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蒋介石奖赏四万元

    “四二九”义举一鸣惊人。

    韩国临时政府主办的《独立评论》介绍道：尹奉吉“两手一挥，一便当高飞台上，霹雳轰炸，天地震动，台上人物，应声纷扑。时在午前11时40分也。河端破腹即死；侵略上海之敌总司令白川大将，身中204个大弹片，小片无数，至5月26日，毙于沪；第三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眼珠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折只足；驻华公使重光，亦折脚，虽免惨死，然皆残废。此外驻沪总领事村井、民团书记友野及倭卒倭妇，均负伤。于是倭贼上下淘淘，所谓21发皇礼炮，亦因一声炸响而停。瞬息之间，庄严庆祝会，顿成凄惨阎罗殿，乃实宣告日本帝国主义没落之吊炮，惩罚杀人放火之霹雳。”日寇13名高官，死的死，伤的伤，侥幸逃生的也是惊魂未定，被吓破了胆。

    金九撰文评价说：“闻此巨响，而大叫痛快者，岂独三千万韩人乎？四万万五千万华人亦有同感也。”

    尹奉吉的义举震惊世界，更激励中国。《申报》近水楼台先得月，跟踪报道了事件全过程，主要有《日本要人昨午被炸》（4月30日）、《重光截断左足》（5月6日）、《日军司令白川义则昨午病死》（5月27日）、《安昌浩已解朝鲜》（6月4日）、《虹口公园炸弹案由尹奉吉等解日》（11月26日）等。在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感慨不已：“国民党十个师团未能做到的事，朝鲜一个年轻的义士却办到了。”

    “四二九”义举之后，韩国人的血性令人刮目相看，韩国的独立解放运动赢得了世界赞许。在《白凡逸志 下篇》中，金九欣慰地写道：“第一，以万宝山事件为起因，日寇采取离间中韩两民族的政策。朝鲜各地动员了一些无赖杀害中国商人和工人。中层以上人士尚可明白这是日寇的奸计，但社会下层即使在东京事件 以后也认为‘高丽人打死中国人’对我们民族怀有恶感。‘一 二八’淞沪战争时日本恣意放火焚烧民房，还唆使崔英泽一类的流氓侵入中国人的家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抢劫财物。因此汽车和电车上的韩籍查票员成了替罪羊，经常遭到中国工人的殴打。但自‘四二九’事件以来，对韩人的感情迅速好转。”许多商店、饭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主动对于韩国人实行免费或优惠政策。1933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金九，密商双方合作事宜。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每月拨款5000元，供金九等日常开支，其他事业费由金九提出计划，报蒋介石批准后，另行核发。“第二，这一事件以后，美国、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韩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东京事件虽未取得完全成功，但却是民族的光荣，而虹口事件则获得了绝对的成功。自此以后，对我的支援和向临时政府纳税急剧增加，我们的事业进入发展阶段。”

    《白凡逸志 下篇》是在1942年写于重庆，当时，国民政府大力支持韩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金九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全书没有提及蒋介石的死对头王亚樵的名字，在《尹奉吉义士的上海义举》一文中，避而不谈王亚樵的参与、支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王亚樵的亲密战友们，却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

    朱大刚于1929年从北平河北军事政治学校毕业，曾在北伐军第五师担任排长。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之后，他不愿意参加军阀混战，便解甲归田，来到上海，参加“斧头帮”，一直在王亚樵的鞍前马后，朝夕相处，参与机密，前后长达八年之久，直到王亚樵罹难广西梧州。在《回忆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