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伊朗人种的游牧民（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占据着草原地带西部即南俄罗斯时，无疑地还包括图尔盖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东部是处于突厥－蒙古种民族的统治之下。其中在古代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是以“匈奴”一名而被中国人所知。匈奴一名与后来罗马人和印度人称呼同一蛮族的名称（Huns［Hunni］和Huna）是同词源的。可能这些匈奴人（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才在中国编年史上清楚地记载了匈奴一名）在公元前第9和第8世纪时已经被中国人称为严狁。更早一些的时候，他们可能被称为“草粥”，或更含糊地被叫作“胡人”。在历史的黎明时期，中国人所知的胡人是指那些当时居住在中国边境上，即在鄂尔多斯、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的那些民族。马斯佩罗推测：所谓北戎即“北部之戎”，分布在今天的北京西部和西北部，是一支胡人部落。其他的部落在公元前第4世纪时已经归降于赵国的中国人。赵武灵王（大约公元前325－298年在位）甚至从他们那里夺取了山西最北部（大同地区），实际上还夺取了今鄂尔多斯北部地区（约公元前300年）。正是为了有效地防范这些游牧民的进攻，秦国（陕西）和赵国（山西）的中国人都改他们的重车兵为灵活的骑兵。这一军事改革带来了中国服装上的彻底变化；弓箭时代的长袍被从游牧民那里学来的骑兵裤子所取代。从游牧民哪里，中国武士们还模仿了羽毛装饰的帽子、“三尾服”和后来对名为“战国时期”的艺术起到很大作用的“带扣”。也正是为了防御匈奴，赵国及其邻近诸国的中国人开始沿其北部边境垒起最初的城墙，后来秦始皇统一和完成了城墙的建筑，成为了长城。

    据中国史家司马迁记述，正是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匈奴似乎成为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他们由一位名叫单于的首领统帅着，单于的全名汉文译音是撑犁孤涂单于，中国人把这些词解释为“像天子一样广大的首领”。在这些词中可以发现突厥－蒙古语词根，特别是“撑犁”是突厥－蒙古语词（Tangri，天国）的译音。在单于之下，有两个最大的官职，即屠耆王，意为左右贤王。汉文译音“屠耆”与突厥字（doghri）有关系，意思是“正直的”、“忠实的”。就基本上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所能谈到的固定居住地而言，单于住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于的继承人——住在东面，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住在西面，可能像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的那样，在杭爱山区、今乌里雅苏台附近。接下去，匈奴统治集团内依次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然后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个游牧民族，在行进时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一般行进的方向是朝南，这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已成为习惯；类似的现象在匈奴的后裔、6世纪的突厥人中，以及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都可以看到。

    中国人描绘的匈奴肖像上的特征，我们在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和蒙古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威格尔概括道：“他们的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领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耳环。头部除了头顶上留着一束头发外，其余部分都剃光。厚厚的眉毛，杏眼，目光炯炯有神。身穿长齐小腿的、两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