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取得像真正的蒙古人（或者说成吉思汗的后裔）那样的世界性的名声。

    据拉施特哀丁收集的蒙古传说，蒙古人在很早时期被突厥人打败，只得逃到额儿古涅昆山区避难。波斯史家们估计在大约9世纪时，蒙古人的祖先们已经从额儿古涅昆山下来，进入色楞格河和斡难河［鄂嫩河］平原。同样的传说还记载了关于神话中的女祖先阿兰豁阿的故事。据说，阿兰豁阿在其丈夫朵奔蔑儿干死后，感天光而怀上了尼鲁温蒙古人的祖先。最后，传说中认为尼鲁温蒙古人的李端察尔是成吉思汗的八世祖。

    12世纪，蒙古人分成许多兀鲁思，据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解释，兀鲁思一词表示部落和小民族两个意思。这些独立部落之间互相争斗，并与他们的邻居，特别是塔塔儿人交战。成吉思汗出身的家庭是属于孛儿只斤氏族（斡孛黑）和乞颜分族（牙孙）。后来，成吉思汗成功以后，蒙古部落根据是否与乞颜族有关系而分为两支，这一做法已成习惯。有关系者由光之子尼鲁温，或者说由纯种蒙古人组成；无关系者纳入都儿鲁斤族，他们享有低一等的血统。尼鲁温族中有泰赤乌惕部（Taijgot，Tayichi’ut，或Taiji’ut，他们似乎稍微远离蒙古主体，居住在更北面，在贝加尔湖以东）、乌鲁尔德部（urn’ud）和忙古惕（Manqud）部、札只刺惕（Jairat或Juirat）部。巴鲁刺（Barula或Barla）部、八邻（Ba’arin）部、朵儿边（Dorben，今杜尔伯特Dorbot）部、散只兀惕（Saljigut或Salji'ut）部、哈答斤（Qada－gin，Qatagin或Qatakin）部；在都儿鲁斤族中有阿鲁刺惕（Arulat或Arlad）部、伯牙吾惕（Baya’ut）部、火鲁刺思（Qorola或Qorla）部。速儿都思（Suldu）部、亦乞刺思（Ikira）部、弘吉刻惕（Qongirat或Qngirat，Qongarat，Qongrand）部。弘吉刺惕部似乎更朝东南方，在兴安岭北面、塔塔儿境附近漫游。札刺儿部（Jelair）通常被列入蒙古人之中，人们认为该部或者是分布在希洛克河和色楞格河合流处的南面，或者是在鄂嫩河（斡难河）附近，札刺儿部可能是降为蒙古人藩属的一支突厥部落，并且被当时传说中的蒙古英雄海都的蒙古人同化。

    从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上看，在12世纪末期，他们从理论上可能已经区分为草原畜牧部落和森林渔猎部落。在蒙古－西伯利亚的边境上，蒙古人的家确实是在南部的草原地带（不远处是沙漠）和北部的森林地带之间的马背上。格纳德认为，最初的蒙古人不是草原民族，而是来自森林山区的民族，“他们的森林起源可以从他们大量使用的木制车上看出来。甚至今天的蒙古人也与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不同，他们用木制的小桶而不用皮袋子。”草原部落，特别是游牧的部落，为追逐草场而作定期迁徙，在停留之地支起法国人（不正确地）称为“禹儿惕”的毡制帐篷。森林部落住在用烨树皮搭的小棚里。

    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发现畜牧部落——两种民族中较富裕者——是由一个很有权势的贵族阶级领导，他们的首领往往带有下列称号：巴哈秃儿或巴阿秃儿（baghatur或

    ba’atur，即勇士）和那颜（Noyan，领主），薛层或薛禅（Sechen或Setsen，蒙古语：贤者），必勒格（bilga，突厥语：贤者），太子（t’al－tsi或taishi，汉语：王子）。符拉基米尔佐夫写道“这个贵族阶级中的巴阿秃儿和那颜们首要关心的事情是发现牧场和保证必要数量的依附者和奴隶，以照看他们的牧群和帐篷”。这个贵族阶级统治着以下社会各阶层：武士或亲信，他们是有一定自由的人或那可惕；平民（哈刺抽）；最后是奴隶（孛斡勒）。奴隶集团不仅包括单个奴隶，还包括成为战胜部落的臣仆或奴隶的战败部落，他们为主人看管牲畜，战时也作为辅助军出征等等。

    也是根据俄国的蒙古问题专家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看法，在森林狩猎人的部落中，贵族阶级未享有在草原游牧民中那么重要的地位。他们指出，森林部落主要是处于萨满的支配下。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当萨满们将王室地位与魔力结合起来时，他们取得了别乞的称号。在成吉思汗时代，斡亦刺惕部和蔑儿乞部的首领们确实拥有别乞称号。在所有的突厥－蒙古种民族中，萨满或巫师（古突厥语称昆木，蒙古语称孛卡和萨满，通古斯女真语的汉译名萨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萨满阔阔出在成吉思汗帝国创建中所发挥的作用将在后文叙述。

    上述区别实际上远不如牧人和林中百姓这两个名词所引出的区别明显。例如，在蒙古人中，泰赤乌惕部属森林狩猎者，而成吉思汗被认为是出生在一个牧民部落，此外，所有的突厥－蒙古人都是一种或另一种的狩猎人；林中百姓甚至在隆冬季节（这时他们穿上木或骨制的滑冰板）也要猎取用来交换的貂鼠和西伯利亚松鼠，而畜牧者在无垠的草原上用套索、弓箭追逐羚羊和捕捉鹿。草原贵族则用猎鹰狩猎。随游牧环境的变迁，一个氏族可以从一种生活方式变成另一种。成吉思汗年轻时，他的父系亲属们夺取了他父亲的牧群，在他能够在马群和羊群中逐渐发迹之前，他同他的母亲和兄弟们一起过着悲惨的渔猎生活。

    总的来说，森林部落似乎更加野蛮，除了通过游牧民的隔离地，他们无法与文明生活接触。游牧民由于接近中戈壁的回鹘人、辽河畔的契丹人、或北京的女真人而受益。虽然他们没有城市，但是在迁徙过程中出现了帐幕群阿寅勒。竖在轮车（合刺兀台·帖儿坚qara’utal

    tergen，或合撒黑·帖儿坚qasaq－tergen）上的毡帐围成圈（古列延），或暂时的聚集群——未来城市的萌芽。人种史研究者注意到从森林蒙古人的简陋小棚到游牧民的廓尔（或称毡帐）的进展。毡帐易于折叠和撑开，在13世纪成吉思汗国的大汁们时，毡帐变得如此宽敞、舒适，还有带绒毛的皮毛地毯，以致它成为真正的旅行宫殿。然而，自近代蒙古人衰落以来，廓尔也退化了，它不再有13世纪时用来通气、排烟的小气管。

    最后，蒙古民族中森林狩猎者与草原游牧民之间的区别可以从两种主要的营帐群上看出来：（1）像刚才描述的廓尔，或称圆形毡帐，它需要大量的杆和木条，表明了该族人曾住在森林地带内。（2）低矮、宽大的羊毛毡，即迈克罕（maikhan），对于生活在无林木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容易建造。在成吉思汗时期，毡帐常常架在车上，便于运输——至少是在平原上——使真正的“游牧城市”的移动成为可能，这种运输方式现已消失。

    然而，如果把到12世纪时期的蒙古与9世纪的蒙古相比较的话，那么，在文化上肯定是衰退了。突厥人，主要是回鹘人，在鄂尔浑流域统治的时代，他们已经开始形成了农业中心。随着他们于840年之后被黠戛斯人所取代，这一地区回复到草原生活。鄂尔浑河畔的突厥或回鹘碑文给人以文明程度相当高的印象，这种印象在成吉思汗史上不再感觉到。840年，黠戛斯对鄂尔浑河地区的占领窒息了由摩尼教徒们带来的叙利亚一粟特文明。黠戛斯人于920年被赶走，使这一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因为，如上所述，回鹘人拒绝返回鄂尔浑河畔。能够渗入蒙古的很少的文化是来自这些回鹘人，他们已在地处更南方的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和吐鲁番定居，沿着这条道还传来了聂思托里安教。但是，正如卢布鲁克的记载所指出的那样，在蒙古，聂思托里安教在与萨满教争夺蒙古首领们的精神世界时，正是聂思托里安教几乎倒退到了萨满教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