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确保了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绿绿洲链上贯穿大陆的贸易的自由畅通，中国在东汉时期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有利于佛教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传播，随之也带来了印度文学和希腊艺术。或者，更确切地说，沿着丝绸之路（也是来喀什噶尔和中国布教的印度佛教徒们所走的路），贸易和宗教一起把希腊－罗马艺术带来了。马厄斯·梯梯安洛斯的代理商们的活动与佛陀使者们的活动大多是具有同样目标的。

    当时最繁华的商路似乎是南道，即经过莎车和于阗的那条路。在约特干，即古于阗，奥瑞尔·斯坦因探险队发现了瓦伦斯皇帝统治时期（公元364－378年）的罗马钱币，在于阗东部的刺窝，探险队偶然地发现了一组纯犍陀罗式风格的希腊－佛教式浅浮雕，上面刻有精致的希腊服饰。稍稍再往东，在尼雅境内一个3世纪末期废弃的遗址上，发现了罗马图章、凹雕和印度－塞人的钱币。在罗布泊西南的米兰，即在原鄯善国境内，这支探险队发现了一些美丽的希腊－佛教式壁画，主要画的是佛陀及其僧侣和明显具有罗马－亚洲外貌的、带翼的天使。这些壁画都注有印度字“Ti-ta”——已经认定“Tita”一名就是Titus——显然，它们全都是属于公元第3和第4世纪。

    在中国和平时期，大批的佛教使者正是经过这条丝绸之路纷纷来到中国的。帕提亚人安世高于148年抵达中国并于170年在中国去世。印度人竺朔佛和月氏人（即印度－塞人）支谶大约在170年同到中国，在都城洛阳建立了一个宗教社团。一个月氏使者的儿子支曜在公元223至253年间把一些佛经译成汉文。提到这些月氏人是很有趣的，因为它表明，正是这个当时地跨阿富汗、犍陀罗和旁遮普的贵霜帝国，利用丝绸之路，对塔里木盆地和中国的佛教宣传作出了很大贡献。除了这些贵霜或印度的使者们外，还有许多帖提亚的皈依佛教者继续进行在亚洲高原和远东地区的改宗工作，了解这些并非没有价值。在中国的佛经《三藏》上，录有那些经过塔里木到中国工作的佛教使者和翻译家的名册。在塔里木地区，来自东伊朗和西北印度的另一群僧侣从事翻译工作，将神圣的梵文写本译成从东伊朗语到库车语的各种方言。著名的鸠摩罗什（344－413年）的例子就很突出，在此值得回顾一下。

    鸠摩罗什生于定居在库车的一个印度人的家庭。其祖辈在库车享有很高地位。其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希望抛弃世俗的高官厚禄，投身于寺院生活，但是库车王强迫他继续担任世俗官吏，并嫁其妹与之为妻。这次婚姻生下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自幼随母到克什米尔学习印度文学和佛教。在他返回塔里木时，访问了喀什，他在此逗留了一年，继续研究《论藏》。在他的传记写本中表现出当时的喀什像库车一样，是印度思想活跃的中心——以致于两城的统治者争夺把像年轻的鸠摩罗什一样有学识的僧侣留在自己宫中的荣耀。当鸠摩罗什回到库车时，汉译音名为帛纯的库车王很欢迎他，莎车王的两个孙子成了他的门徒。他与他的印度老师卑摩罗义（Vimalaksha，其祖籍是克什米尔）一起住在库车，直到382－383年。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382－383年中国将军吕光入侵库车后，他带着鸠摩罗什一起返回中国。吕光的故事为库车宫殿的辉煌壮观提供了证据，该宫殿令这位中国的征服者吃惊。吕光的惊讶致使人们推测他在库车所见到的建筑物和艺术品是印度和伊朗传统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也就是说，正像哈辛断言的那样，最古老的克孜尔画必定是这一时期前后的作品。

    亚洲大陆的文明，正像这些例子所反映的那样，明显地分成两个长形地带。在北方，从黑海地区的俄罗斯到满洲地区和鄂尔多斯，属草原艺术：精致的游牧艺术，以刻在青铜烛台和工具柄端上的、具有明显装饰性的程式化动物艺术为特征。在南方，从阿富汗到敦煌的丝绸之路，经过围绕塔里木盆地的两条绿洲链，在这些商路绿洲上的定居民族中，存在着直接受到希腊、伊朗和印度艺术的激发而产生的绘画和雕塑，这三种艺术都是沿丝绸之路传播的，并且由于佛教的需要，与佛教渗和在一起。

    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这种塔里木艺术的起源必须在阿富汗的地区寻求。在阿富汗的喀布尔谷地中，第4世纪的贵霜朝中的最后几位国王已经受到萨珊波斯的强烈影响，并被纳入它的轨迹，这一点可以从赫兹菲德和哈辛所研究的贵霜——萨珊钱币上看到。萨珊佛教文明和萨珊佛教艺术产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