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他，以谢天下。3月9日，蒋介石不得已，将专列开到河北保定，召见张学良，宋子文在场作陪。1990年，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史学家唐德刚博士回忆说：“蒋先生看见我，说一句话，就是：‘现在船上有三个人，这个船上不能载三个人，总得有一个先跳下去。’我说：‘要跳下去，那我先跳。’蒋先生的意思是让我辞职呀，回来我就辞职了。”

    3月11日，张学良辞去所有职务。次日下午，乘飞机抵达上海。

    3月底，一天晚上，王亚樵与许习庸分别乘坐一辆轿车，在市郊一个环行线路上行驶。两车相遇在某个僻静处，王亚樵提前让王亚瑛按照事先约定，闪了三下车灯，给对方发出信号；等两车相遇，刹车停下，王亚樵推开车门，跳上许习庸的轿车，然后，两车又按计划，再次在环行线路上兜圈子。

    “老九啊，你的鬼点子真多。”许习庸握着老同学的手，赞叹道。

    “没办法，跟踪的狗腿子太多，不得不开动脑筋，与他们周旋。”王亚樵“嘿嘿”一笑。

    “这么晚了，找我可有什么急事？”

    “大胡子，我和亲信们，现在正被特务围追堵截，行动困难。这件事，又必须尽快办理。我反复考虑，你的目标小一些，可不可以帮我一把。”他把一封信和一个纸包交给许习庸，简要地说了自己的想法，又嘱咐道，“张学良这个家伙到了上海，请你查一查他住在何处，再想办法将这封信送过去。对于这些尸位素餐不作为的混账东西，我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几天后，宋子文走进法租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81号，拜访张学良。

    “子文兄，你看看，”张学良把一封信递给他，愁眉苦脸地说，“前几天，有个名叫王亚樵的人，偷偷给我家报箱里塞了一封警告信，我没理睬；今天早晨，他又朝我家院子里，扔进来一枚没有引信的手雷……我与他素不相识，前世无冤，今日无仇，这个家伙怎么会跟我过意不去？”

    宋子文一听“王亚樵”三个字，身上像触电似的，轻轻摇晃了一下。他用双手理了理自己的大背头，接过信，看了一遍。王亚樵在信上，将张学良骂成只知吃喝嫖赌、无力守卫疆土的懦夫，并提出三条要求：“一、速回东北，整师抗日，收复失地；二、如果没有胆量去打日本，就把自己搜刮的财产全部捐出来，交给东北抗日义勇军；三、上述两件事均办不到，就自杀以谢国人。否则，我就代表人民予以制裁。”

    “又是王亚樵，手伸得真长啊，什么事他都想管一管！”宋子文把信扔到桌子上，将王亚樵行刺自己和蒋介石等事说了一遍，劝道，“王亚樵来无踪、去无影，神通广大，连委员长一提到他都牙痛，奈何不了他。你现在这个状况，是凤凰落毛不如鸡，虎落平原被犬欺。他是个说到做到的莽汉，你犯不着与他一般见识。你不是对今后的生活安排还没下定决心吗？汉卿啊，别再犹豫了。我和委员长的意思是，你不如抓紧时间把毒瘾戒掉，出国去，避一避这个灾星，散散心，养养神，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4月11日，在宋子文、杜月笙的送行下，张学良由夫人于凤至、赵四小姐等人陪同，登上意大利康脱罗素伯爵号邮轮，前往欧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