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将部分组织成本转化成他们自己的结果。但是管理者通过占用现金的或非现金的收益，他们必然会侵犯所有者的利益（个人具有最终的控制权），而且必然会引起所有者或多或少的反映。

    多年以前，科斯结合比较优势思想与通过市场的正交易费用概念，解释了企业内组织资源的优势以及企业的最优规模的基础。他的一个主要结论是：

    在边际上，在一个企业内的组织成本将等于在另一个企业的组织成本，或等于让交易由价格机制来组织的成本。

    尽管交易费用对于企业的存在和它的规模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这类成本也不是唯一要考虑的要素。按照阿尔钦和登姆塞茨的观点，由于企业所利用的不同投入所产出的总产品的不可分性，使对投入和报酬的计量成为非常关键的问题。即企业要面对监察合作性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成本。由于队生产的相对效率依赖于企业将报酬的变化与应对产出的变化负责任的人联系起来的能力，因此必须对它们作出准确的评估。在缺乏灵敏的报酬制度的情况下，合作性投入的生产率水平将会低于潜在的可能水平。

    这些考虑会直接导致特效用函数整合到企业理论中去。让我们来考虑一些非现金物品，如闲暇，有吸引力的工作条件，与同伴聊天的时间等等。接受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及企业总产出中存在不可分性的观点，经济学的逻辑会表明合作性投入具有偷懒的激励。有些投入的偷懒，必然导致企业的总产出降低。不过在同时，偷懒的人将享有更大的效用或满足，因为他偷懒所带来的主要成本（假定它是无法监察的）转给了其他人，而且

    ……在队生产过程中，由于对联合使用的投入有几个不同的所有者，这加重了偷懒问题，即对每一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无法监察，使它降到对服务的支付以下，加总起来，信息、监察和传达的费用更高。

    很显然，如果要使偷懒能得到控制，必须有人既具有监督队成员的绩效的权利，又对他自己具有极大的不偷懒的激励。为了达到这一结果，它必须拥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别的权利：（1）在向所有其他投入支付合约规定的数额后，他还具有获取残余的权利，（2）还具有中止或修定队成员的资格的权利（即这些权利的占有者是一些多边合约中的一个中心团体），（3）按照阿尔钦和登姆塞茨的观点，这一权利束确定了古典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制，而且，对这些权利的内容的准确分析还有待研究。通过考察基本产权的削弱如何影响决策者的行动，就可以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行为——公司，管制性企业，非利润企业等等展开新的研究。

    在一个最简单的应用中，产权方法可用于对古典企业的特征性的经营条件作出解释。其论点是基于大量类似的假定，因此可以说：（a）企业家所拥有的基本所有权可由上面的（1）－（3）来确定；（b）每一位决策者都表现为效用最大化行为；（c）对企业产出的需求是无限弹性的；（d）监察合作性投入的成本为零。以这些条件为基础，利润最大化也可能合理化，并能对各种拥有残余权利的投入形式作出可信的预言。我们知道，需求法则支配所购买的非现金品的比率，但是当合作性投入者发现，通过偷懒来获取非现金物品的成本受到抑制，其结果是不购买，所有者发现他要抑制非现金物品的购买的成本也很高。这一条件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在均衡时，他确信不再有生存利润。当然，这些力量的结果主要是强调利润的最大化。进而，所有者承担向其他投入的补偿，加上要求出售他的产权，这暗含着所有者的财富将采取土地、建筑、机械等等形式。即所有者会将物品转让给其他人，它们的市场价格反映了所期望的经济发展。

    研究企业理论的新趋向

    一旦产权方法中的一些基本思想为人们所接受，就可以将所建立的这个统一的分析方式应用到范围更广的关于不同企业的研究。因此，在讨论古典企业时所呈现的论点，就可以在增加一些变量后，应用于对其他企业的分析。通过考察合约安排的形式以及非现金品与收入之间的交易关系，就可以揭示具有不同特征的商业组织的类似点与差别，并能对任何企业的可能的行为作出系统的阐述。本节致力于将新的方法应用到四种类型的企业中去：（1）现代公司，（2）管制性企业，（3）非赢利性企业，（4）社会主义企业。

    现代公司

    观察表明，利润最大化不是企业的唯一目标，由此所引

    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企业的这一传统目标被放弃了。通常的说法是，股东的分散加上管理者在代理权的斗争中的优势，使管理者的权力上升，并减低了它们对所有者的依赖。与此同时，公司所面对的负斜率需求曲线则意味着市场中垄断能力的程度，并使管理者能相对有效地独立于所有者。一般的结果是，管理者在某些限度内能追求它们自己的目标，因而会将企业导向偏离所有者所期望的利润最大化状况。

    这一基本解释可以各种方式加以拓展，确实也发展了许多用于解释不同业务目标的新的模型。这类模型的缺陷是它们的目标常常只是分析一些特定的情形，其适用性非常有限。相比之下，产权方法则试图通过强调制度结构与经济激励之间的基本关系，以提供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框架。

    现代公司的独特性，实质上在于它与阿尔钦和登姆塞茨所定义的古典企业不同。尤其是，一个现代公司的所有者修正或中止队的成员资格的能力降低了。因此，公司所有者的产权束同古典企业相比削弱了。在经营上，这种股东对企业的权利的削弱所采取的形式是，所有者对管理者作出决策的控制能力降低了。当然，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由于管理者的决策会影响企业的现期价值。

    要注明的是，股东对企业产权以及对“管理者的支配”能力的削弱，并不是法律对私有产权的限制，而是由于所有者监督管理者的决策以及执行财富最大化行为的成本。如果股东权利的削弱是由于他侦察、监督及执行管理者的行为的成本超过了预期的收益，那末可以认为，股份的广泛分散是所有者造成的损失。因为企业股份所有制越是分散，股东再安排决策控制权的成本越高，管理者用其他目标来替代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就越容易。简言之，股东容忍财富减少的意愿由要求管理者保持财富最大化准则的信念的成本来决定。

    假设在基本的问题中包含着交换关系，因而可以用传统的理论来推断公司的行为，而不考虑它的目标是什么。管理者具有替代利润（股东的利益）去得到其他企图（管理者的利益〕的权力，但管理者在这—方向上的努力会受到他对股东的成本-收益计算的估计的制约；按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性问题是，要考虑影响对管理者的制约的因素，因而要决定市场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护股东的财富。

    A．市场定价。如果股票价格反映了管理者的当前决策所期望的未来结果的现期价值，顺乎逻辑的似乎是期望所有者分散的公司的股票价格标价会较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市场定价倾向于保护股东，而使管理者较少注意他们的财富。不过，这一预期还缺乏实证的支持。对这一结果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如下。在关于投资选择的信息既定的条件下，一个购买股票的人必然会自愿地放弃对他的投资基金的控制，而是雇佣一位他认为投资判断比他更好的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控制。如果管理者选择出售股份，他表明的意思可能是他不赞同企业管理者的决策。事实上，当他出售股份时“解雇”管理者，这即便是在分散所有制的公司也不是没有后果的。一个公司的股票的任何出售，都会明显地影响股票价格与所出售的股份总额的比例。换言之，一个人对管理者的权力，与他对公司的投资相对于其他投资者的数额直接相关。一般地，股东的不满越大，所出售的股份相对于它们的总额越大，公司的股票价格相对于其他公司就越低。当然，后一个条件是管理者所存在的很明显的危险。因此，所有者在市场上出售股份的自由，反映了当前的管理决策的资本化价值是对管理者以牺牲利润来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所施加的限制。

    B．管理的报酬。事实上，对管理者的补偿也增加了股东的财富，这表明他未来报酬的现期价值与他过去和现在的绩效高度相关。对管理者服务的未来需求以及相应的成本的理解，可以直接从传统的生产与交换理论中得出，在任何情形下，管理者所考虑的利润最大化以外的其他目标，也必然受到他自己根据较低的未来预期收益所估计的可能成本的制约。可以假定，他的决定是根据这—独立的行动的预期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平衡作出的。

    C．管理者之间的竞争。在学术性论文中，经常可以发现如“在通常情形下，没有一个股东集团能聚集足够的投票来与管理者集团挑战”之类的表述，这暗含着管理者是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垄断性集团，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或竞争。如果这一类估计是正确的，我们应能观察到在一个所有制分散的公司中管理者的办公室的较长期的租佃，对管理者的较大补偿和较小的利润。但是这里又需要有支持这些推断的证据。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传统的经济学逻辑必须给出一些凭据。即按照理论，我们应期望：（a）管理者之间存在竞争，（b）管理者可以通过在现在的工作中创造更好的绩效，从而被提升到更好的位置，（c）管理者具有通过消除与企业的经营相联系的其他一些“无效的”行动，从而努力取得个人进步的激励，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股东从这—类型的竞争中获益。

    从已论及的观点来看，可以相信的方面是在现代公司中的股东的财富是受到保护的。不过，所观察到的管理者的行为确实又与期望的利润最大化模式相偏离。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产权方法研究了偏离利润最大化所采取的形式，然后考虑了这些不同的政策对管理者的报酬支付与企业绩效的影响。论点的延伸如下：

    第一，企业的规模是与管理的补偿有关的一个重要因素。职员和总资产较大的公司倾向于提高管理者的薪水，因为管理者的边际产品依赖于他的决策所影响的资源的规模。因此，管理者有理由使职员的开支和投资水平超过仅从利润最大化考虑所需要的数额。正如威廉逊所注明的，一个重要的和可以检验的内涵是，“对董事会的较大的内部代理有利于注意管理者的目标，而这表现为一个很高的工资保持率。”他估计，“如果对董事会的内部代理加倍，工资保持率将增加12％。”

    随着贝克尔的开拓性的著作《歧视经济学》（1957年）的问世，管理者对非现金品的消费被正式引入生产与消费理论，而且这一类消费被认为是完全理性的行为，因而能进行系统的分析。贝克尔利用对歧视的偏好将非现金品引入到管理者的效用函数中去，但一般假定管理者会以牺牲股东的财富为代价去满足他的任何**。他所消费的特殊“物品”可能包括奢华的办公室，漂亮的接待员，并不很有效率但更为称心的雇员，利用到拉斯韦加斯和帕尔马海滨开会来进行经常的商业性旅游，等等。

    在同样的风格下，威廉逊将管理者的目标作为企业分析的一个整体部分，并发展了一些模型来揭示离散性行为的内涵、图1给出了一个关于这些本质思想的几何表述。曲线AA显示了企业在每一职员和离散开支水平时所获得的最大利润。如果股东的利益是管理者所唯一关注的，那末“职员”就只是为了寻求使利润增加，并在K点达到均衡。但是假定管理者时“职员’有正的偏好，UU这样的无差异曲线就是相关的了，曲线UU反映了管理者对利润和“职员”的不同组合的主观评价。在图中，所获得的最好的经营状况在L点。在这—点，他在机会曲线AKLA的制约下，效用函数达到最大。那末，L与K之间的纵距就代表了管理者通过削弱企业原来的产权，将股东的财富转给他的财富量。这一转移量等于或小于股东执行报酬K的成本。威廉逊提供了大量的例子来表明各种管理目标得以实现的组织和市场环境，并在这一过程中，表明了对他的模型的一般验证。

    总的来说，阿尔钦赞同这一研究线索，不过他认为，威廉逊的模型可以通过将管理者的现金和非现金收入分离开来而得到改进：

    如果这些非现金收益量能明确地包括在效用函数中，且表现为图形的一个轴，我们就可以引出均匀的效用曲线，以显示产生了管理者不变效用的现金与非现金的连续，那末，具有可行性功能的效用函数将能产生利润的等价形式以及向管理者支付的非现金管理利润形式。

    一个分散所有制的公司的管理者对他的服务所获得的总报酬一般要高于那些较不分散的企业的管理者。不过，传统的知识表明，对工作的竞争使管理者的离散性开支所起的作用要低于附着在这些情况下的现金薪水。产权方法强调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其分析不依赖于市场均衡过程的强弱。这里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对非现金品的消费要劣于货币收入的同等增加——因为货币常常能提供更大的选择范围。例如，假定一个分散所有制公司的管理者所消费的非现金品使股东花去100美元，但对他来讲只值20美元，那末，如果竞争使他的现金薪水低了20美元，他也不比那些不很分散的企业的管理者更划算，他的报酬既是异常的，又是更高的。

    总之，在更为分散的公司对管理的补偿形式，意味着这些公司的支出要大于那些较本分散的企业，不过在前一类中投资者的报酬至少要高于后者。因而，必然能作出的推断是，所有制更为分散的公司拥有一些重要的优势，允许它们能为管理者的报酬提供较高的成本。经济学逻辑也表明，如果向管理者所支付的整个报酬都是现金收入的形式，消费者向产出所支付的价格必然要高于他们所愿意支付的量。但是如果不是分散所有制的公司，这一价格将仍要低于可能存在的量，分散性公司的一个特别的生产率优势似乎能使价格水平保持适中。

    关于生产率的优势的可能原因问题还需要得到满意的回答。不过，阿尔钦已表明，通过研究公司内部的配置过程可能会找到所需要的答案。

    通用电气公司的内部资本和人事市场要优于原子的，即所谓纯粹竞争性市场，它之所以优越，其理由是因为在通用电气公司内收集与评价信息的专家所获取的报酬更为完全……我假定，通用电气公司财富的增长明显地来自于它的交换与再配置资源的内部市场优势——这一优势来自于……较廉价的信息……许多在一个传统市场中是外在的“知识效应”在这里会内化为企业的内部收益，它是那些生产它们的人的激励和报酬。

    管制性企业

    管制性代理人将一个“公正的报酬”准则如公共使用、电话公司等强加给了企业。管制性代理人的基本目标是要保证一个企业的实际报酬等于或接近“公正的报酬”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代理人可能会施加压力使价格向上或向下调整。既然进入一个管制性行业会受到很严格的控制，一个现存企业所获得的残余就可能超过公正报酬标准。不过，代理人的作用是保证公共利率以使任何超额利润都能以一个较低的价格在消费者那里通过。那些确定管制企业的所有制的产权束的削弱采取了一种特定的形式：对所有者的残余权利施加法律限制。给定这种产权削弱的形式，产权方法的逻辑表明，股东将会容忍管理者在竞争的压力下的行为，由于管制对利润设了一个上限，管理者就可以在不减低所有者的财富的情况下在很广泛的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

    实际上，管理者发现，要将企业的潜在利润以上的“公正报酬”转化成非现金品的消费是不费成本的。这—情形是管理者掌握了较高利润的收益，以及管制性代理人通过报告所从事的业务的较高的成本，从而隐瞒了真实的利润。这一成本曲线的向上调整，以及相应的对价格－产出等式的效应，意味着是管理者而不是消费者占用了股东的财富损失的整个份额中的主要部分，尽管不是它的全部份额。阿尔钦与卡塞尔、埃弗尔齐与约翰逊、贝克尔、埃克科特、莱维、谢尔曼等人从逻辑和实证的基础论证了非现金品的价格在管制性企业的管理者那里要比在一个现代公司的同事那里为低。管制性企业的管理者消费了更多的非现金品，其结果与对管制性行业的份额的定价直接有关。对残余方式的产权的削弱，即对现行管理政策的未来结果的市场评价，对一个管制性企业的所有者并不很重要。因此，对一个正规公司的管理者来讲，就不存在非现金品的价格。

    非赢利性企业

    属于这一类的企业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大学，共同储蓄和贷款协会，基金会，运动协会，医院等等。不过，它们有一个重要的要素是共同的，所有这些各异的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是；没有人能声称他具有占有残余的权利。换言之，现行的管理决策的未来结果不能资本化。因此，管理决策在估价时是有成本的，经济理论表明，在这些条件下，管理者将使用潜在利润以获取更大的非现金性的效用。此外，有些好处可以从搭卖销售中获得（消费者如果从共同储蓄和贷款协会所有的公司购买保险，他就可以得到贷款）。人为的短缺（一种物品的定价低于均衡价格）的产生会允许管理者进行有利于自己的交易，即人为的低价和真实成本之间的边际可能被用着效用增加的交易条件。总之，非利润企业的管理中，通常有一个以牺牲企业的顾客和老板为代价来增加非现金收入的范围。

    社会主义企业

    产权方法被证明对在社会主义环境下经营的企业的行为的解释也是适用的。确定苏联企业的所有制的产权束的内容与现代资本主义公司的所有制的产权束的内容就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我们知道，在后一类组织中，雇用的管理者具有追求他们自己的独立利益的自由。在既定的较高的侦察、监督和执行成本条件下，一个分散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发现，各种类型的效用所产生的行为的“价格”相对较低，他对其中某些行为的“购买”是以牺牲股东的利益为代价的。确实，关于制度结构的知识使我们能预期管理者的某些特定的行动，如对非现金收入的消费，保留工资与利润的维持超过股东的时间偏好等等。但是，当以这种形式来看待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的地位时，也可以简单地认为苏联的管理者在他的企业中实质上也享有类似的权利，即苏联的管理者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同资本主义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关系相类似。国家对管理者所期望的行为模式的侦察、监督与执行成本显然要大于零，而且事实上可能很大。因此，苏联的管理者可能在他自己对这些成本的估计中，削弱了国家的企业所有制，或在同样的事情上使用企业的资源时，以牺牲政府的目标为代价来增加他个人的满足。

    苏联经济的观察者常常提请人们注意管理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违背政府规则的倾向，并留下了一些独立的决策余地。不过通过使用产权方法，这些所谓的“非正规”活动能很容易地纳入标准的生产与交换理论中去。因此，苏联的管理者渴望配置较多的生产性投入，保持一定的不上报的投入和产出存量，他为他的工厂所作出的生产努力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些旨在提高个人地位的策略。

    这些问题可以被正式地理解为是管理者在某些技术和制度制约下，寻求他的效用函数最大化。这一模型不仅为可观察到的苏联管理者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合理和系统的解释，而且为洞察在整个经济体制的运作下的管理决策的效应提供了方便。例如，它可以表明，苏联管理者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有助于减低中央经济计划的浪费和无效率。即苏联政府从苏联管理者的从事“不当行为”的能力（和意愿）中获利，进而西方经济学家的中心观点是，苏联的管理者具有很强的创新动力，假定他所选择的技术改进的效应是国家所知道的。

    产权方法还可应用于分析南斯拉夫的劳动管理的企业。从1965年的经济改革以来，制度结构是南斯拉夫的企业雇员拥有残余，进而，通过民主选出的工人委员会，工人拥有修改或中止合约规定的权力。不过，企业雇员的产权束的内容不同于西方股东的产权束内容。很显然，南斯拉夫的工人既不能将他们的权利出卖给其他人，在他们离开时也不能带走。因为按照南斯拉夫的法律，一个人对企业的资本存量没有所有权，仅仅拥有使用资本的权利。因此，一个人进入企业时能获得残余的一个份额，当他离开企业后所有这些权利就都失去了。进而，企业具有无限地维持企业的资本存量的价值的法律责任（即折旧和从残余中获得其他配置）。

    那末，南斯拉夫企业中的雇员的地位与西方股东比较主要有两点不同：第一，南斯拉夫工人对管理者的占有行为的侦察、监督和执行成本可能较低。不过，这里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不完全清楚的是，雇员对商业机会的知识有限，加上不存在对现行管理政策的未来结果的市场评价，只能通过对管理者在工作中的行为的观察来补偿。第二，南斯拉夫企业的雇员面对两种不同的增加财富的选择；（a）留一部分残余给企业以购买追加的资本品，（b）将整个残余全部作为工资，然后以储蓄帐户、珠宝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个人投资。不过要再强调的一点是，在（a）和（b）的情形下的所有制的条件具有很大的不同，这一不同会影响相应方面的报酬的比较。既然从对资本品的联合投资与保留工资的报酬的获取形式是使工资增长，因此，只要雇员留在企业，对这一投资所要求的内部报酬率必然会远远高于全部拥有资产的报酬率。从而使得（a）类的投资宁愿转向（b）类，这两个比率之间的“均等的”差别可以估计到，而且正如所注明的，它们是由于产权内容的不同。用瓦来克的话来说就是：“所有的资产的利率与对非所有的资本品的内部投资的报酬率之间的差别会导致混乱和无效率……任何一个受过经济学基本训练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认识到这一点。”

    似乎有理由认为，如果沿着特定的产权结构的内涵进行系统的探索，就能解释在南斯拉夫经济中所观察的许多现象。我们的理论告诉人们，确定南斯拉夫企业的产权的内容，加上资本市场体制的缺乏，将影响工人的时间偏好和他们对投资的选择。这些条件又表明，银行体制在解除由自动储蓄对投资率所施加的限制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预言，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企业所面临的严重的债务危机以及很高的失业率，都是南斯拉夫近期历史的特征。产权分析还会不自觉地为南斯拉夫一些反对加速扩大市场机制的观点提供支持，因为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支持者似乎十分朴素地期望，市场力量的运作会产生在西方一样的结果。改革者在结果与预期不同时，他们又对此产生了疑问，他们的主张在南斯拉夫的统治集团中削弱了，所谓的“集中主义”变得更强。不过实际的问题并不值得如此疑虑，市场力量在南斯拉夫体制中以非常正规的方式运作。困难的问题在于改革者并没有将产权关系的行为效应纳入到标准的生产与交换理论中去。

    小结

    在以上几节里，我们试图系统地阐述过去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产权文献中的主要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产权的贡献是一个独特的和分别的应用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量的议题得到了论述，而且没有确立一个绝对的方式值得或不值得将它们纳入到产权研究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产权分析试图依赖和结合传统理论，以至在一个极端上可以说：产权方法使微观经济理论得到了恰当的发展。但是对于更深入的分类问题，产权文献在有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可信性，这些著作的主体似乎是具有某些特征的。我们可以描述如下：

    （1）最大化行为作为一种规范被接受，假定每个决策者都受自利动机的驱使，并能有效地达到更好的境地。因此，一个人无论他是苏联的管理者，还是西方的企业家，都假定他在制度结构所允许的限度内追求他自己的目标，他的效用能达到他所能达到的均衡状况。

    （2）经济活动所发生的制度环境将会得到明确的说明。尤其对所研究的每一情形，合约活动中的现存的财产关系，交换，监察和执行成本都得到了很清楚详细的说明。产权文献通过建立更为一般的最优化模型，从而能考虑更大范围的制度论据，因而拓宽了生产与交换理论的应用范围。

    （3）可信的事实是，市场逻辑可以富有成效地应用到大量的实际问题中去。因此，讨论的中心是经济效率及在怎样的条件下市场应该或不应该被延伸到新的领域。

    （4）它们强烈地关注了选择的个人基础，假定一个人的偏好和价值只有通过市场和政治行为才能得到反映。因此，当一些代理人或团体所作出的选择会外在地对个人产生直接影响时，社会福利功能在这一类模型中要么被忽略掉了，要么被排除在基础之外了。

    （5）它们的一个中心目标是要建立对于经济运行的有意义的观点，理论和实证研究将混合在一起，以发展出能进行直接检验和证明的假说。

    我们说产权文献具有这些显著的特征，并不是表明其他方法就不能分享所注明的成果，或其他研究线索就没有价值。不过，产权分析确实提供了一个了解经济问题的独到而有用的方式。它们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文献给出了一些仍有生命力的证据，并在将来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E.G.菲吕博腾

    S.配杰威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