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被看成人类的灾难之一。他是12个世纪中草原游牧民对古代定居文明入侵的典型。确实，在他的先祖中不曾有人留下了如此可怕的名声。他使恐怖成为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他对东伊朗的破坏在令人产生的恐怖方面超过了欧洲归咎于阿提拉的和印度归咎于摩醯逻矩罗的破坏。不过，我们应该记住他的残酷主要是由于他那刺人耳目的环境造成的（在他周围是全突厥－蒙古种人中最粗野的兵士），而不是他生性残暴。在这一方面，另一位屠杀者、帖木儿更能说明问题，因为他比成吉思汗要开化得多。这位蒙古征服者强制推行的集体处死构成了战争体系中的一部分。它是游牧民使用的一种武器，用来对付那些没有及时投降的定居民族，首先是对付那些投降之后又反叛者。糟糕的事是这位游牧者几乎不理解农业和都市经济的性质。在征服了东伊朗和中国北部之后，他认为通过夷平城市和破坏农田，使这些地区变为草原是很自然的事。一千年之久的传统，即在文明的门槛边和古代农耕地边缘上寇掠，当他给这种极大的乐趣下定义时，他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妻痛哭，纳其美貌之妻妾。”反过来，他一想到他的后代们将抛弃艰苦的草原生活而向往定居生活时，他悔恨地沉思：“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美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

    1219年的道教碑，是在李志常的提议下刻建而成，李志常于1220－1223年曾伴随著名的邱长春访问过这位征服者，碑文以道教的富于哲理性的语言细致地复述了这位游牧民的皇帝，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功绩给这位中国人所留下的印象：“天厌中原骄华大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坚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佑，获承至尊。”

    按成吉思汗的生活方式、周围环境和种族结构，他似乎是一种思考型的人，具有健全的常识，特别善于权衡利弊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对友谊忠贞不移，对坚定跟随他的人十分慷慨和充满深情。他具有真正统治者的素质——即游牧民的统治者，而不是定居民的，对于定居经济，他只有最模糊的概念。在这一限度内，他显示了对秩序和统治的天才。与粗野的蛮族感情融合在一起，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高贵和崇高的思想，靠这种思想穆斯林作家们所“诅咒的人”获得了他作为人的适当地位。在他的头脑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叛逆者有着本能的憎恶。那些背叛倒霉的主人而讨好他的奴仆们，被他下令处死。另一方面，他常常奖励他的敌人中对其主人忠贞不渝的人，并吸收他们为自己服务。《史集》和《秘史》把诸如此类的品质都归于他身上，强调他不仅在困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而且他的统治是有健全的道德基础的。他把弱者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且以始终不移的忠实保护他们。汪古部首领阿刺忽失的斤因与他并肩同乃蛮人作战而被谋杀。他恢复了该家族的首领地位，将其子纳为部属，并嫁女儿给他为妻，确保其家族财产不受侵害。在以往战争中的失败者们——回鹘人与契丹人——发现他是他们可信赖的保护者，正像以后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找不到比他的孙子们更为可靠的保卫者一样。在辽东，契丹王耶律留哥从一开始起一直是成吉思汗的属臣，他在与花刺子模的战争期间去世。当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他的最后一次战争时，耶律留哥的遗孀找到了他，成吉思汗非常仁慈地欢迎她，对她和她的两个儿子表示了慈父般的关怀。在所有这种情况下，这位身穿兽皮的游牧人，灭绝民族的人，表现出天生的高贵、极端的谦恭，是一位甚至连中国人也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