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就会被采用与实施。不过日益明确的一点是，在将个人的偏好转变成公共政策时，立法机关的有效性（即对可交换的政策进行投票的效率）取决于一个社会在作出选择时所利用的制度。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对公共部门企业的管理（包括政府办公处，大学的系或研究所，区域或地方发展当局，国家工业）并不可能遵循有能力的提供基金的计划代理所说明的最大化规则或目标函数，这类制度下的管理者的行为受到它们所操作的经济与政治的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影响。
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在过去20年间为发展更为正规的分析集体选择与行动的方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这一努力中，他们试图将更为有力的分析工具引入到早期一代的制度经济学家最初感兴趣的一系列问题中去，并引起政治科学家对多元化问题的兴趣和社会学家对组织问题的关注。在许多方面，这一努力对公共部门的制度的行为的理解，类似于经济组织领域和管理行为领域对一个私有部门中支配官僚化组织的企业的外部与内部力量的理解。
按照A．布雷顿的看法，对集体选择与行动的新的研究线索包括四个理论组成部分：即关于公共品、民主、决策规则和交易费用的理论。布雷顿认为，在解释决定公共品与私有品之间的资源配置的力量时，关于公共品的理论著作是不适当的，因为它并没有与正规理论对应的制度补充。在布雷顿看来，民主的理论确实体现了可观察的政治体制的实质性要素——政治派别，决策规则以及信息成本，但是它往往低估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报酬。关于决策规则的理论则主要考察个人选择问题，它只是刚开始体现制度决策的过程。交易费用理论则集中于在资源与时间方面市场与非市场交易的成本内涵，它现在正在被形式化。
在发展领域，我们尤其要关注导致了技术和制度变迁的集体行动，它们使一个社会的增长与发展能力扩张。这些使能力扩张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主要是在私人或公共官僚的个人努力或其他试图影响它的行动的结果。我们在下面两节将考察尼斯卡宁对官僚主义行为的研究和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的交易费用的著作，以帮助我们分析对制度创新的潜在需求变为对制度变迁的有效需求的进程。
官僚主义行为
关于官僚主义经济学的新著作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使官僚化企业家在官僚当局的预算与产出下的最大化行为模型化的方法。正如尼斯卡宁所定义的，一个官僚当局是任意一个非利润组织，它至少有部分是从一个周期性的拨款或赞助获取资金。
在尼斯卡宁看来，大多数官僚当局的行为是以它们能在竞争性市场下获取它们的主要生产要素以及在垄断性或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中出售它们的服务或产品为条件。大多数的官僚当局是由一个单一的支配性的集体组织来支助的（例如一个国家级或省级的立法机构），它们又是通过税收来获取资金的。同样，一个发起组织或受托团体又从当局的项目中获取收益，这常常依赖于一个特定的当局能够供给它所需要的服务，而且官僚当局依赖于受托团体对它的政治支持。在这些条件下，官僚当局与它的发起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边垄断”的关系。
为了建立可以被称之为官僚主义行为的“纯理论”，尼斯卡宁将上面的观察与官僚化企业家的效用函数（管理者是官僚当局的总预算的单调函数）的观点结合了起来。尼斯卡宁的模型形成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假说：（1）一个官僚当局将比一个竞争性行业或一个追逐利润的垄断者提供更大的产出。这意味着用于生产官僚当局产出的特定要素的所有者更加有利于一种官僚化的组织形式：受教育的人可能更喜欢公共学校，邮政工人可能会抵制一个国家邮政公司的形成。（2）只要预算代表了对产出的约束，一个官僚当局就有从事推销活动的激励，它会增加对它的服务的需求，也会降低对它的服务的需求弹性。（3）一个官僚当局在面对对它的服务的需求弹性很大时，它的供给成本等于或接近于在一个有组织的竞争性行业的普遍成本。相反，一个无弹性的需求可能使官僚当局从它的活动中获取较高份额的经济租金。这些租金可能采取人员增加或设施更加豪华的形式。
除了有些领域比如国防外，在“纯粹理论”中所说明的官僚主义模型是很难观察的。官僚当局一般是将服务的组合提供给几个受托团体。在美国，一所农业大学向一个项目很多的受托团体提供教学、研究和推广的组合。它从国家和联邦立法机关，以及通过学费和商品的销售来获取收入，不过，立法机关在拨出基金以及受托团体在支持立法的拨款时，是有几种可选择的方案的。例如，美国国会是将研究基金拨给美国农业部，而不是州实验站。农民可以从相邻的州实验站的出版物和推广服务以及农场的出版物中获取信息。学生可以在州一级的农业学院注册，而不是在他们自己州的公立或私立大学学习除农业以外的自修或全部课程。这些修正的努力是为了使得对农业学院服务的需求（包括教学，研究，推广单位）比在纯粹的官僚主义行为的双边垄断模型的含义更具有弹性，并引致类似于我们在一个竞争行业所看到的制度行为。
不过，尼斯卡宁模型确实具有巨大的预见力。它预见了一种在弹性需求条件下生产过剩以及在无弹性需求的条件下形成过剩租金的趋势，这似乎是与关于官僚主义行为的经验知识相吻合的。生产的产出水平超过W．K．布吕昂在对美国食品分类项目中所论证的一个竞争性市场下的均衡水平的趋势。A．O．克鲁格用导向寻租或形成租金的资源估计了为获得合法的和非法的国民就业（或许可证）、商品以及服务所付出的努力，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GNP中占一个显著的份额。
用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方式来将官僚主义行为模型化的努力，已对官僚服务的有效供给得出了许多十分有力的洞见。不过在这方面的著作中，还很少对制度创新予以明确的考虑。因此，我们很难考察官僚主义的部分均衡模型中所暗含的秘密行为与新知识的发明之间的相关性，后者是由政治史学家和经济发展学者已经描述了的。
集体行动
增长红利的形成或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或者是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展现了制度变迁的第二个需求来源的结果。技术变迁的显著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容许知识对资源的替代，或较为廉价的但是更为丰裕的资源对更加昂贵的资源的替代——即它解除了资源的非弹性供给对增长的制约。类似地，制度绩效的增长降低了经济组织的成本。
制度创新的效应是它降低了新收入流的成本。当要素所有者的新收入流的价格比在没有实现快速技术与制度变迁的经济部门的新收入流的价格更低时，它们是可以获得的。创新性组织（家庭，企业，官僚当局）企图使成本外部化或使创新活动的收益内部化，在任何一个进步的社会，其结果都是引致了用于修正技术进步与制度运作所形成的收益及要素所有者和社会阶层进行分割的持续的制度变迁流。
这一进程的历史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对土地租佃制度变迁的需求有时是由新知识的应用中获得潜在收益所诱致的，如英国的圈地运动。这一需求有时是通过佃农的政治压力来实施的，这些佃农期望分享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在美国，组织工会是为了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以保证工人分享工业发展所形成的增长红利。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的发展代表了农民和一般公共机构为使社会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先进的生物和机械技术获得潜在的新收入流所作出的努力。本世纪20年代中期到现在，为发展农用品价格支持计划所作出的政治努力，可以被视为农业生产者为从农业研究的制度化所致的收益中获取一个较高的份额所作出的努力。在缺乏这些价格计划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的收益中将有一个较大的份额被以较低的食品价格的形式转给消费者。
对技术或制度变迁所形成的增长红利的分割进行修正的努力，是集体行动的产物。无论是制度经济学中的康芒斯传统，还是政治科学中的多元主义传统，它们都强调了自愿的联合来分享共同的经济利益，对改变与加速经济增长相联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所起的建设性作用。
近来，为将企业与消费者行为的微观经济理论拓展到分析集体行动，对集体行动代表了对个人自利的理性追求的假定提出了严重挑战。奥尔森的研究的一个创造性企图是想将企业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内涵延伸到对集体行动的分析中去。
奥尔森强调了组织成本和个人同团体利益的冲突对实现经济目标时动员政治资源的制约。“如果一个大的团体的成员在理性地追求他们的个人最大福利时，就不会起到使他们的共同或团体目标利益进步的作用，除非有一种强制的力量迫使他们这样做，或除非向团体中的单个成员提供了某些分别的激励而区别于共同的或团体利益的实现，团体中单个的成员有助于承担在实现团体目标时所包含的成本或负担。”
奥尔森说明了那些较大的团体进一步追逐自利的因素：“第一，团体越大，任何人在总团体利益中所获取的收益越少……第二，……团体越大，……任何小的成员子集从集体利益中获取足够的收益，同时只为此承受一个很小的负担的可能性越小……第三，团体的成员越多，组织的成本也越大，因而，阻止所有的成员在获取收益后离开的成本越大。”其结果，每一个团体成员都有理由期待其他人会作出组织的努力，或承担维持组织的成本。
分析这些团体行动壁垒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潜在团体的成员可能被迫强制参与，也可能向他们提供为动员政治资源所需要的超过惯常的经济利益的激励。例如，当农业的推广服务在美国发展时，农民被迫组织地方“农场局”或协会，以获取由一个推广代理人所提供的服务。这些地方农业协会后来又加入了国家农场局，它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它所起的政治作用还在扩大。联邦政府和国家开始将推广服务从农场局中“分离”开来，后来，农场局又通过组织市场营销合作社和购买合作社以及保险公司来补偿这一递减的公共支持，这些组织既使这些服务只能由农场局的成员来获得，也限制了受保护的局成员的红利。
美国其他的农场组织也遵循上面所描述的模式，如农民协会和全国农民组织。美国现在最为紧密的有组织的农场团体可能要数一些特殊日用品的市场营销合作社了。这些日用品包括奶制品、柠檬水果、桃子、酸果蔓的果实以及葡萄。这些组织的优点是成员少，地理集中，对就近市场的垄断与近乎完全垄断，并能对联邦和州立法机关施加影响以支持建立和执行市场营销规则，也可以建立强制与基于由政治行动计划的农业基金所提供的有关服务的组合。
当我们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组织的力量时，我们看到了农场的人口规模与农民的政治力量之间的相反关系：在发展中国家，农场人口较大，但几乎没有政治权力。在那里，工业劳动力代表了总劳动力的一小部分，而有组织的劳动力与总劳动力相比很小的国家（常常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劳动者与无组织的劳动者的工资的差异要比工业和有组织的劳动力较大的国家更大。奥尔森的理论也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分析一个社会中大多数处于劣势的和分散的基础团体（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为追逐他们的团体利益而实现有效的组织和施加充分的政治影响时的失败。
对自愿的集体行动的壁垒已使公共代理组织努力实施有效的竞争或补偿有组织的生产者对消费者的利益。不过，反垄断的实施以及其他消费者导向的管制代理的经验可以被解释为是与尼斯卡宁的官僚主义行为模型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模型相一致的。例如，生产者的利益经常支配那些已经建立管制代理的能够立法的消费者。即便当消费者的利益最初已支配管制者时，他们也倾向于成为一段时期内被管制的工具。
制度创新的动态学
从官僚主义和集体行动理论所引出的推论是十分令人悲观的。这两种理论都表明，在经济与政治资源的市场中所显示的制度变迁需求是很不完全的，因而产生了在制度变迁导向上的根本性偏向。这些偏向对生产者比对消费者更为有利，在生产者当中，这些偏向又对那些对资本品或人力资源进行了最大投资的生产者最为有利。因此，制度变迁的市场对于有组织的石油生产者比对有组织的农民运作更好，它对有组织的医生比对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更为有效。
另一方面，经验事实没有支持我们所认识到的通过消除结构的不完整能获得较大的收益的观点。资料没有表明工资在有组织的劳动市场部门比在无组织的劳动市场部门提高更快，我们假定对这些与官僚主义与集体行动理论所引伸的推论明显不一致的解释，可以从制度变迁市场的供给方面发现。我们还更为明确地假定，制度变迁曲线的右移或制度创新可能性曲线的转换，往往会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并使得制度变迁市场更为有效。
官僚化的企业家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官僚主义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的共同含义来解释它们之间的某些明显的不相容性。集体行动的理论认为，大的团体在作为正规的组织追逐他们的特别利益时，会有许多对他们的能力与动机的制约。然而，官僚主义行为理论的一个主要含义是，官僚化的企业家在追逐较大的预算与较多的职员时，将会发现他们的利益是为了组织对他们的服务具有潜在需求的顾客团体，因此，当官僚化的企业家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较大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委托团体，以便创造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时，他们的效应就是降低了组织的成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奥尔森在检验劳工、农业以及专业组织所起的压力团体的作用时，他常常发现官僚化的企业家这只“隐藏的手”的原因。
在经济和社会紧张时期，组织一个潜在团体的成本可能会激剧下降。在有些情况下，对社会变迁的潜在需求“为想要获得社会利润的社会企业家提供了机会，他们在这样做时，将为那些期待它们的人‘供给’或提供了社会运动。”尼斯卡宁和奥尔森显然低估了那些供给或需求一种公共品的人可能联合起来，以从技术或制度创新中获取现有的或潜在的收益。进言之，一个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容忍程度可能会降低，从而会进一步降低组织的成本。这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规模对组织的制约可能不像奥尔森所意味的那么重要。
制度的扩散与转化
引入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不管它是通过扩散过程，还是通过社会、经济与政治程序所进行的制度转化，它们都会进一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纵观现代历史，帝国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和利他主义的政策都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制度形式的巨大转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独立后，新的共和国遵循美国的模式建立了立宪民主与总统制。有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和荷兰的立法体制已加上了一些存在了很久的法律和习俗体制。德国和日本则谨慎地引进了自由主义的制度形式作为它们的经济国家主义化的计划的一部分。在最近几十年，一些双边的和多边的技术援助代理组织已成为制度转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发展中国家继续视制度转化的过程为他们发展技术创新能力所作出的努力的一个很自然的部分。在农业中，无论是试验站还是推广服务都变得很普及了。
不适当的制度转化会导致制度变迁供给的偏向，这类似于不合适的技术转化所导致的技术变迁供给的偏向。有大量的文献论述了不适当的制度转化以及这类转化对制度发展的扭曲性影响。
有一个方面的文献为我们理解制度的转化进程作出了贡献，它收集了大量的关于制度建立的原始资料。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发展的，它们为技术援助代理提供了一种对付干预的有效的方法，从而诱致了更加有效的制度运行。关于制度建立的文献典型地采用了一种明确地朝向制度变迁的规范方法，对有效的制度化的影响的检验就是要着组织对它的集合的规范性影响。因此，试验站对稻谷研究能力的制度化的有效性将由稻谷研究中所派生的新知识对稻谷产量、稻谷生产者的收入以及稻谷价格对城市消费者的影响来得到恰当的评价。制度建立的文献展现了对特定的组织形式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问题，以及将技术转化与创新的能力制度化的普遍关注。
与此同时，制度建立方法也受到批评，即它没有对一种类型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一类型下，为合适的制度变迁所提供的机会可能是基于不同的技术与环境特征。例如，西芬认为，一个关注正在发展的技术的组织可能比一个关注技术不集中的组织更容易制度化。他指出，许多技术相对“封闭的体系”意味着它们所要求的行为对于它们的操作非常独特，而且与一般的社会文化体制不同。另一方面，当技术体系不是封闭的时，在共同体的发展努力中，有效的制度化可能非常难实现。
社会科学中的新知识
相对稳定的封闭体制的技术可以通过地理的或政治的边界来转化，而且在资源与文化差异很大的社会比那些技术最初发展已构成制度与技术变迁方向偏向的一个重要来源的社会更容易制度化。这类转化的可能性将资源转化成了与国家或区域的文化赋予的发展相一致的制度创新的进程。从富国转向穷国的制度形式在没有巨大的适应性时，它很少可能为发展作出有效的贡献。制度创新确实有可能比技术创新的地区分布更为专门化。将欧洲和北美的生产合作社模式转化到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代表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在制度发展领域的资源没有投入非生产性使用的例子。
纵观历史，社会知识使制度绩效和制度创新得以增进＿这主要是通过成功先例的逐渐积累或作为行政与管理知识与经验的副产品来实现的，在最近的一个世纪，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已为制度创新的效率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我们在前文中已提出，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是由对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社会科学知识可能会经由现存的制度或通过促进新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而导致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例如，对商品供给数量与需求关系的研究已导致更为有效的供给管理、食品的获得与食品的分配计划；对影响新技术的扩散的社会与心理因素的研究已通过农业推广服务导致了更为有效的绩效，并导致了农业生产运动的更为有效的设计；对土地租佃或团队农作安排的效应的研究已导致了在获取自然资源的更大的公平与对农村地区的资源的利用带来更大的生产率的制度创新。
社会科学知识的效应已使制度变迁的供给函数右移，即社会科学知识对代价更大的真伪学习过程的替代，这能使制度创新的成本降低，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很显然的，即只有当这些制度创新的更为有效的来源能够发展本土的社会科学知识以及采用他自己的资源和其他社会的社会科学知识的文化条件时，一个社会才能实现新的收入流。
不过，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开始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制度化而使收益的获取成为可能。A．格申克龙已论证了社会科学知识对制度变迁的贡献更多的是通过加强意识形态而不是通过分析能力的进步来实现的。E．S．邓恩认为，社会科学的努力更多的是集中于对能维持现存的制度组织模式的研究，而不是对旨在转变这些模式的研究。不过，K．波拉伊却表达了一个社会科学知识对制度创新作出了贡献的更为乐观的观点。
不管对历史经验作出怎样的解释，但有一点似乎是很显然的，即在本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已对制度创新成本的降低作出了重大贡献。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制度设计以及管理能力都利用了社会科学知识，并已在许多国家有效地制度化了。在旨在实现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政策的设计与实施中，计划性的代理人和计划人已成为主导性的行动者。
研究工作者和计划工作者近来对那些在制度绩效方面能实现更大公平的制度设计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对获取经济与政治资源的相对劣势的无能为力（这是许多社会的主要情形）仍然是对实现因社会科学知识进步所可能带来的制度绩效增长的严重制约。
展望未来
正如我们在本文所概括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还是不完善的。很显然，这一理论对制度创新概念采取了一种渐进主义的方法。我们还没有对渐近主义方法的批评完全作出回答。然而，我们不得不从社会科学知识的观点来分析制度绩效的效率与公平的含义。不过，我们还没有像已经发展和实施了的诱致性创新检验那样提供一个可以进行严格的经验检验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假说。
很显然，在通过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的操作力量的市场中有一个严重的偏向——通过利用经济与政治资源以努力实现制度创新与效率，而且还没有一种理论或政治体制表明如何消除这一偏向。
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描述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确实为我们开辟了利用社会科学与有关专业的资源以发展与特定的资源和社会的文化赋予更为一致的制度创新。我们在以后还将在诱致性技术与制度创新的理论概念的逻辑下来检验与绿色革命相联系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它是发生于本世纪60和70年代的旨在增加发展中国家的食品生产的努力。因此，我们在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检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促进我们理解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的理论。
V．W．拉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