是英雄，刘备故意列举了一些平庸之辈，以掩饰自己，曹操指着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耳。”刘备一听说他是英雄，惊恐万分，连吃饭的筷子都掉到了地上。此时恰好雷声大作，众人都抬头看天。曹操见刘备的脸上变色，筷子落地，忙问何故。刘备灵机一动，说自己胆小。“闻雷迅速应变”，巧妙地掩饰自己，瞒过曹操。《三国演义》中有诗以赞刘备：“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该忍耐的要暂时忍耐。历史上不少人物在其斗争失利时，为了保全自己，总是装死躺下，忍痛牺牲，克制自己，不露声色，以此麻痹敌人，乘机溜走，如刘秀对刘玄即是此种屈伸之典型。新莽末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南阳蔡阳（今湖北省枣阳西南）人刘演、刘秀兄弟乘机起兵，以重建汉朝为口号，招兵买马。后来加入了绿林军。其同族人刘玄，初入平林兵，被推为更始将军，后来也与绿林军合并。公元23年称帝，年号更始。新莽王朝灭亡后，他迁都长安，很快便背叛起义，掉转矛头杀戮农民军将领。刘秀之兄长刘演，便被刘玄所杀。

    按常理，刘秀肯定不会饶过刘玄，一定要找他算账，以报杀兄之仇。但是，刘秀有自己的考虑。他非但没有找刘玄算账，反而却在表面上不动声色，若无其事。朝见刘玄，仍然是和颜悦色，低声相应，根本就不主动提兄长被杀一事。他孝服不穿，丧事不举，言谈饮食犹如平时。难道他对刘玄加害其兄真的无动于衷吗？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兄长本是有功之臣，因争权被杀，他的内心当然是愤愤不平，他为兄长难过，虽然白天表面上淡如平常，但夜晚枕席之上却常流着眼泪。他一定要完成兄长未完成的事业。可是，眼下他毕竟是刘玄的下属。如果他不能克制，质问刘玄，很可能就被杀害，与其兄一样下场。那还有什么宏图大志可言呢？为兄报仇的目的又怎能实现呢？况且自己也是有功之臣。在昆阳大战中，他率13骑突围求援，建立奇功。刘玄很清楚这一点。此时如果述说一下光荣历史，或许会讨好刘玄，增强他对自己的信任度。但刘秀却只字不提，自有他的高招。

    刘玄见刘秀如此宽宏大量，良知发现，深感惭愧，便命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公元23年，刘秀到河北一带活动，废除王莽苛政，释放囚徒，赢得民心。他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当地官僚、地主的支持，势力越来越强大。刘秀觉得实现自己宏图大志的时机已到，便与刘玄决裂。镇压并收编铜马等农民起义军，力量不断壮大，经过长期斗争，终于打败刘玄，取得天下。公元25年称帝，定都洛阳，建立起东汉政权。至公元37年，统一全国。在位32年间，他先后9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并多次下诏书，免罪徒为庶民，减轻租税徭役，发放赈济，兴修水利。并减四百余县，精减官吏，节省开支，抑制豪强，巩固中央集权，对稳定和繁荣社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利用别人的怜心。所谓取怜，即取得敌人怜悯之心，使其不加害于己。这当然是一种假投降的计策。其目的在于，抓住敌人“仁慈”之心，故意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低声下气奴隶相十足。委曲求全，以此来骗取敌人的信任，保全自己，以图大业。

    春秋时，越王勾践即位后不久（前496—前1465年在位），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一役中遭吴反击，兵锋大挫，退保会稽山（今浙江绍兴）终于被打败。从此，越国成了吴国的属国。越王勾践兵败被俘，在吴国当了人质。人在吴国，深入危地，当然是凶多吉少，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亡国之痛。但考虑到整个越国的利益，为了报仇雪耻，他甘心在吴国做奴隶，忍辱求生，以期早日回归越国，重振民心，强国富民，消灭吴国。在吴国，他再也没有一点国王的威风，而是“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他没有怨言，而是尽量将马洗干净，以讨好吴王夫差。他本是一国之君，为他人洗马，何尝愿意？但一想到国耻，人格的尊严就不考虑了。吴王重病时，他服侍汤药，并亲口尝粪。史称他“曲意以欢其心，尝粪以取其怜”。勾践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要利用吴王夫差的伪善，取得其同情。勾践这一招很有效。时间一长，吴王夫差还真的同情了勾践，不再让他在吴国当人质，而是决定释放勾践回国。为了进一步欺骗吴王夫差，他在临别之际，表示对吴王夫差依依不舍，满面流泪，感谢吴王的仁慈。可是，他一踏上国土，便恢复了原来的面目，如虎归山，他发誓要报仇雪耻，恢复越国的独立地位。于是，他卧薪尝胆，磨炼自己的意志；十年生聚，强国富民；练习演习，加强国防。后来，吴王发兵北上，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与晋争盟时，越王勾践认为时机已到，便乘虚袭吴，吴王夫差被迫回师，向越请和。但越王勾践志在灭吴，拒绝谈和。公元前473年，越军围攻姑苏（今江苏苏州），吴王夫差自刎而死，强大一时的吴国灭亡了，越王勾践实现了为国报仇雪耻的愿望。越王屈伸之术，深得韩非好评，韩非说：“勾践入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故能杀夫差于姑苏。”

    以屈求伸。在历史上，每当革命盛势，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乞灵于伪装，以屈求伸，进行垂死挣扎。清代袁世凯即为其人。

    1901年，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病危，临终时，他推荐袁世凯继位自己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清政府成立练兵处，任命袁世凯为会办大臣，主持训练新军，将“北洋常备军”扩编为六镇，他便成了北洋军阀的最高首领。1907年，他又调任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这一切，引起清廷内部一些人的忌妒。1908年。摄政王载沣罢了袁世凯的职，叫他回家养病，并派了武弁“随身保护”。袁世凯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但他没有气馁，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乘机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

    袁世凯很清楚，随身而来的武弁实际上是朝廷派来监视他的，绝不是什么“随身保护”。因此，他便特别款待武弁，平日里是大鱼大肉，遇有过年过节则另外多加赏赐，给了武弁不少好处。俗话说：“吃了人家的东西嘴软，拿了人家的东西手软。”武弁向上报告袁世凯的行踪表现时，便少不了几句美言，说他是如何安于隐居生活，如何感激朝廷的大恩大德，以使朝廷放松警惕。但袁世凯觉得这样还不够，为了进一步掩饰自己，他还饮酒作诗，持竿钓鱼，闲云野鹤，以示韬晦。并刻有《圭塘唱和集》，分赠给北京的亲友，在更大的范围内故意隐蔽自己，转移朝廷视线。但实际上他却一刻也没离开政治。他和庆亲王奕匡、北洋军的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始终保持着联系。徐世昌、杨度等人，则经常给他通报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是农工商部的参议员，及时了解北京情况并禀告乃父。他家有电报房，他利用电报房跟各省的督抚通电往来。他的身边还有一批幕僚清客。当时，朝廷政局不稳，天下也不太平，这为袁世凯再度出山提供了极好的时机。所以，袁世凯饮酒作诗，泛舟钓鱼，只是为了欺骗政敌，其政治用心则是以屈求伸。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袁世凯再也沉不住气了。在英美公使的敦使下，清政府又重新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兼湖广总督。从此，他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既诱使革命派妥协议和，又挟制清帝退位，遂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府。1915年12月，正式宣布恢复帝制，改中华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因各省借此宣布独立，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忧惧而死。他虽然以屈求伸，争得了政治地位，但因他站在反历史反人民的立场上，终被历史所淘汰，被人民所遗弃。加内容（5）自毁自辱装疯诈呆

    假痴不癫的运用，最为典型的就是以装疯卖傻的假象来隐藏自己的才能，忍辱负重，以屈求伸，商朝时的箕子就是一例。

    商纣王是商朝末代之君主，他暴虐成性，荒淫无度，日夜和他宠爱的妃子妲己以及贵族幸臣们酗酒玩乐，过着“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的腐朽生活。他经常出去打猎游玩，使耕地荒芜，民不聊生。晚年纣王更是变本加厉，重刑厚敛，淫虐无度，拒谏饰非；打击宗室重臣，残害忠良，以致国势危怠，民心动乱。他的庶兄微子多次劝谏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微子为了避免灾祸，就愤而出走。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他身为太师，见到这种情况，也是无能为力。商纣王的另一个叔父，少师比干，认为做了大臣，不能不冒死劝谏。于是他苦苦规劝纣王，一连谏了3天不离开，纣王恼羞成怒，将他杀死，还把他的心剜出来看，说：“比干自以为是圣人，我听说圣人的心脏有七窍，我倒要看看他的心是不是有七窍。”箕子十分恐惧，怕残暴的纣王对自己下毒手。于是就假装疯傻，披头散发，胡言乱语，一点儿太师的尊严也没有了，完全像个癫狂之人。纣王见他如此，就把他关在囚牢里。

    周原是商朝的一个侯国，周文王在位时，就打算灭商，做了许多准备。周武王即位以后，招纳贤才，励精图治，使国家很快兴盛起来。这时，他见商纣王倒行逆施，大臣和诸侯大都叛离了他，感到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就与谋臣吕尚商议，很快率领3000勇士、45000甲兵，联合800诸侯，大举讨伐商纣王。

    纣王发兵在牧野抵抗。但士兵们由于恨透了纣王，所以倒戈反攻。商纣王众叛亲离，见大势已去，逃回国都朝歌，登上鹿台，穿上宝衣，**而死。商朝灭亡，西周王朝建立。周武王这时从囚牢中放出了箕子。

    箕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运用假痴不癫之计的政治家。他身为太师，但是却无法劝说纣王施行善政。面对纣王的残暴行为，他由恐惧到生计保全自己，是通过装疯来使自己幸免于难的。在纣王即位不久的时候，开始使用象牙筷子，箕子看见后，就说：“用象牙的筷子，那么一定不会再用泥土的器具，而是要用犀玉之杯了。用象牙筷子和犀玉之杯，也一定不会吃什么粗茶淡饭，穿什么粗布短衣，而住在茅屋之下了。锦衣九重，高台广室，以此为标准，大肆追求，天下不足以供给。远方珍奇的贡品，车马宫室的制作营造，都没有止境。从此开始，我恐怕他要走上绝路了。”

    果然不出箕子所预料，纣王很快就兴筑鹿台，建造琼室玉门，以狗马珍奇充斥其中，而百姓们不胜其苦，民心离散。

    纣王还常常做长夜之饮，喝得昏天黑地，酩酊大醉，连年月日都忘得一干二净，不知当天是几月几日，就问左右的人，左右的人都回答说：“不知道”。纣王就派人去问箕子。箕子想了一下，回答说：“我喝醉了，也搞不清今天是什么日子。”使者走后，他的弟子们问箕子：“先生明明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为什么说不知道呢？”箕子说：“作为天下之主，而使一国失去了时间和日月的概念，天下已到了危急的时候了。但是一国的人都说不知道的事情，唯独我一个人说知道，那我岂不是危在旦夕了吗？所以我假借酒醉，也推说不知道。”从这件事可见箕子提防纣王对自己起疑心，已是处处在明哲保身了。

    作为一个政治家，箕子凭着自己的政治才能，很早就敏感地从小事看出了纣王必将走向灭亡的道路。但是没有回天之力，又见比干的赤胆忠心，换来的却是一个极其悲惨的下场。所以为了保全自己，想出了假痴不癫之奇计，经过巧妙伪装，以假象来迷惑纣王，目的就是实现死里逃生。纣王虽然把箕子囚禁起来，但是终于没有杀掉他。这就是他施展示假隐真之计的成功之处。

    不仅是一般臣子，就是皇家子弟贵为王者，也不能不为了保全自己，使用这种方法。东汉北海王刘睦，好读书，礼贤下士，平素得到光武帝和汉明帝的喜爱。当时，西域与东汉王朝议好，鄯善王送自己的儿子到洛阳作为人质。按照规定，北海王派使者到京师去祝贺。使者临行前，刘睦问他：“如果皇上问起我来，你怎么说呢？”使者说：“大王忠心孝顺，仁慈善良，敬重贤人，我怎么能不如实汇报呢？”刘睦闻听此言，马上说道：“你如果真的这样说了，那我可就危险了。这都是我年少时候的事。你要是为我打算，就只能说我自从继承王位以后，意志衰退，喜声色游乐。如其这样，我才能免遭祸患。”使者连声称是。皇家子弟为王的，如果有好名声，威望越高，越会使皇帝放心不下，因为他有可能威胁到皇帝的帝位。因此，刘睦为了使皇帝放心，才以计示假隐真，这是保全自己的最好办法。

    唐朝郭子仪功业显赫，但他家的大门常常洞开着，任人出入，也不过问。郭家子弟认为不论贵贱都可进入闺内，将会开启狎侮之心。然而郭子仪却说：“这其中的道理你们怎么晓得。我的500匹马全靠国家供给草料，食官俸的有1000人，前进没有去处，后退又无根基。如果高墙深院，重门闭锁，内外不通，如果有以诬蔑为事的人，给加上不臣的罪名，满门抄斩，到那时就后悔莫及了。现在尽情敞开大门，即使有人想进谗言，也没有机会了。”大家听了心悦诚服。原来，郭子仪是在远避祸患，真正高明的还是郭子仪。（6）徐阶柔倒严相

    明代奸相严嵩父子专权，罪大恶极，当朝官员纷纷上疏揭发他们的罪行。但因严嵩得到嘉靖皇帝的信任，所以一时不但无法制止他们的恶行，反而使正派势力受到多次的打击。如杨继盛、沈炼等人，都被迫害致死。

    徐阶就在严嵩炙手可热的时候，进入了内阁，他“肩随嵩者且十年”，从不敢与严嵩平起平坐，只是追随在他的后边谨慎从事。同时他在嘉靖皇帝斋醮所用的青瓷上格外加意制作，以此亲近皇帝，讨其欢心。一方面防备严嵩对自己下手，另一方面伺机“倒严”。

    嘉靖四十年（1561），明世宗所居住的永寿宫发生了火灾，只得徙居别殿。徐阶劝帝重修永寿宫，第二年改名万寿宫。相比之下，皇帝对劝他居住南城（即明英宗在土木之变后回宫居住之地）的严嵩，已有几分不悦。而这时徐阶又指使道士蓝道行借着扶乩来昭示严嵩的奸罪。嘉靖皇帝素来迷信方术，宠幸道士，听了道士所言，不免心动。徐阶见此情况，认为时机趋于成熟，他就暗中支持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嵩父子的不法之事。等到邹应龙的奏疏呈给皇上之后，徐阶却特地到严嵩府中去拜谒严嵩，对他讲了许多安慰的话。严嵩听了以后，很是高兴，顿首拜谢徐阶，并且让严世蕃把全家妻儿老小都带到徐阶面前，托付给他。徐阶回家，他的儿子就暗示他说：“您平时被严嵩父子侮辱到极点，现在正是报仇雪耻的时候到了。”徐阶假意斥责他说：“我不是因为严家就不会有今天，亏负良心与他作对，别人会怎么看我？”严嵩派亲信之人侦探徐阶的心意，见他说的话和以前是一样的，很是放心。此时皇上把严嵩罢免回乡，严嵩去后，徐阶仍是“书问不绝”。

    回到家乡江西宜春的严嵩，并没有吸取教训，稍有收敛，而他的儿子严世蕃被充军到广东，却也只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就悄悄逃回了原籍。在家乡，父子二人继续为恶不悛。袁川府推官郭谏臣因公事到严府去，严府恶仆正监督千余名工匠在修建。他们不但戏弄郭谏臣，而且还用瓦块投掷他。郭谏臣一怒之下，就上疏给巡江御史林润，揭发严府强暴侵占的罪行，告发他们聚众谋反。林润马上驰疏奏报朝廷。皇上立即命将严世蕃等逮至京师。

    到了这个时候，严世蕃还对前途毫不在乎，他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聚集其党私下谋划，自认为在自己的罪行中，行贿已经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但是那不是皇上所深恶的方面，而“聚众以通倭”的罪名大，必须设法删除。还补充填写杨继盛、沈炼之狱的事，这样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