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出古典悲剧是帖木儿的自我表现。剧的主要特征是具有以后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一种一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并与之相一致的虚伪。他是一位具有福熙式灵魂的拿破仑，是阿提拉后裔的菲利普二世。像“埃斯科里亚”中的人物“阴沉、郁郁寡欢”。正像对宗教的虔诚一样，他还是一位无畏的战土和经验丰富的、深谋远虑的指挥者；是艺术家和文人的朋友，像泄刺只人一样赞赏波斯诗——由于夺取巴里黑而成了中亚至高无上君主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帖木儿在获得权力过程中的深谋远虑，以及在必要时可以屈服，在竞争需要时可以流亡的冷静态度，使人想起了成吉思汗。像这位蒙古征服者一样，河中的这位领导者开始也是默默无闻的，在忽辛这样缺乏勇敢和坚定的封建主手下作为属臣为他效劳，正像成吉思汗在愚钝的王罕手下效劳一样。帖木儿逃往呼罗珊，以及他从锡斯坦到塔什干的冒险生涯使我们想起了成吉思汗在班朱尼河畔的不幸岁月。他与忽辛的决裂正像成吉思汗曾经与克烈王的决裂一样，无论如何，在表面上是一丝不苟地格守了协定的。《武功记》用李维式的叙述，加上虔诚的穆斯林腔调和抹去了蒙古牧民的粗野无知，回忆了《秘史》中那段著名的、史诗般的申诉。但是，一旦法律在他一边，并以援引的古兰经为根据时，就轮到帖木儿采取背信弃义的方式保卫自己，反对原盟友的背叛行为（无论是真有其事或者只是帖木儿的猜测），他像成吉思汗推翻脱斡邻勒一样地进行突然袭击并打垮了忽辛。

    然而，成吉思汗完成了他的事业。他宣布自己是“罕”，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在他之上，他没有保留比他更有牢固合法性的某位（即古代蒙古诸王的直接后裔）形式上的君主。更不用说他会考虑在克烈王的弟弟，或者是在金朝皇帝的庇护下去征服远东了。帖木儿在征服巴里黑时确实自称为王。1370年4月10日（当时他34岁）“他登上王位，戴上金王冠，系上帝王的腰带出现在诸王公和异密们面前，他们都跪在他面前。”《武功记》使我们确信，他宣布自己是成吉思汗和察合台的继承人和接续者。但是，他的称号仍不明确，直到1388年，他才明确地采用“苏丹”称号。最重要的是，他不敢废除成吉思汗家族的傀儡皇帝们，尽管他与忽辛扶上王位的哈比勒·沙汗公开站在忽辛一边反对他。事实上，正如《拉失德史》透露的那样，他确实考虑过要摆脱汗这一包袱，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为了得到河中贵族们真正的服从，他必须在不可争辨的合法原则幕后行使权力。因此，他所做的仅限于处死哈比勒·沙汗，由另一位忠于自己的成吉思汗宗王锁咬儿哈的米失取代之，锁咬儿哈的米失作为河中帖木儿王朝可汗从1370年一直统治到1388年。他死之后，帖木儿提名他的儿子继位，是马合谋汗（1388－1402年在位）。帖木儿政府颁发的敕令，都以适当的尊重和合乎礼仪的方式签署着这一显赫家族后裔们的名字。他们无疑是一些由帖木儿任意指派的、完全屈从于他意志的、徒具虚名的稻草人，没有人会想到，或者是留意这些可怜的无名之辈。杜格拉特部穆罕默德·海达尔二世后来写道：“在我那个时代，撒麻耳干的可汗们被看成政治囚犯。”

    然而，帖木儿以不坦率和诡辩的态度对待政治统治权问题是事实。他不敢重新制定一套全新的法律，而是甘愿造成一种新的局面，事实上是用突厥统治取代蒙古统治，以一个帖木儿帝国取代一个成吉思汗帝国。在法律上，他要求的不是根本上的改变。因此，他从未说过他要废除成吉思汗的札撒，而赞成沙里亚法或者说穆斯林法律。尽管确实显得有些奇怪，伊本·阿木拉沙称他是一位不虔诚的穆斯林。因为他“宁可用成吉思汗的法律而不用穆斯林法律”。当然，这可能纯属形式上的指责，因为在中亚居民的眼中，帖木儿极力做出成吉思汗继承人的样子，甚至是又一个成吉思汗。在实践中，事实却相反。他不断求助的正是《古兰经》，预言他将成功的是伊玛目和托钵僧。他的战争将具有圣战的特征，即使是在他与穆斯林作战时（情况几乎总是这样）。他只得谴责这些穆斯林，即谴责最近才皈依伊斯兰教的伊犁和回鹘地区的那些察合台人，或者是谴责容忍数百万印度教臣民的德里苏丹们（他们制止屠杀）对伊斯兰教的冷淡。

    从一开始，帖木儿帝国就是不平衡的，缺乏成吉思汗国的稳固和持久。它的文化是突厥－波斯的，它的法律体系是突厥－成吉思汗式的，它的政治－宗教信条是蒙古－阿拉伯式的。在这方面，帖木儿具有欧洲的查理五世皇帝一样多的特征。但是，在他本人身上，这些矛盾并不明显，或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