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共同体的学说。民族主义的两种度量标准（与相异的方法论）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之《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以及利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之《民族主义：现代化五途》(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文化民族主义以共享的文化定义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一员之身份既非自愿（文化无法倾刻而得），亦非遗传（民族成员之子弟若成长于其他的文化中，会被视为外族）。中国民族主义为文化民族主义之一例，部分是因为中国境内有许多的少数民族（中国民族主义者包含身处台湾内部，反对大陆政府的统治而主张反攻大陆的人士）。

    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不乏众多的“民族主义”电影，表现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从解放前的 《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执导，1938）和《八百壮士》（应云卫执导，1938）、《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与郑君里执导，1947）和《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到解放后的《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大决战》、《上甘岭》、《南征北战》等无数影片都是具有浓郁“民族主义”的影片。

    而“民族性”其重点是民族的文化含性，文化性格与文化心理，包含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传统生活、价值观念、民族信仰、道德理想、生活风俗等，民族性表现在地域性、风俗性及文化性等方面。如1949年之后最流行的少数民族电影是《刘三姐》（苏里执导，1960），它被赞誉为1949年后中国电影“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的成功范例。在克拉克对这部电影的评论中，他发现了一个悖论──‘塑造电影中的‘中国’风格的最有效方式，是到这个国家最富“异域’文化色彩的地方去”。《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具有丰富而典型的“民族性”色彩。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

    在处理电影、艺术及文学民族化与世界的关系时，众多批评者认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本文认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这是一个理论误区，存在着片面性、孤立性与保守性。文学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精神实质上是民族性与现代化的关系。民族文化中只有那些具有人类普遍特征与共性，能追求生活真、善、美，能给人类心灵世界带来愉悦与崇高的审美感觉的艺术才真正属于世界的，而那些暴露民族落后、肮脏、腐朽，违背人类天性与人类对抗的，追求极端的民族艺术表现与极端创作主体的自我表现的艺术发泄与再现，是绝对不能赢得世界的，至多也是一小撮人对一个民族落后性景观的猎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