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事实是这些游牧民对南方的文明帝国所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反复出现，直到征服成功。游牧民的袭击简直是一种自然规律，是由盛行于他们土生土长草原上的各种条件所决定的。

    当然，那些留在贝加尔湖畔森林地带和黑龙江的突厥－蒙古人仍然是未开化的人，靠渔猎为生，如到12世纪时期的女真人和直到成吉思汗时代的“森林蒙古人”，他们被森林隔离地带严严实实地封锁住，不可能想像还有其他的、令人羡慕的地区。这与草原上的突厥－蒙古人不同，草原牧民靠饲养牲畜过活，因此，他们由于需要成了游牧民：牧群追逐牧草，他们跟随牧群。

    加之，草原是马的故乡。草原之子是牧马人出身。无论是西方的伊朗种人，或者是东方的突厥－蒙古种人，是他们发明了骑马服，正像在博斯普鲁斯出土的辛梅里安人时期希腊花瓶上所看到的斯基泰人所穿的服装一样，或者像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听到的那样，中国人于公元前300年在骑兵交战时仿效匈奴人，以裤子取代了长袍。闪电般突然袭击的牧马人是能在远距离射中敌人的马上弓箭手，他们在撤退时能发射出箭（即帕提亚之箭，实际上是指斯基泰人和匈人之箭），他们在交战时所使用的武器，同他们捕捉野味或母马时所用的一样，都是箭和套索。

    在这些袭击的门槛边（此处是草原的尽头和耕地的起点），他瞥见了与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将唤起他的贪婪的生活方式。在其土生土长的草原上，冬天是寒冷的，冬季的草原是西伯利亚泰加森林气候的延续地带；夏季十分炎热，因为夏季的草原是戈壁滩气候的延伸地。为牲畜寻找牧场，游牧民必须爬上兴安岭、阿尔泰山或塔尔巴哈台山脉。唯有春季把草原变成了一片草木茂盛的平原，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中，对牧群和牧民来说，春季是最美好的季节。一年中的其余时间，特别是冬季，游牧民的目光都是转向南方温暖的土地，在西南方是向着伊塞克湖，即“热海”；在东南方是向着黄河流域肥沃的黄土地。并不是说他要尝试着像对待耕地一样地耕种土地，当他占有耕地时，他本能地让它处于不生产的休闲状态，土地变成了草原，为他的羊群和马群生产牧草。

    这就是13世纪的成吉思汗的态度。征服北京地区以后，他的真正**是使河北平原上肥沃的玉米地上升到牧地的地位。然而，尽管这位来自北方的人对耕耘一无所知（直到14世纪，突厥斯坦和俄罗斯的成吉思汗后裔们仍是纯游牧民，他们愚蠢地洗劫着已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市和改变灌溉渠道使土地荒芜——就农民说，至少是不要按时付钱），但是他对都市文明中的机械产品和令人愉快的事情赞叹不已，并作为掠夺和洗劫的目标。他被温和的气候所吸引，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相对的温和，因为对成吉思汗来说，北京令人难受的气候似乎也令人松懈，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夏。同样地，他打败了札兰丁之后，故意避开就在他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像是魔窟。无论如何，他对舒适的文明生活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当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和大不里士宫殿时，他们随即开始堕落。但是，只要游牧民还保持游牧精神，他就把定居者只看成是他的农人，把城市和耕地看成他的农场，对农人和农场进行公开勒索。他骑在马背上沿着古老帝国的边境巡游，检查从那些比较欣然地按规定行事的人们上交来的定期贡赋，或者当受害者鲁莽地拒绝支付时，在突然袭击中掠夺不设防的城市。这些人像狼群——狼不正是古代突厥人的图腾吗？——徘徊在鹿群周围，扑向它们的咽喉，或者只是拾起那些迷途的和受伤的野兽。凶猛掠夺和勒索定期贡赋（就天子而言，定期贡赋被委婉地说成是表示亲善关系的礼物）交替出现，大体上已成为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7世纪中突厥－蒙古人与中国人之同关系的固定模式。

    然而，从游牧民中有时也会产生杰出的人物，他及时得知定居帝国的腐朽状况（这些狡猾的野蛮人像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人一样非常熟悉中国帝国宫廷内的拜占庭式的阴谋）。他将与中国的一派或者一个王国签订盟约以反对另一派，或者与篡位失败者签订盟约。他将宣布自己及其部落是帝国的盟邦，在保卫帝国的借口下进入帝国边境地区，在一代或两代之后，他的孙子们已充分具备了中国人的外表，采取了大的行动，泰然自若地登上天子的王位。在这一方面，13世纪的忽必烈的功绩只不过是4世纪的刘聪和5世纪的拓跋人的重复。又过二、三代后（如果不被某次民族起义赶出长城的话）这些中国化的蛮族们除了丧失蛮族性格的坚韧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乐腐化外，从文明中一无所获，现在轮到他们成为蔑视的对象，他们的领土成为那些还留在他们土生土长的草原深处的、仍在挨饿的其它游牧蛮族垂涎的战利品。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出现。在5世纪，拓跋人站在匈奴人和鲜卑人的肩上消灭了他们，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在12世纪，在契丹人（一支完全中国化的蒙古人，自10世纪以来他们就是北京的和平的君主）的北面，女真人崛起，他们是通古斯人，几乎还处于原始状态，在几个月之内他们夺取了北京城，结果轮到他们受到中国的影响，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恰好一个世纪以后被成吉思汗灭掉。

    欧洲也与亚洲一样。在俄罗斯草原（它是亚洲草原的延伸部分）上，也经历了类似的连续性：在阿提拉的匈人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他们属芬兰－乌戈尔种人，具有匈奴贵族的强硬）、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库蛮人和成吉思汗的后裔。同样地，在伊斯兰境内，在伊朗和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征服者中，伊斯兰化和伊朗化的过程与上述征服“天朝”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征服者的中国化过程—一对应，在这里可汗成了苏丹和国王，正像在东方他成了天子一样；像在中国一样，他很快就让位给另一些来自草原的、更加粗野的可汗们。在伊朗也可以看到征服、继承和毁灭这一类似的过程，伽色尼突厥人之后，紧接着是塞尔柱克和花刺子模的突厥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帖木儿王朝的突厥人和昔班尼王朝的蒙古人，更不用说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以箭一般的速度来到了穆斯林地区的外缘，取代了在小亚细亚的、垂死的塞尔柱克人的残余，由此迅速地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征服拜占庭。

    因此，比约丹勒斯描述的斯堪的纳维亚更高一级，大陆亚洲可以被看成各民族的策源地和亚洲的日尔曼尼亚，在民族大迁徙中注定要把苏丹和天子呈献给古文明帝国。草原游牧部落的这些定期性袭击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地理规律，草原游牧部落的可汗们登上了长安、洛阳、开封或北京的王位，登上了撒马尔罕、伊斯法罕或大不里士的王位，登上了科尼亚或君士坦丁堡的王位。但是，还存在着相反的另一种规律，它通过古代文明地区使游牧入侵者发生缓慢的同化过程。这种现象与所期望的一致，具有双重性。首先存在着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因素。这些野蛮的牧马人作为相当分散的贵族被淹没在这些密集的居民中，即远古的人口稠密地区。其次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中国和波斯文明，尽管被征服，但反过来征服了野蛮的和末开化的胜利者，令他们陶醉，使他们麻痹沉睡，最后消灭了他们。在征服之后常常只需要50年，生活继续着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中国化和伊朗化的蛮族首先起来保卫文明，反对来自蛮族之地的新攻击。

    公元5世纪，洛阳的拓跋族君主把自己看成是中国耕地和文化的卫士，反对所有的蒙古人：鲜卑人或者是希望重建业绩的柔然人。12世纪，正是塞尔柱克人桑伽“密切注视着”阿姆河和锡尔河，反对来自咸海或伊犁地区所有的乌古思人或喀喇契丹人。克洛维和查理曼的故事再现于亚洲历史的每一页。正像罗马文明在奋力抵抗撒克逊和诺曼日耳曼主义时，在被它同化的法兰克人中发现了后备力量一样，中国文明在5世纪的这些拓跋人中发现了它最好的支持者；而阿拉伯－伊朗的伊斯兰国家也知道上文提到的勇敢的桑伽是最忠实的拥护者。这些中国化和伊朗化的突厥－蒙古人作出了更好的榜样，他们完成了古代王中之王或者是天子们的事业。库思老或哈里发未能取得的胜利，即获得巴昔留斯王位和正式地进入呈索菲亚，被他们的意外继承者、15世纪的奥斯曼国王，在穆斯林世界的欢呼声中完成了。同样，汉唐两代希望建立“泛亚洲统治”的梦想，是由13世纪和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和铁穆耳·完泽笃为了古老中国的利益，通过使北京成为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和小亚细亚、高丽、西藏和印度支那的首都而实现了。因此突厥－蒙古人在为他们效力中只是挥舞他的剑就征服了这些古文明地区。担负起统治之后，他像古代诗人笔下的罗马人一样统治着这些具有古文明的各族人，与他们的传统和他们长期的抱负保持一致。从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这些统治者在他们的中国政府里，执行了中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纲领；在伊朗－波斯世界，实现了萨珊朝和阿拔斯朝向君士坦丁堡的金色圆屋顶的进军。

    实施过统治的民族、取得过帝位的民族是很少的。像罗马人一样，突厥－蒙古人是其中的成员。