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些大量的限制性法令的通过，才大大增加了负责实施它们的公务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每增加一条限制性法令，就需要增加一批公务员负责执行它，或是让那些从前的公务员权力更大，议会不断地增加限制法令，就意味着对公务员势力的不断培养。

    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些公务员就会成为一个新兴的贵族阶层，最终有可能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

    这样的前景殊为可怖，即使是一场革命，也很难动摇公务员的力量，因为在政府不断更换的过程中，只有他们不会受到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也不需要个性，因此才能永久地存在，永远地保存着他们手中的权力。

    当一个人既不需要承担责任，也不需要个性，还能保有永远的权力时，那么他和那些实施压迫性**的皇帝，又有何区别呢？不幸的是，就目前的形势看来，我们的公务员阶层，正在成为这样的**力量。

    如果议会不断制定一些限制性法规，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把最微不足道的生活行为包围起来，那么就意味着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公民的自由越来越压缩，整个国家又将重回旧日的一片死气沉沉之中。

    在世界各国的政界与学界看来，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多多地制定法律，因此它们每天都在批准进行一些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束缚。

    它们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那时他们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如果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么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的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

    因此它们必须表现出私人所没有的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这迫使它们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国家最后就变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也不十分强大。

    在许多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它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