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会失去找回清白的唯一机会。我们根据统计结果来看，陪审团的错误，历来首先是地方官员的错误。因此，当出现了特别严重的司法错误的时候，首先应当受到谴责的其实是地方官。

    比如说，最近对一位医生的指控，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有一位半痴呆的女孩向督察官揭发，指控医生为了30个法郎，非法地为她做手术。这个愚蠢透顶的督察官便根据这个而对医生提起了诉讼。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惹恼了公众，使得最高法院院长亲自出现，还医生以自由，他是一定会身陷囹圄的。被指控的医生有着良好的名声，得到了自己同胞的广泛声援，才使得这一错案的野蛮性由此昭然若揭。

    在这桩案件中，那些地方官自己也承认犯了错误，但是出于身份的考虑，他们却不愿意面对这一点，甚至还极力阻挠最高法院院长签署赦免令。

    在所有类似的事情上，陪审团在遇到自己无法理解的技术细节时，自然会倾听公诉人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在搞清楚最复杂的事态上训练有素的官员，已经对事件进行了调查。

    这样一来，我们就应该看清楚，究竟谁才是错误的真正制造者？是陪审团还是地方官员？答案显然是清楚的，只有糊涂的地方官员，才会导致冤案错案的一再出现。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当大力维护陪审团，因为它是唯一不能由任何个人来取代的群体类型。也只有它才能够缓解法律的严酷性，将人性关怀的光辉带进法庭。

    我们知道，我们的法律是由暴乱者在非常状态下制订的，又在暴君拿破仑的手里得到了正式的确认。这样的法律的确做到了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然而却也有它的致命缺点，那就是从原则上说既不考虑也不承认特殊情况，绝不会对谁网开一面。

    从法官的角度讲，他是法律的执行者，因此他的职责就是让法律得到最大程度的执行，他是绝对冷漠无情的，除了法律条文，绝不会理会任何事情。

    出于这种职业上的严肃性，在法官看来，黑夜中杀人越货的强盗，和那些因为贫困、因为受到诱奸者的抛弃而杀害婴儿的可怜姑娘是一丘之貉，也就会对他们施以同样的刑罚。而陪审团则会本能地感到，与逃避开法网的诱奸者相比，被诱奸的姑娘罪过要小得多，也就理应对她宽大为怀。

    从这里我们看到，只要对陪审团这个群体的特性善加利用，是足以令它起到好作用的。

    在了解了身份团体的心理，也了解了其他群体的心理之后，对于一个受到错误指控的案件，我们就知道应该如何处理了。一条应当遵守的原则是，尽量去找陪审团，而不应当去和地方官打交道。

    从前者那里，我们还有些找回清白的机会，让后者认错的机会却是微乎其微。群体的权力固然令人生畏，然而有些身份团体的权力，则更加让人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