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则重在正面灌输。出于政治需要，这次会议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之语）。经过周扬、冯雪峰、邵荃麟等权威“理论家”的精心阐释，**文艺思想与苏联舶来品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抬到党性、政治性的高度，从而成为一种不容超越和冒犯的政治律令[1]。”毛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创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歌颂与暴露”等说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论”、“典型化”、“创造英雄人物论”，以及斯大林所说的“脚手架后面”的“真实性”[2]等伪现实主义的教条被糅合在一起，进一步充实了“一元化”的内涵。思想定于一尊违背了文艺本身的规律，结果不仅使新电影的数量大大减少，质量也不如1949年以前[2]，而且政治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成了新电影的顽症。

    1956年2月-6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的第二次文代表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把创作搞上去。会上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进一步提高问题，一个是为进一步繁荣创作必要条件的问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扩大会的意义总结了第二次文代会以来文艺战线的经验、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制定了中国作家协会今后十二年内的工作纲要；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广大作家发出了提高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创造出无愧于我们国家和时代的作品，以满足人民的期望和要求的号召。并且，从指导思想上明确和重视了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对各兄弟民族的文艺事业的发。这次会议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