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的职业道德和良心远远不足以解决这一行业的任何问题，比如拿红包。我举一下祖国的例子。日本国民赞同两个事实：一、新闻从业者很辛苦而勇敢；二、新闻工作者的收入很高。

    我曾经问过许多日本长辈，“是什么让您下决心从事媒体行业的呢？”他们的回答几乎高度一致：“二战前的我国政府犯了错误，没能阻止军部的失控行为，结果发动了战争，战败之后，日本承受了侵略国的罪名和一片废墟。那么，我们要自问：当时媒体是干什么的？为何没能阻止军部，监督政府阻止军部呢？媒体的责任绝对不能被忽视，必须被追问、处理。我们搞媒体，是为了再也不让公权力失控、发动战争，尽可能让政府少犯错误。我们不监督他们，谁来监督？社会凭什么证明政府所说的和所做的总是正确的？”

    日本媒体人似乎承担着崇高的责任与使命，因此，拿的工资要合理。据我所知，在日本，刚入行的记者平均年薪大概为30—40万人民币，工作了10年之后，大概达到80—100万。因此，日本记者没有必要拿红包，记者也不敢冒这个风险。假设A家报纸的记者拿红包了，并被竞争对手B社发现了，A社的这条丑闻必将被B社曝光，A社的形象将受损、公信力将下降，甚至会陷入破产的危机。

    日本记者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天天熬夜，几乎没有周末，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有时其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这是由记者这一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我在想，今天的中国记者难道不也是一样吗？每天承受着巨大压力，有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一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天天熬夜，没什么周末。我相信，几乎所有中国媒体从业者对现实工作感到巨大压力的同时，却对未来感到不安，没有什么安全感。

    我只是想说，拿出体制或发展中的瓶颈去辩解记者的生存状况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是极为错误的。正因为体制在转型，整个社会才需要保护记者的合法权利和保障其相对宽松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老板与记者相互尊重、沟通的前提下，如何解决工资、社会保险、户口等待遇问题是个起点。其次是记者要思考如何从独立、客观、批判性的角度写好报道，做好自己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拿红包也好，有偿新闻也好，“记者**”也好，都将自然而然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