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的认识与对未来的预期并不乐观。一位长期拥有政府关系的国企老板对我说：“金融危机后，至少35～40%的外企撤出东莞，富裕镇的三分之一工厂倒闭。”这段时间，我也参观了后危机时代的东莞加工业面貌，许多工厂确实是空的，显然处于停工的状态。一家为俄罗斯品牌加工内衣的老板向我介绍说：“金融危机后，员工减少了五分之一，缺工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问题。”

    “民工荒”是袭击东莞的典型范例。春节前后，为了应付普遍蔓延的缺工现象，“不差钱”的政府采取了不少紧急措施，比如跟人才中介机构有机互动，通过在媒体上登广告等方式，组织型地展开招聘工作。据我对本地企业家的采访，东莞最低工资迄今为止从原来800元左右上升到920元左右，再加加班费，民工的月薪最起码达到2000元，有的还超过3000元。“那些民工变得越来越聪明，不给2000元，人家不给你干活儿。但你想想，我们给的条件都是包吃包住，待遇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差。”

    我观察到，依靠外来流动人口保增长的东莞政府非常重视打工者的社保以及其子女的上学等问题。“我感到，他们打工不光为了自己的一日三餐，很多是为了下一代。所以这几年我们会加大民办学校的建设，加大公办学校的招生等，帮助在东莞的新莞人、外来人解决孩子读书的问题。”市长李毓全表示说。

    不过，要从根子上解决“民工荒”问题，东莞就务必面对所谓产业升级的问题，否则一切措施以短命而告终。市委书记刘志庚曾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没有品牌永远是替别人打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必需的。“东莞不转型，就没有未来”，一位政府官员对我说。在后危机时代，东莞再也不能依靠“三来一补”来粗放、盲目地保增长，而正式进入“调结构”的阶段。“三来一补”才是阻碍东莞始终无法实行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的“内因”。

    然而，基于本土化、国产化的品牌建设过程并非那么容易。绝大多数企业无法承担为创建品牌所付出的人力、研发、市场等必要成本，而陆续撤退。来自政府、市场及舆论过快的转型需求正在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加剧企业之间的互相淘汰率。“东莞从中央政府采取的4万亿紧急拨款中得到的恩惠太少，相对于内地许多城市，东莞的优势已经不明显了。”一位水利工程企业的老板对我说。

    难以创建自主品牌，政府就开始靠招商引资来弥补空白。据悉，这两年，东莞政府高层多次访问外国展开“招商之旅”，但似乎不太顺利，没有奏效。不难想象，东莞领导人的压力极大，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正陷入非常尴尬的两难处境。官员的天生素质首先是为上级服务，追求政绩。对相关领导人来说，既然后者暂时无法去落实，就不得不把政策优先投放于前者。

    据内部人士透露，东莞市政府在未来5年内计划投资7000亿人民币，来促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的财政政策必然有利于政府保增长，能够保证就业，抑制失业率，维持社会稳定，却绝不利于政府面对产业升级、创建品牌、城市化等转型命题。一位曾负责城市建设的官员担忧地说，“政府主张，只有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才能引进更多外来资源。但这只是自上而下的借口而已，只好把转型任务无限期地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